民国时期上海的消费观折射社会进步

【想入非非】

20世纪前期上海人注重穿衣的现象，和18世纪英国社会出现的奢侈消费非常相像。

据我观察，在“衣食住行”四项中，今天人无疑最看重“住”。你住哪个地段、住什么房子往往决定了你的阶级。其次可能是“行”，现代人买豪车代步，再有钱的买私人飞机乃至游艇。至于衣食两项，反而越来越不被看重。

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出了名的爱炫耀，但唯独在吃饭这上面，他和平民老百姓一样每天啃汉堡喝可乐，丝毫不觉得掉价。

但是在民国时期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流行的价值观却不是如此。在许多上海人看来，人生三大要素中，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

居住在上海的鲁迅更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

鲁迅解释：如果你穿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你的入门劵，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有大大小小的西装店数百家。西装如何穿，穿得是否合乎体态，反映了个体对上海都市生活的融入程度。甚至在一些较为西化的大学和公司，入学和入职时还需要交纳身着西装的照片。一些负担不起全套定做西装的穷学生，只有到虹口吴淞路买旧西装穿。

而等到西装变成上海所有阶层男性的日常服饰后，上流社会又掀起长袍马褂的复古风潮。后来，一种“下穿西裤，上套长衫”的中西合璧式穿法，又成为新的流行。

传统的看法是认为，这种服饰奢侈消费说明了社会的畸形，但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原因就是中国的其他地区当时社会结构太过于固化，唯独上海滩，虽然混乱无序，但却提供了普通人阶级上升的一丝可能。

如果仔细观察民国时期屡屡兴起的对奢侈服饰消费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其实是中下阶层努力地在服饰方面向上层靠拢，穷小子把家底倒空去买奢华服饰当然不值得鼓励，但是要能通过买一身廉价西装，获得新的工作和赚钱机会，这又是很正常的做法。

中下阶层开始梦想和上层的生活品质靠拢，在过去也许叫“不安分”，在今天我们却应该称之为“有梦想”。

其实这种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17-18世纪，不少英国的中下阶层也开始花钱为自己添置漂亮服饰，面对这一现象，道德家们忧心忡忡，忧心的主要内容是“无法将女仆和女主人区分开，因为她们的服装太像了”。

因为服饰从来都不仅仅是关乎美学和保暖，从古代到近代早期，不同种类的社会都用立法来把奢华服饰消费限制在社会上层，以此强化严格的身份结构。皇族与官僚之间，官僚与官僚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商贾与农民之间，在着装上均有明确的区别。

而在17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富裕起来的英国人开始挑战这种规则。到18世纪，英国成长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745年，一名法国人谈到英国农场主的帮工时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他的妻子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

写出了《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他那个时代的“时髦男人”每天换两次衣服，衬衫的料子每码高达10—20先令。而在过去，这些人一周能换二次衣服，穿价格只有现在一半的衬衫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前期上海人注重穿衣的现象，和18世纪英国社会出现的奢侈消费非常相像。中下阶级开始渴望生活品质的进步，人人都有野心向上爬，这样的社会终究还是比每个阶层均“各安天命”，如同凝固在琥珀里的停滞社会要更进步一些。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