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昆明的师生饭馆

【松下闲眺】

同学们笔下不仅记学生饭馆，也记教授饭馆：“在昆明，大学教授合股作买卖，已是平淡如家常便饭。”

周松芳

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附近因应师生的需求，开出不少大小餐馆。沈从文在给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独生女儿陈小滢的信中就说道：“我这里住的地方，附近约有廿个小馆子，全是联大教师学生照顾。”这还只是他的住处附近，余斌教授粗略统计吴宓先生光顾过的大小餐馆，就不下百家！就这百十家馆子中，就有几家是联大师生所开；当时，国事蜩螳，联大师生也是生计维艰，课余设法帮补生计，师生们也是各出奇招，开饭馆茶馆成为选项之一。

吴宓先生可能是西南联大下馆子最多的人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孤身一人西来，又兼作为少数几个部聘教授之一，待遇相对较好，还有些稿费演讲费等额外收入。汪曾祺先生在《吴雨僧先生二三事》中说：“文林街和府甬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取名‘潇湘馆’，挂了一个招牌。吴先生见了很生气，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执拗的脾气，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加一个字，叫做‘潇湘饭馆’。吴先生勉强同意了。”

有心的同学当年即已记下那些学生饭馆轶事：“许多同学因为家在远处，汇款不通，生活费用只好自己设法。因此有一些同学在课余从事小本的生产工作，有人在校门口开了一爿馄饨店，生意也还不错。有一回，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到西南联大来训话，并提到教育当局正在筹划救济学生，演讲完毕出门上汽车的时候，在校门口给那爿馄饨店的主人拦住，说：‘请陈部长尝尝我们同学亲手做的馄饨店的味道，并且可以打对折，不收小账。’结果使得那位刚说过要救济学生的教育部长啼笑皆非。”同学们的笔下不仅记学生饭馆，也记教授饭馆：“在昆明，大学教授合股作买卖，已是平淡如家常便饭。在市中心区，正义路一带有好几个食品店与书店，是这样经营起来的。”

上面例举的都是学生开的饭馆，余斌教授说：“教师里也有做点小生意的。外文系教授陈铨出头主办教授食堂，实行会员制，参加的人除缴饭费外还要缴点入会费，看来属非营利性质，不算经商。”不过也具有的饭馆的雏形。又说：“同系助教杨西崑(五六十年代做过台湾地区的重要官员)开了昆联社饭馆，这就是经商了，本校师生常在那里请客，生意还行。”也即说这就是地道的饭馆了。时任联大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后来回忆说：“（联大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出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园代销。据她说，初次送货去的时候，还不敢说姓梅，只说是姓韩。”可算是间接参与饭馆经营。又说：“还有一家眷属在云南大学及联大附近，开了一个小馆子。”也是名正言顺的饭馆。

晚清以来，中国人开饭馆，在海外被认为是伟大的创造性伟大的创造。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1919年撰述的《建国大纲·孙文学说》中就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故“近年华侨所到之地，则中国饮食之风盛传。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而且“中国烹调之术不独遍传于美洲，而欧洲各国之大都会亦渐有中国菜馆矣。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是知口之于味，人所同也”。西南联大师生们的以开饭馆作为工读或工教选项，也可谓不负总理遗训吧。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