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在50周岁到来的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目光投向了贫困社会。无论是探寻贫穷根源的阿比吉特·班纳吉，还是试图了解穷人经济生活的艾丝特·杜芙若，抑或是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麦尔尔·克雷默，都在贫困——这个全人类探索已久的道德话题之下兢兢业业。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主题以来，这个曾经饱受“是否对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质疑的奖项，似乎越来越来关注人类。

从班纳吉到克雷默

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丝特·杜芙若是夫妻，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迈克尔·克雷默则在哈佛大学任职。班纳吉为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获得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

出生于1972年的法国经济学家艾丝特·杜芙若，是目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研究中，她试图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目的是帮助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她曾在卫生、教育、金融包容、环境和治理等领域工作。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他获奖时为51岁。

同时，杜芙若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此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研究，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相较于前两者的麻省理工学院背景，迈克尔·克雷默有些不同，现任哈佛大学发展社团盖茨教授。克雷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表现出色，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并为麦克阿瑟奖学金获得者和总统学院奖学金获得者。在最近的研究中，克雷默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并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

“阿比吉特·班纳吉教授、艾丝特·杜芙若教授、迈克尔·克雷默教授，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评委会给出了这样的颁奖词。

从本质到细枝末节

为什么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穷人于水火之中？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在2013年与克拉克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共同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班纳吉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关于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包括把这个问题分成更小、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在官网的新闻稿中，评委会道出了三位经济学家的获奖理由。

从细微处入手更利于看到问题的本质。杜芙若与丈夫班纳吉以及哈佛的印度裔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创立的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就是从实际出发、拆解贫困问题的典例。

该实验室研究地主要在印度和肯尼亚，目的在于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实施反贫穷计划。这一实验室集合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大规模田野实验。比如在一些研究中，杜芙若发现，在印度北部，当给采取疫苗注射措施的家庭奖励每家一袋小扁豆后，家庭成员注射疫苗率从5%上升到40%。

克雷默也有过类似的田野试验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曾和同事利用实地实验，测试了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教学效果的干预措施。

成果不止如此而已。评委会指出，三人研究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而这些，只是这项发展经济学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

除了试验，三位经济学家也有过贫困问题的反思。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不仅探寻了贫穷的根源，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

从策略到实证

作为诺贝尔奖项中最年轻的后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自1969年以来，已颁发了50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共有81人获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但正是这份不同，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曾被质疑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中“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经济学家的贡献被认为不见得名实相符，而获奖最多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也不存在“处理金融灾难的知识系统”。

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曾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采取的“公关策略”。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实证议题的关注开始增加。去年，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因为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贡献获得该奖项。彼时，正处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焦虑席卷全球之际，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他们设计出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目前关于创造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最基本以及最紧迫的问题。”

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安格斯·迪顿因为对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这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实证化的诺贝尔奖，未来这样的诺贝尔奖可能会越来越多，”彼时，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汀·沃尔弗斯直言。而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近人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全球仍有7亿多人维持在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在新闻稿中，评审委员会坦言，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