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后，还能靠什么？
提起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人们很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日本。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8年十年间，日本人口年度增长率均为负值，2018年最甚，人口同比减少0.2个百分点。实际上，除了日本，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目前都正在经历较为严重的人口负增长，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进而影响劳动力供应、社会保障、产业结构和消费等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讨论热度长期居高不下。
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
人口红利源自对“东亚奇迹”的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在研究东亚经济1970-1995年间的高速增长时发现，人口结构的转变可以解释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增长。2002年，两人正式提出“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其含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形成低抚养比、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社会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抚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高。在学界，抚养比低于50%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重要标准。
尽管今天看来，日本的生育率让人糟心，但这个国家也曾有过较长的人口红利期。资料显示，1963-2005年，这42年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时期。其中，1991年，日本的抚养比达到最低点。1986-1991年，恰恰是日本经济的泡沫增长期，此后，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泡沫破灭后经济下滑甚至衰退），与其人口红利的走势吻合。
韩国也曾有过人口红利。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出现人口的爆发性增长。1955-1963年间，该国新增人口758万，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1960-1996年，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被称为“汉江奇迹”。
在中国，社会总抚养比在1990年首次向下突破50%，人口红利的窗口就此打开。随后20年间，抚养比持续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2011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抚养比开始由降转升。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人口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经济想要实现跳跃式增长会比较难；在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的时候，人口则可以成为助推因素。但是，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的绝对性因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生产的影响以及对消费、储蓄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整体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在保证就业的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不会构成负担。此外，对于家庭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带来储蓄的增加，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或消费，则后两者也将受益。
劳动力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相对年轻化的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会促使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更多优势，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易低成本招工，产品定价也因此可以更具优势。
红利消失后靠什么
大体上，人口红利带给每一个国家的好处是类似的。而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到来，人口短缺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冲击也基本一致：劳动力不足、消费削减、养老负担加重、市场萎缩等。
人口红利一旦结束，人们自然想到经济问题，比如如何避免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提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人口增长率，还有投资、技术进步率。实际上，如果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一定程度可以缓解甚至弥补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进入工厂提供劳动。”陈友骏如此强调。
“日本就是这样过来的。2010年开始，日本人口总数长期持续下降，他们就是靠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基本动力，以刺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这样回应《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避免老龄化的手段也并非没有，最直接的就是人口政策，比如鼓励生育；或者通过移民政策鼓励海外人口向本国迁移。
陈友骏说：“日本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它一直没有开移民的口子。日本虽然鼓励生育，效果却有限。比较来看，德国做得好一些，它通过引进外来劳工成功弥补了本国人口的不足。”
对此，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德国能够比较成功地解决人口增长不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利用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吸引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人才流向本国。另一点是，很早以前，德国就有意识地引进土耳其（非欧盟成员国）劳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德国全部人口的5%左右为土耳其人。”
丁纯还对记者强调，人口红利消失后，国家可以有引导性地发展老年经济。以欧洲为例。在欧洲，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已经很高，尽管相对来说，老年人不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但经历过几十年的积累，这部分人的储蓄比较客观，消费实力较高。“老人不等于贫穷的人，相反，很多老人已经没有负担，到了开拓精神世界的时候，比如旅游，而这一点是可以被引导的。”
张季风则指出，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且其老龄化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日本对老年人群体非常重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障制度。在日本，不少零售企业顺应老年人的需求，设计独特的产品和产业布局，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便利了老年人群体。
提起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人们很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日本。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8年十年间，日本人口年度增长率均为负值，2018年最甚，人口同比减少0.2个百分点。实际上，除了日本，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目前都正在经历较为严重的人口负增长，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进而影响劳动力供应、社会保障、产业结构和消费等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讨论热度长期居高不下。
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
人口红利源自对“东亚奇迹”的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在研究东亚经济1970-1995年间的高速增长时发现，人口结构的转变可以解释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增长。2002年，两人正式提出“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其含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形成低抚养比、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社会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抚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高。在学界，抚养比低于50%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重要标准。
尽管今天看来，日本的生育率让人糟心，但这个国家也曾有过较长的人口红利期。资料显示，1963-2005年，这42年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时期。其中，1991年，日本的抚养比达到最低点。1986-1991年，恰恰是日本经济的泡沫增长期，此后，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泡沫破灭后经济下滑甚至衰退），与其人口红利的走势吻合。
韩国也曾有过人口红利。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出现人口的爆发性增长。1955-1963年间，该国新增人口758万，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1960-1996年，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被称为“汉江奇迹”。
在中国，社会总抚养比在1990年首次向下突破50%，人口红利的窗口就此打开。随后20年间，抚养比持续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2011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抚养比开始由降转升。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人口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经济想要实现跳跃式增长会比较难；在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的时候，人口则可以成为助推因素。但是，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的绝对性因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生产的影响以及对消费、储蓄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整体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在保证就业的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不会构成负担。此外，对于家庭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带来储蓄的增加，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或消费，则后两者也将受益。
劳动力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相对年轻化的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会促使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更多优势，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易低成本招工，产品定价也因此可以更具优势。
红利消失后靠什么
大体上，人口红利带给每一个国家的好处是类似的。而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到来，人口短缺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冲击也基本一致：劳动力不足、消费削减、养老负担加重、市场萎缩等。
人口红利一旦结束，人们自然想到经济问题，比如如何避免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提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人口增长率，还有投资、技术进步率。实际上，如果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一定程度可以缓解甚至弥补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进入工厂提供劳动。”陈友骏如此强调。
“日本就是这样过来的。2010年开始，日本人口总数长期持续下降，他们就是靠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基本动力，以刺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这样回应《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避免老龄化的手段也并非没有，最直接的就是人口政策，比如鼓励生育；或者通过移民政策鼓励海外人口向本国迁移。
陈友骏说：“日本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它一直没有开移民的口子。日本虽然鼓励生育，效果却有限。比较来看，德国做得好一些，它通过引进外来劳工成功弥补了本国人口的不足。”
对此，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德国能够比较成功地解决人口增长不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利用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吸引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人才流向本国。另一点是，很早以前，德国就有意识地引进土耳其（非欧盟成员国）劳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德国全部人口的5%左右为土耳其人。”
丁纯还对记者强调，人口红利消失后，国家可以有引导性地发展老年经济。以欧洲为例。在欧洲，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已经很高，尽管相对来说，老年人不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但经历过几十年的积累，这部分人的储蓄比较客观，消费实力较高。“老人不等于贫穷的人，相反，很多老人已经没有负担，到了开拓精神世界的时候，比如旅游，而这一点是可以被引导的。”
张季风则指出，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且其老龄化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日本对老年人群体非常重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障制度。在日本，不少零售企业顺应老年人的需求，设计独特的产品和产业布局，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便利了老年人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