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新技术使金融机构等边界变模糊 原有的监管方式难保持一致性
WEMONEY讯 11月18日，在2019北京国际金融安全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发表主题为“理解金融科技时代的金融安全”的演讲。
杨涛提出，可以有两个大的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一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金融安全问题，另外一个角度是从金融系统自身的角度看金融安全问题。从国家角度看金融安全问题面临的不仅仅是金融自身的事情，既有开放条件下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又有国与国之间在金融之外的一些政治的角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非金融因素甚至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体系稳定性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间接也跟金融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国家金融安全问题首先是在当前各国都绕不开的一个主题。聚焦到金融本身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又在不同的层面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从金融的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金融最基本的要素层面，可以看到原有的概念、边界和共识都在慢慢变模糊。
“正如随着新技术涌现而来互联网金融时代已经使我们看到，原有的金融机构的边界、金融市场的边界、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边界也都变的模糊了。正是出现了这种模糊与原有的监管规则、监管方式难以保持一致性，所以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新现象不断展开新的探索。”杨涛表示，他还举了四个例子阐述当下出现的新现象。
一是在金融领域持牌金融机构跟大量的导流机构、技术机构、风险控制机构等等做各种各样的合作，这种合作的边界就产生了原有产品与服务的模糊性，值得我们重新来探讨安全的边界在哪里。
二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征信体系与金融信息、金融软硬件设施等都是整个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它们的安全问题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系统未来能否健康可持续的运营。
三是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经济见证类中介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虽然不是主流的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包括各种各样的会计、律师、评估等等中介组织。如果它们出了问题，肯定会给整个市场的安全和稳定性带来巨大影响。
四是基于反洗钱跟反恐、技术跟业务规则的标准、债务与资产的安全等等，所以在判断金融安全的时候，跟这些新技术、新的规则联系起来，首先要聚焦究竟关注哪些层面的安全问题，由此再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如何理解金融科技时代的金融安全？杨涛从为什么管、管什么、谁来管、何时管、怎么管等五方面进行阐述。
关于“为什么要管”，杨涛认为，面对安全与风险，无论是基于监管的角度、基于政策的角度、还是基于行业的角度总是要应对这些问题，要适度的管理风险来推动金融相对安全的前行。那么究竟为什么管？这就是所谓的政策目标、监管目标或者说金融安全科技创新与发展的目标问题，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
“归根到底，我觉得为什么要管？其实这个过程都是为了进一步的探索未来对于风险与安全的容忍度在哪里，因为金融本身不是说没有任何风险就最好，这肯定是不可能的，风险天然就是金融所有进行活动的最重要的源泉，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探索金融风险容忍度的过程。”杨涛说。
众所周知，当前，我们国家整个金融领域最大的任务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杨涛认为，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的视角不同，就决定了风险管理、监管的安全究竟有哪些优先秩序的选择，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判断当中是挺难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当前进行这种目标选择。在此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对技术中性的扭曲，尤其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如果对于一些在金融领域可应用的潜在技术，有一些特别的偏好乃至于造成扭曲的话，某种程度上对于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不一定是最优选择，这是需要注意的。
杨涛表示，面对金融科技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用到金融领域，多种多样的AI模型、深度学习用到金融领域，能否保证技术的可解释、可验证性？有些人说技术拿过来足够拟合金融当中的现象得出结论就可以了，但是在现实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金融领域还是有差异性的。“用大白话说就是怎么样用新技术+新金融能够足够说人话，能够有足够信息使得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管什么”，杨涛提出，通过哪些要素嵌入到金融安全的讨论当中，首先绕不开的是风险要素，需要甄别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关的特征，比如新技术+新金融的创新，背后所隐含的是不是具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还是非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以AI+金融为例，在大量的智能投顾、投研发展过程当中，监管部门也在担心，如果未来模型采用的参数具有高度一致性，是否在市场波动当中会加大顺周期风险？这就有一些所谓潜在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另外，杨涛认为，传统的金融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还是全新的基于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环境下的风险特征又是不一样的。正如过去关注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时候关注的是那些大而不倒的机构，但是随着长尾市场快速的发展，晚而不倒似乎又是关注的重要特征。此外，内生性的金融风险还是外生性的着眼点又不一样，是纯粹技术风险导致的需要关注的安全问题还是非技术风险？最后究竟是金融风险还是非金融风险？
“现在希望金融领域对于安全问题进行风险管理，但归根到底很多情况下不是金融安全问题，是非金融问题，也不是金融监管部门能够解决的。正如在股市上出了这么多问题，仅仅靠证监会做一点行政处罚、顶格罚款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背后大量问题都是在金融之外。这也是我们在理解‘管什么’的时候需要甄别的。”杨涛说。
杨涛介绍，在风险的背后现在国际上有两个大的视角，一个视角是经过穿透从过去的主体监管逐渐过渡到功能监管，就是新技术+新金融究竟是哪些产品、哪些功能特征。另外一个视角有一点中国特色，比如近期央行金融科技规划重点其实是规范跟约束的持牌金融机构，间接衍生到纯技术企业身上。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要做金融业务就要持牌，如果转向技术类企业就遵循着技术企业如何跟持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的规则。这个是我们国家“管什么”的思路，从风险的角度再穿透到背后是关注产品与功能还是关注主体，这应是一个重要视角。
关于“谁来管”的问题，杨涛表示，在明确了管的目标、管的对象之后，要确定谁来管，这也是重中之重，可以关注到的是里面包含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监管部门与经济主管部门的协调问题，还有中央与地方、多层次的监管协调问题。那么，大家都希望管好，目标也进一步清晰，但是都困在“谁来管”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出现的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它们或者是发生在监管的交叉地带，或者在监管的空白地带，这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然而，杨涛也提出，当然在新技术环境下，完全要依靠现有监管者的力量和监管资源来完成对新技术、新金融的挑战，实际上也是比较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利用大量的所谓外包、第三方的监管技术来支撑，更有意思的，未来大家还在探讨是不是在原有的规则体系外来探索利用加密算法这种新兴规则的约束。
关于“何时管”的问题，杨涛表示，监管介入、政策介入的时机同样也非常重要，是事前、事中、事后还是全流程的进行监管，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把整个流程都在整个政策与监管的全面监控之下，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掌握。但是这更多是一个理想化的状况，因为监管本身还要考虑成本收益，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角力。所以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众多监管部门、众多学者都希望能够有效的利用新技术来判断系统性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是当真正危机到来的时候多数的所谓理论分析都已经失效，因为现实当中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基于金融角度的思考，而背后有政治资源的角力和人性的问题，众多问题都产生一些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杨涛指出，各国的面向新兴的金融科技的安全与监管都会考虑一个先松后严还是先严后松的问题。先松后严可以给一段探索的时期，留出让“子弹”飞的空间，但是如果说这个空间飞得太远有可能收不回来，最后只能是“一刀切”来整治了。先松后严还是先严后松是一个监管周期的把握问题。
关于“怎么管”的问题。杨涛认为，无论是从监管者的角度谈论监管科技还是推动被监管对象促进合规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为了利用新技术解决现有监管当中的一些短板跟难题，包括现场监管能力的不足、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资源的稀缺等。大量的难题都困扰着现有的监管模式，而新技术有助于缓解这些矛盾。
有观点认为，可以利用监管科技解决现有监管当中的所有问题。但杨涛表示，这是很难的。“因为归根到底现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很多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可能在于补短板的内容，我们利用新技术优化监管模式只是一个着眼点，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还有大量的短板。比如，人的短板、信息的短板、标准化的短板，当这些短板你不具备解决能力时候，用再高大上的技术+模式和方法都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杨涛举了一个例子，“现在中央在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的改革，大量的一些领域其实在金融信息的统计方面就没有形成准确、精准的一些所谓的共识，当你还不了解这个市场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产品、它的风险怎么样、资金流动怎么样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大量所谓的怎么管的创新容易造成盲人摸象，这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细节。”
最后杨涛总结，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预防出问题，而要做风险监管、金融安全的监管，更为重要的是为未来金融的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创新生态与发展模式，这个可能长远来说对金融安全更加重要。
未来金融包括新科技环境下的金融体系如何健康安全的发展？杨涛认为离不开十个方面的要素，包括人才、技术、数据、场景、资本、产业、监管、政策、硬件、文化。从长远来看，要解决了上述短板才能真正促进所谓在新金融环境下、新技术环境下金融的健康安全的发展。（WEMONEY 曾仰琳/编辑）
下附杨涛发言：
杨 涛：谢谢王院长的主持，也非常高兴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跟各位朋友、嘉宾分享一下我对于今天这样一个主题的思考。我自己围绕今天的主题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谈一些我所认为思考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的时候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大的题目叫《理解金融科技时代的金融安全》。
首先金融安全这个概念大家谈的非常之多，但是金融安全的概念、共识和边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我们都知道金融最本身面对的就是风险与不确定性，把风险与不确定性与金融安全连接起来究竟从哪些视角可以切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新的技术变革、随着众多的制度规则也都在变，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实际上它的概念内涵一直在不断的变，也一直在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挑战和现象。归纳来说，首先我觉得理解金融安全可以有两个大的层面，一个大的层面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金融安全问题，另外一个角度是从金融系统自身的角度看金融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从国家角度看金融安全问题面临的不仅仅是金融自身的事情，既有开放条件下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又有国与国之间在金融之外的一些政治的角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非金融因素甚至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体系稳定性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间接也跟金融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国家金融安全问题首先是在当前各国都绕不开的一个主题。
聚焦到金融本身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又在不同的层面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从金融的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这样一些金融最基本的要素层面，可以看到原有的概念、边界和共识都在慢慢的变的模糊了。正如随着新技术涌现而来互联网金融时代已经使我们看到，原有的金融机构的边界、金融市场的边界、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边界也都变的模糊了。正是出现了这种模糊与原有的监管规则、监管方式难以保持一致性，所以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新现象不断展开新的探索。
比如在金融领域持牌金融机构跟大量的导流机构、技术机构、风险控制机构等等做各种各样的合作，这种合作的边界就产生了原有产品与服务的模糊性，就值得我们重新来探讨安全的边界在哪里。
再比如还有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征信体系与金融信息、金融软硬件设施等等，这样一些其实都是整个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他们的安全问题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系统未来能否健康可持续的运营。
再如，有些人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经济见证类中介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虽然它不是主流的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包括各种各样的会计、律师、评估等等的一些中介组织。如果他们出了问题，肯定会整个市场的安全和稳定性带来巨大影响。在股市和资本市场当中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
再比如，还有基于反洗钱跟反恐、技术跟业务规则的标准、债务与资产的安全等等，所以我们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我们判断金融安全的时候，跟这些新技术、新的规则联系起来，首先要聚焦我们究竟关注哪些层面的安全问题，由此再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面对安全与风险，无论是基于监管的角度、基于政策的角度、还是基于行业的角度总是要应对这些问题，要适度的管理风险来推动金融相对安全的前行。那么究竟为什么来管？这就是所谓的政策目标、监管目标或者说金融安全科技创新与发展的目标问题，这是首先我们需要解决的。
当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金融创新都会面临效率、安全的翘翘板，也会面临增长的数量与功能与结构之间的权衡问题。但是这里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关注为什么要管金融风险、为什么要促进金融安全的时候，我们可能某种时候需要确定一个目标的优先秩序选择。正如我们宏观政策面临宏观目标的时候，有时候不同目标之间其实是有矛盾跟冲突的，目标的优先秩序选择决定了下一步改革与创新首先需要选择的方向。比如多数国家在近些年来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关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这个视角出发考虑后续的一系列工作就有一些差异性的定位。归根到底，我觉得为什么要管？其实这个过程都是为了进一步的探索未来我们对于风险与安全的容忍度在哪里，因为金融本身不是说没有任何风险就最好，这肯定是不可能的，风险天然就是金融所有进行活动的最重要的源泉，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探索金融风险容忍度的过程。
再比如，基于我们国家当前的特征整个金融最大的任务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的视角不同，就决定了你的风险管理、监管的安全、究竟有哪些优先秩序的选择，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判断当中是挺难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当前进行这种目标选择。
当然在此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对技术中性的扭曲，尤其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对于技术、对于一些在金融领域可应用的潜在技术，有一些特别的偏好乃至于造成扭曲的话，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于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不一定是最优选择，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且还是要面对金融科技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用到金融领域，多种多样的AI模型、深度学习用到金融领域，能否保证技术的可解释、可验证性？有些人说技术拿过来足够拟合金融当中的现象得出结论就可以了，但是在现实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金融领域还是有差异性的，用大白话说就是怎么样用新技术+新金融能够足够说人话，能够有足够信息使得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明确金融安全风险监管的同时首先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由此再引出下一面的工作。
第二层面的事情就是究竟我们具体要管些什么，通过哪些要素嵌入到金融安全的讨论当中，首先绕不开的是风险要素，如何认识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关的特征呢？这也是需要甄别的，比如你看到的这些新技术+新金融的创新，背后所隐含的它是不是具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还是非系统性风险，同样以AI+金融、相联系，在大量的智能投顾、投研发展过程当中，监管部门也在担心，如果说未来模型采用的参数具有高度一致性，是否在市场波动当中会加大顺周期风险？这里面就有了一些所谓潜在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另外你是传统的金融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还是全新的基于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环境下的风险特征这又是不一样的。正如过去关注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时候关注的是那些大而不倒的机构，但是随着长尾市场快速的发展，晚而不倒似乎又是关注的重要特征，再比如是内生性的金融风险还是外生性的着眼点又不一样，是纯粹技术风险导致的需要关注的安全问题还是非技术风险？最后究竟是金融风险还是非金融风险？我们现在希望金融领域进行的一些风险管理一些安全问题，归根到底很多情况下不是金融安全问题，是非金融问题，也不是金融监管部门能够解决的，正如在股市上出了这么多问题，仅仅靠证监会做一点行政处罚顶格处罚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背后大量问题都是在金融之外。这也是我们在理解“管什么”的时候需要甄别的。
当然在风险的背后我们需要看的，现在国际上有两个大的视角，一个视角是经过穿透从过去的主体监管逐渐过渡到功能监管，就是新技术+新金融究竟是哪些产品、哪些功能特征。我们看到巴塞尔委员会这两年不断在做一些全新的研究，慢慢的大家也都通过穿透式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金融产品的创新，并不是说金融产品的创新主导者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当年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科技现象做分类的时候是把数字货币放在支付结算类里面，延续了当年大家研究电子货币这样一个路径，但是在实际不同的监管者面对数字货币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把它放在所谓支付结算类产品当中作为所谓监管的界定。比如说美国的CFTC，我印象当中最早是对比特币进行表态的，它把它作为大宗商品，后来众多监管者都作为加密数字货币/数字资产来管，这就是做了穿透，看它究竟背后应该管什么。
另外一个视角有一点中国特色，其他国家现在也再灌注，从主体角度完全绕不开，比如近期我们知道央行金融科技规划重点其实是规范跟约束的持牌金融机构，间接衍生到纯技术企业身上。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你做金融业务就要去持牌，如果你转向技术类企业就遵循着技术企业如何跟持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这个是我们“管什么”的思路，从风险的角度再穿透到背后你是关注产品与功能还是关注主体，这应是一个重要视角。
第三个视角是“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明确了管的目标、管的对象，要确定谁来管，这也是重中之重，起码大家可以关注到的里面有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有监管部门与经济主管部门的协调问题还有中央与地方、多层次的监管协调问题那么众多情况下我们都希望管好，目标也可能进一步清楚了，但是都困在“谁来管”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出现的一些问题众所周知，或者是在监管的交叉地带，或者在监管的空白地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当然在新技术环境下，完全要依靠现有监管者的力量，它的监管资源来完成面对新技术、新金融的挑战，实际上也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用大量的监管技术的所谓外包、第三方的支撑，更有意思的，未来大家还在探讨是不是在原有的规则体系外来探索利用加密算法这种新兴规则的约束。同样这些都是面向未来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进一步思考的。
下一个问题是“何时管”的问题，因为监管介入的时机、政策介入的时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事前、事中、事后还是全流程的进行管，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把整个流程都在整个政策与监管的全面监控之下，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掌握，但是这更多是一个理想化的状况，因为监管本身还要考虑成本收益，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角力，所以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监管部门、众多学者都希望能够有效的利用新技术来判断系统性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是当真正危机到来的时候多数的所谓理论分析都已经失效，因为现实当中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基于金融角度的思考，而背后有政治资源的角力，有人性的问题、众多问题都产生一些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各国的面向金融科技新兴的安全与监管都会考虑一个你是先松后严还是先严后松。
先松后严可以给一段探索理解让子弹飞的空间，但是如果说这个空间飞的太远有可能收不回来，最后只能是一刀切来整治了。
先严后松很多东西就没法做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按照现在欧元区考虑的PSD2支付服务指令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银行业持牌金融机构如何跟第三方的机构包括支付企业进行合作的问题，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能否调用银行的数据接口做会计做网关，如果说欧元区到现在为止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多年以来已经在现实当中相对宽松的让这样一些创新在不断的往前走了。
所以一个先松后严还是先严后松值得我们考虑，这是一个监管周期的把握问题。
最后一个是涉及到“怎么管”的问题，怎么管，现在大家谈了很多，无论是从监管者的角度谈论监管科技还是推动被监管对象促进合规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为了利用新技术解决现有监管当中的一些短板跟难题，哪些难题呢？现场监管能力的不足、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资源的稀缺，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难题都困扰着现有的监管模式，新技术有助于缓解这些矛盾。当然有些人认为可以利用监管科技解决现有监管当中的所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因为归根到底现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很多问题是在这里可以思考，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可能在于补短板的这些内容，我们利用新技术优化监管模式只是一个着眼点，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还有大量的短板，什么短板呢？人的短板、信息的短板、标准化的短板，当这些短板你不具备的时候，你用再高大上的技术+模式和方法都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
仅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央在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的改革，我们大量的一些领域其实在金融信息的统计方面，就没有形成那么准确、精准的一些所谓的共识，当你还了解不清楚这个市场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产品、它的风险怎么样、资金流动怎么样，这种情况下大量所谓的怎么管的创新也是容易造成盲人摸象，这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细节。
最后总结一点，除了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之外更重要的不仅仅是出了问题或者说预防出问题而要做风险监管、金融安全的监管，更为重要的是为未来金融的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创新生态与发展模式，这个可能长远来说对金融安全更加重要。从系统上来解决未来路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扭曲，如果一旦出现了扭曲，踏错了周期，这个风险肯定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大的安全问题。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未来金融包括新科技环境下的金融体系如何健康安全的发展，个人认为离不开十个方面的要素关注：包括人才、对技术本身、数据、场景、资本、产业、监管、政策、硬件、文化，这十个方面的要素似乎都是绕不开的，简单多说一句，人才，人才大家谈的非常之多，个人认为在金融科技时代对于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一方面是体现在你的专业化程度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而不是很多人所人为的需要进一步的复合型人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金融科技时代真正的复合型人才通才是很难的，很难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专才，而你要避免被AI和深度学习所替代，只能在原有的专业化技术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化能力。所以人才无论对于监管和行业来说都是重中之重。
另外一个视角，人才还绕不开对于职业道德、社会责任这样一些最基础的能力的所谓把握，过去这些年我们都在推动金融科技新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人才的快速成长，但是我觉得对于职业道德、社会责任这些方面反而重视有所不足，我们追求的是技术迅速的改善现有的效率，迅速的融资、迅速的变现，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对于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强调的有所不足。
归根到底长远来看我们要解决了这些短板才能真正促进所谓在新金融环境下、新技术环境下金融的健康安全的发展。以上是这点粗浅的分享，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