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委会议要求重视新增长极 支持有潜力领域和地区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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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委会议要求重视新增长极 支持有潜力领域和地区加快发展

8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会议,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充分挖掘投资需求潜力,探索建立投资项目激励机制,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敢于担当、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高度重视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改造、社会服务等领域和新增长极地区的发展。

在本次会议上,金融委肯定了当前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各类风险整体可控,但对比今年7月20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的表述出现重要变化,并给出了一些新提法。

这是继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之后,中央层面再次强调要支持部分重点区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求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延续和调整,原来多以板块、行政区域为重点,未来将更加重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区域为重点,推动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

支持重点地区和领域加快发展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与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部署相一致,金融委会议也圈定了深挖投资需求潜力、提升城市群功能等内容。

“金融委的会议,主要是调动金融资本的积极性,在防风险大背景下,金融机构存在不作为、害怕风险的情况,会议明确提出国家投资方向和重点,以增进金融资本的信心。”国家发改委投资所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吴亚平表示,当前城镇化阶段,我国投资潜力需求很大。充分挖掘投资潜力,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化发展规律,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要加大投资力度,要把有限的投资重点放在包括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等方面。因为,这些既是人和要素汇集的地方,也是需要提高资源承载能力,潜力比较大、效益比较好的地区。

从行业领域来看,并不是所有领域都要加大投资,要顺应市场发展方向,包括对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补短板领域,以及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等领域投入,以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对高质量生活的需要。

“从稳增长角度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有很大潜力,尤其是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行业。”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其中特定地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自贸区等;特定行业包括基础建设、先进制造业、传统行业和社会服务业等。金融机构要在这些地区和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创新服务模式,以更好地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区域空间上也要推进高质量布局,这要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中央的意图很明显,要促进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突出中心城市、城市群等的引领带动作用,资本要重点支持有增长潜力的地区,对于这些优势区域要给予重点支持,包括土地管理更有灵活性、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技术适度集中等,来推动这些地区的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融会重点支持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像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地有很多潜力,这些地方财政实力比较强、新兴技术发展空间很大,未来也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资金也比较看好这些区域。

“区域布局上会有差异。一线城市的资金实力、技术创新基础更好,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西部的一些省会城市,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可实现错位发展。”唐建伟表示。

近期,支持重点区域发展的政策不断推出。

8月30日,《关于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推出,旨在将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打造成为“要素资源最集聚、体制功能最完善、市场主体最活跃”的经济增长极,包含财税金融、土地、产业、人才、管理权限等系列特殊支持政策。

锁定城市群等有潜力地区

“原来多按东部、中部等区域板块为主,目前可能会更加重视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后续配套政策可能会相应调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我们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延续和调整。

张林山表示,未来会把政策用来促进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而不是“撒胡椒面”、不加区别的方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因为发展比较早,土地开发强度很大,像深圳已经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未来要支撑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土地等资源保障。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已经明确为或者将支持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从省级政府部署来看,更多省会城市无疑是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根据我国十三五规划,将建设19个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

在各地人才新政等多因素推动下,多个重点城市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代表着地区经济的活跃。2018年人口净流入数量超过20万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西安、杭州、成都、重庆、郑州、佛山、长沙。

据恒大研究院统计,19个城市群2018年GDP占全国比重达88%,人口占全国比重为75%,城市群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

“城市群的发展,要跟人口流动、产业流动、资本流动等相一致,以现有的城市群为基础形成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比较正确的道路。”张林山表示。

从现有城市群运作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优势明显,引领带动作用强,区域政策调整后,是否会影响部分中西部城市有潜力地区的发展?

张林山认为,不用过度担心,这只是大的区域引导,产业聚集还是要顺应市场发展。东部地区产业转型更快,布局更多高精尖、面向国际竞争、代表整个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产业。中西部重点区域也可布局一些面向国际竞争的产业,但大部分还是在一些相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发力,先把经济规模做大、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当前重点。

张林山表示,中西部人口这么多,下一步发展仍然需要土地、金融等要素来支撑。

发改委城市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区域布局调整后,能带来新的投资机会,比如增强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都需要金融机构给予重点支持。

财货政策配合逆周期调节

时隔一个多月,8月31日金融委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中,对于整体政策走向的表态已从“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改为了“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

会议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稳健货币政策,在“流动性合理充裕”之外增加“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和“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二是强调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有效结合;三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挖掘投资需求潜力(包括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改造、社会服务领域、新增长极地区5个重点方向)。

市场分析认为,这也意味着下半年财政政策还会继续发力,货币政策易松难紧。

“从货币政策上看,近期央行的操作一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认为下半年央行在总量上‘放水’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结构方面则会有所强化。”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

邵宇认为,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PPP领域可能再度加强,二是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三是可能会通过地方债发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信贷来对旧城改造、大型基建等项目进行配合,定向支持。

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和投资者保护两方面,会议主要讨论了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体系,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等问题,核心是要增强股权融资,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吸引长期资金入市,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大股权资本的供应,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监管也多次强调以科创板改革为突破口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培育各类机构投资者,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市创造良好条件。而在此过程中,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则是股权资本建设的基础,此后包括上市公司治理、违规行为处罚等监管力度都是加强。”邵宇表示。

多种新型资本工具服务实体

“珠三角小微、民营制造业发达,小微民营企业是我们分行最重要的客户,占了上半年分行信贷投放的70%以上。上半年贸易摩擦对我们地区的传统制造业的确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也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毛利率高、有科技含量的小微制造业是我们的重点扶持对象。”珠三角地区某国有大行二级分行副行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工商银行行长谷澍也在2019年工行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工行将继续坚持支持实体经济,做到在信贷投放总量上平稳有序,适度增长。在结构上,工行则会更加注重确保对国计民生重点项目的资金供给,特别支持和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大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同时继续加强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并控制好信贷风险。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目前资本充足率问题已成为多家银行扩张的一大门槛。

从近期多家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来说,部分股份行、城商行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压力较大。如中信银行截至2019上半年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5%,低于系统性重要银行9.5%的标准。

央行也在《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18年经济下行和社会信用收缩压力一度加大,信用收缩成为制约经济金融运行的主要矛盾,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受到资本约束。对此,本次会议也指出,鼓励银行利用更多创新型工具多渠道补充资本,真正落细落实尽职免责条款,有效调动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积极性,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全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温彬表示,目前众多金融机构也都在尝试不同的新型资本补充工具,如优先股、永续债,通过这些新型资本工具,金融机构可进一步夯实资本实力,解决“能贷”问题。有了资本以后,金融机构还需要落实授信尽职免责,以解决“敢贷”问题。此外,还需提高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积极性,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解决“愿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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