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樊纲、李稻葵、黄益平…多位学者齐聚“会诊”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怎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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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樊纲、李稻葵、黄益平…多位学者齐聚“会诊”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怎样调整?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金融供给体系也要发生变革以适应实体经济的新需求。

2019年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18日在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举行,本次论坛是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政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会上,多位嘉宾围绕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模式下,金融体系也需要相应地作出调整,尤其是未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这就需要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融资会在中国的融资体系中超过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有专家认为,由于金融结构的调整不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快,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融资体系依旧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担任主力军;但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加快转型和创新,以更好地服务民企、小微企业。

以下是证券时报记者梳理的本次论坛重磅嘉宾的讲话要点:

高培勇:今年财政政策在三方面实现转型创新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在会上表示,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研究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开放等任何经济问题,在以往所沿用的思维惯性、政策调控惯性基础上要加上一道“过滤器”,不仅要盯总量问题,还要关注结构问题;不仅要盯需求问题,还要考虑供给问题;不仅要盯政策改革的总量效应,还要看结构效应;不仅要盯短期目标,还要把视野拉长;不仅要盯效益,同时也要算好成本账。

高培勇称,经过过去多年的摸索,我国对高质量发展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认识。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稳增长的意义就特别的凸显。在这种新形势下,该如何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不加区分的回到高速增长的路上,延用过去熟悉的办法,搞总量刺激和需求管理;另一个是立足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盯主要矛盾和主线,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当中面临的问题,侧重用供给侧改革的办法实现稳需求、稳增长。

“前一种办法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但相对于以往其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且副作用极大。后一种办法是经过长达六七年时间的摸索,是最终选择的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高培勇称。

那么,在高质量发展的选择下,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开放该如何做?高培勇认为,改革开放不能延用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是要立足于转型创新。就财政政策的转型创新来说,去年宏观政策方面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新要求,加力提效的侧重点落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要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三个观察点:一是减税降费、二是扩大投资、三是赤字弥补。

具体来说,在减税降费方面,今年在总量和结构效应兼容的条件下,减税降费走出了一条新路。以往盯的是总量效应和需求效应,但这次不仅如此,还是要盯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因此,该如何结合?一是减税降费要有明确主体,以往是企业个人一起减税,只要减税就能带来总需求的增加;但今年的减税降费明白无误地提出要给企业减税降费,而非不加区分的减税降费。二是减税的税种有变化,以前是减所得税,因为所得税离需求效应更近;今年主要针对增值税,因为给企业减税降费的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减税的重点放在与企业成本密切关联的税种上。三是以往减税是临时性的,注重短期效应;今年通过改革性的办法减税,直接降低税率。

在扩大投资方面,以往不论扩大何种领域的投资都可以促进需求。今年扩大投资目标是要有效和补短板,这相当于给投资套上了“缰绳”,这就会让投资的方向有了“讲究”。

在赤字弥补方面,以往弥补赤字或赤字的考量遵循的是全局管理,只要为了经济稳定,财政的收支平衡上可以不计成本。但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至少在一般公共预算成本,守住了财政赤字占GDP不超过3%的底线,但同时在实际运行层面,地方专项债获得相应的扩大。为何要这样考虑?因为既要稳需求稳增长,同时也要防风险,后者最重要的考量是稳住社会的预期。

樊纲: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过度保险等三大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会上指出,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金融机构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一个要看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从后一个指标来看,金融业还需要更好的研究实体经济,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避免过度保险,以及贯彻五大理念对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金融机构应该更好的研究实体经济,研究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樊纲指出,实体经济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发展机遇,风险和机遇是共生的,要平衡高风险与高收益,抓住市场机遇,适当承担一些风险。

讲到中国的实体经济,樊纲举例,投资者都在找风口,找最高精尖的东西。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短板,一些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比如精细化工等领域,长期需要资金,很需要金融支持。金融业不应只关注尖端的东西,而要寻找可能不在风口的隐性冠军。

樊纲指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还有金融业过度保险的问题。现在银行对实体经济很少有信用贷款,多数是抵押贷款,这让实体经济承担的风险比较大。人民银行要求银行业提高信用贷款的比例,提高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目的就在于此。另外,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层层加码来防风险也需要关注。风控很重要,但要避免过度防风险。

樊纲建议,金融业要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寻求新的平衡,寻求金融和实体经济新的平衡点。金融业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也要打破刚性兑付政策的扶持和保护,加大竞争的参与度,更好的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樊纲指出,另外,金融业还要关注各行各业承担多重目标的问题。比如在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时,金融业的任务,主要是宏观稳定等,但实际上金融与就业、发展、环保、共享经济、扶贫等都密切相关。此外,在对开外放过程中,金融业出台开放政策最密集的,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大于任何其他行业。发达国家金融业比较发达,在这个领域推动力很强,面对这样的局势,我国金融业需要认真思考发展战略,具备更了解本土市场的优势,就要善于抓住本土市场的发展机遇,这是在开放条件下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杠杆。从而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也为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稻葵:金融体系调整是中国度过经济隐痛期的关键

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观点)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隐痛期,隐痛期调整的关键在于金融,何时金融体系调整到位,才能度过隐痛期。而金融体系调整的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化解存量不良资产,一是加大金融产品创新。

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分季度看,第三季度增长6.0%。对于GDP增速第三季度回落至6%,李稻葵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仍是稳中有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会必然经历降速过程。对于有观点担忧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他认为,6%的增长速度会比未来经济稳定增长速度还要低一些,这也是当前所需要付出的经济转型成本。

李稻葵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这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历程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业正在调整,从过去的快速扩张转型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增长必须要减速,必须要着力化解过去积累的呆坏账,相应的,也会带来新增信贷的放缓。

“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中,要消化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呆坏账。国外也是如此,比如印度也正在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这直接带来了印度经济的减速。”李稻葵称。

金融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李稻葵认为,一方面,金融体系要加大不良资产的化解力度。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地方债务两方面,前者不良资产的化解工作做得较好,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例如,目前各个省都建立了针对企业不良贷款化解的资产管理公司。现在需要下大功夫化解的是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总量是可控的,但需要重组,因为有一部分地区因为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其债务需要重组化解。”李稻葵称。

至于该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李稻葵建议,一些存量地方政府债务要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来,由中央政府承接;同时,通过机制建设约束地方政府今后的举债行为,实现地方政府的轻装上阵。在剥离现有地方债务的基础上,为地方政府基建投资所需的融资创造新的金融产品。

李稻葵表示,过去地方政府承担了很多公益性、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来这种类型的基建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一部分要通过财政税收获得,另一部分需要金融创新,创造新一类债权,这类债权的期限通常是20-30年期,且可以分层,即有的是可以由政府提供担保,有的是无担保,这些信息都有明确告知投资者。

纪志宏:银行和监管都要优化 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在会上谈到了银行业如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纪志宏认为,适应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要优化银行管理的体系和风控的模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金融监管及法治环境,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机制,产品创新,风险防控等方面,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的变革,需要紧密结合数字经济的需求,改善金融的服务水平。

纪志宏表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日益凸显出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仅是数字经济本身,而且整个经济运行的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金融方式的手段以及相应的市场结构都会变化。竞争合作的关系,利益格局,也在加速调整,无论对监管还是银行自身的管理模式都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从银行自身看,数字经济发展背景,资金需求很大,也有很高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形态和传统的经济有所不同。数据具有天然的流通属性,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很小,扩张的倾向明显。数字经济在不断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同时,也潜藏着特定的风险。作为管理风险的行业,金融业必须与时俱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打造全面风险监控的智能风控的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处理好创新和风险的平衡关系。

纪志宏表示,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从网贷第三方支付到助贷联合放贷,以及虚拟数字货币等领域,市场创新和乱象并存的背后,也凸显了数字经济崛起包括监管在内的治理冲突,同样需要加大科技的应用。纪志宏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监管富有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职责,可以借助新的监管方式,及时获取监管的数据和需要的监管报告,这样也可以减轻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的合规成本和压力。

二是试点监管制度,逐步积累经验,可以不断的拓展金融科技创新的边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从低风险业务向高风险业务放宽创新的边界,推动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鼓励不同的机构开展科技合作,同时也要加快完善相关的法规,鼓励大银行和小银行,为小银行科技赋能,以及银行与科技机构之间规范助贷,放贷,联合设立科技公司,推动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促进专业的分工与合作。

此外,纪志宏表示,从国家层面来看,关键是解决法治和市场化环境,当前有些问题变得非常突出,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政府和市场,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平衡,市场准入退出方面,都需要在健全的法治下进一步规范。

黄益平:间接融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服务实体的主力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对经济增长而言,如果说过去经济发展是以数量型增长为主要特征,那么未来就是要走向质量导向的增长。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做出改变。而高质量的金融发展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支持新的金融形态和新的金融产品发展,但也要平衡好创新和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传统金融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如何对这类机构进行改革以服务新的经济发展需求成为当前的迫切。

黄益平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低成本优势一去不复返,随着成本水平的变化,经济增长模式也要改变,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多要依靠创新。二是人口模式变化,过去中国劳动人工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现在进入相反阶段,这会带来需求的改变。三是逆全球化的抬头,未来能否依靠外部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很大挑战。

“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来说,要走向质量导向的增长。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的改变。”黄益平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比较丰富,经济发展需要匹配最优的金融结构。客观讲,今天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过去经济的粗放式扩张,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是没有问题的。但之所以现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出现困难,如民企小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凸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企小微成为创新主力,但银行如果还用抵质押品来作为贷款投放的主要审评标准是没用的。

为适应上述经济增长发生的变化,有观点建议金融体系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包括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以服务民企小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支持创新。然而,黄益平则认为,金融结构的变化不如经济结构变化得快。在一个经济体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比重受各方面因素影响。要接受在可预见的未来,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还要继续发挥很大作用,但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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