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邓普顿：企业治理在新兴市场的重要性

成效显著的企业治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健康的控制、激励和价值体系应当增强管理上的纪律与规范，从而引导企业走向长远。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企业治理通常对股票估值有影响。被视为欺骗投资者的具有不良行为或政策的企业通常在市场上大打折扣。而治理上的改善则赋予这些企业获得重新评级的机会。

鉴于新兴市场在全球金融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地位，新兴市场的企业治理已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新兴市场的治理标准普遍落后于已发展市场，令某些投资者因此望而却步。一些新兴市场力图弥补治理方面的差距。我们看到两大主要驱动因素在发挥作用。首先是继企业治理失败引发的经济风暴和企业丑闻之后响起的警钟。 对于某些过度借贷的经济体和企业而言，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个中部分原因正是在于松懈倦怠的治理。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增强了过度负债和监管无效带来的危险。 其次是希望进入主要市场指数和吸引更多资本。对于关注于指数纳入的经济体而言，治理尺度是必须满足的一系列标准中的一个特征。金融市场的准入性、效率和透明度，以及监管体系的强度，只是指数提供商评估的其中一些因素。

大量资本流入可能会给那些无力应对资本流入的国家和地区带来麻烦。东亚市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当时它们过度依赖短期美元借款，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播下了种子。导致此次危机有众多相互关联的原因，而孱弱无力的企业治理正是其中之一。

在市场监管不足、内部控制宽松和基于关系的贷款文化背景下，银行积累了过热行业和高杠杆企业的风险敞口。只要资本保持流动，从表面上看，市场似乎风平浪静。但是，流动性的突然回撤引发了破产，并使银行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 亚洲金融危机是受冲击最严重的经济体进行治理改革的强大催化剂。例如，韩国有几家家庭控制的大型综合性企业或财阀纷纷倒闭。复杂的所有权结构、集团内部的贷款和担保，以及其他糟糕的做法使一些财阀能够轻率地借款和投资。紧跟着亚洲金融危机，陷入困境的财阀只有被迫进行重组。韩国因此加强了其金融监管和监督框架，并引进了提升企业内部治理的措施。

在亚洲金融危机大约十年之后，银行系统再次陷入重重压力。然而，这次的影响更加广泛。危机始于二零零七年美国次贷市场的崩盘，很快导致美国和欧洲采用过度杠杆投资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金融机构崩溃。恐慌蔓延至整个跨境金融系统，引发了已发展国家和地区与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紧缩。此次危机的背后是多重治理失效，包括银行风险管理不善和缺乏效率的监管。

全球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的政策反应。例如，作为全球银行监管标准制定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旨在增强银行业弹性的《巴塞尔协议 III》框架。协议提高了银行监管资本金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包含有关健全的风险管理及充分的信息披露要求。 尽管危机并非始于新兴市场，但它为这些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修复一直存在的治理缺陷创造了动力。

总体而言，治理改善与融资渠道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经营业绩增强和企业估值提高之间的相关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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