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经济长周期下行压力持续，但底部已不远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19年，有人认为“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这一年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结构性去杠杆的压力仍在，A股大盘在3000点徘徊……但是，我们也看到资本市场力度超强的大改革，注册制试行、科创板开板、重组上市“松绑”、证券法修订通过、“富摩”扩容、沪伦通开通、外资限制放开提前……

我们相信，2019年绝非“最差”的起点及“最好”的终点。2020年还有无数种可能，且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伟大的可能。

时代财经邀请中国最具影响力、最活跃的金融机构的高管、投资家、经济学家，为2020年那些无数伟大的可能，分享他们的智慧。

以下是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博士对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预判，以及对发展和投资如何实现战略平衡提出的建议。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博士

步入2020年，市场心态似乎仍颇为踌躇。近两年频繁的“黑天鹅”潮，让很多人都彷如“惊弓之鸟”，经济何时到达底部的疑问仍萦绕在大家心里。

在L型经济的周期下，时代财经专访了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博士，请他谈谈2020年发展和投资如何实现战略平衡。

在杨成长看来，这三年的经济可以概括为一句话：“2018年新一轮经济下行压力充分暴露；2019年系统布局了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和启动较大力度逆周期调控的政策体系；2020年的总体基调将是保持政策力度和方向，释放政策效能，巩固发展成果。”

经济下行底部不远

杨成长认为，“自从2012年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以来，转型过程始终遵循‘传统高增长的各类需求相继回落，同时伴随经济结构和动力转变’的基本规律。撇开去产能通过价格变动对宏观数据的扰动作用，中国经济一直稳步下行，逐步寻找转型周期的底部。”

在他的观点里，这轮周期调整起码会超过十年。“这轮周期调整是针对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甚至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根本性调整。调整的深度、广度和厚度都是空前的。”

杨成长进一步指出，“从表现形式看，这轮经济调整首先表现为各种传统高增长需求几乎无一漏网相继回落，同时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根本转变。”不过，“从需求结构调整来看，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完成。”

他分析，中国经济出现长周期下行压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内部因素：

“一是政府和市场主体合作创造巨大市场需求的能力和潜力大幅度下降；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导致的部分消费领域过快增长开始退潮；三是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中国失去了低端制造业的绝对成本比较优势。”

不过，杨成长表示，“在出口、工业、基础设施、汽车以及房地产等所有高增长需求都大幅度下行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合理轨道之中，依然保持全球大国第一增长率，不能不说是创造了历史奇迹，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只要房地产消费和投资能软着陆，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区域就能够逐步坐实，目前距离底部区域已经不远。乐观估计在未来两年逐步回落并稳定在5%以上的底部区域的概率比较大。”杨成长说道。

经济触底回升的四个条件

杨成长认为，当前既需要适时运用逆周期政策，降低经济下行的冲击力，熨平发展速度；更需要着眼未来，创造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客观条件。经济要真正实现触底回升，还需要创造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政府要形成创造市场需求的新能力，要从旧领域中的“三合力”转化成新领域中的“三合力”。

杨成长解释，未来政府需要在个人消费、民生服务和科技创新上，创造和催生新的市场需求。这是决定未来我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关键。

“我国经济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同时需要扩张社会需求，扩大市场潜力。在巩固和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和工业投资需求的基础上，政府急需要寻找到撬动国内消费、社会服务和科技创新这三大新需求的杠杆，推动这些需求潜力加速释放。”杨成长说。

第二，要让民营经济重新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力量。

杨成长认为，需要大力度减税降费，扩大金融支持，努力降低要素成本，更需要推动民营企业认清经济转型大方向，彻底摆脱家族型低成本制造业的经营理念和模式，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是社会制度，不是家族私有财产。企业的价值在于选择企业家来有效组合和管理要素，创造超额价值。股权控制权不等于企业经营管理权。

第三，要深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形成科创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环境。

杨成长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更是推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微观制度。新一代信息革命，推动我国市场经济从物质资本驱动转向知识资本驱动；从不动产要素主导的传统要素市场体系，转向以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动产要素为主导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从物要素对活劳动的支配转向活劳动对物要素的运用。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要形成财产最安全、产权最明晰、资本最多元、制度最长久、政策最稳定、市场最公正、信息最透明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人才、技术、信息、数据等动产产权市场。”杨成长称。

第四，要形成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贸易重新快速增长。

杨成长提出了七个“要”。

要适应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需要，建立新的贸易规则，推动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开放；

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市场对低成本高质量的工业品的需求仍然是主体，降低工业生产成本的手段和方式还有很大空间。中国生产高质量低成本的消费品仍然具有全球综合比较优势；

要对现在的特殊关税区进行归类和调整，自由港、自贸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国际产能合作区等；

要通过营商环境的国际比较，引导民营企业客观分析中外经营环境的差异，鼓励民营企业立足中国开展国际化生产布局，避免盲目迁移带来的问题；

要重新寻找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优势和位置；

要在完善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科技方面新的深度合作方式；

要在高端和中端制造业上形成中国的特有竞争优势。

“中国在人均GDP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时候，决不能只依靠国内市场来发展。”杨成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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