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广州鼠疫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

【张口直言】

鼠疫通过100年的时间逐步从云南烟土商道传播到了广州，并由广州十三行的商业活动传播到了全世界。

张峻恺

鼠疫，又称黑死病。众所周知，鼠疫曾在欧洲中世纪期间在欧罗巴大陆上肆虐，曾经夺走了1/3欧洲人的生命。对于欧洲人来说，鼠疫是恐怖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欧洲人潜意识与文化当中。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很少看到中国关于鼠疫的历史记载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鼠疫曾多次危害中国人的生活，最近的一次中国鼠疫大流行出现在19世纪末，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关于19世纪中国鼠疫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比较公认的是，最早的鼠疫病例出现在1770年左右的云南西部。虽然18世纪的云南还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但是鼠疫还是通过100年的时间逐步从云南烟土商道传播到了广州，并由广州十三行的商业活动传播到了全世界。

1894年，广州暴发了严重的鼠疫。当时的广州已经被《南京条约》打开了门户，有大量的洋人长期居住在二沙岛一带。对于生活在广州的洋人来说，中国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是不充分的，因为广州政府没有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华人当年的居住环境确实非常恶劣，居住环境不仅拥挤肮脏，生活还与老鼠和跳蚤共存。由于没有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也没有隔离患者，最关键的是广州当时的政府没有建立污秽和垃圾清理系统，造成了水的二次污染和排泄物传染。

另外，当时清朝广州政府的疫情行政策略主要还是以饥荒预防为摹本，地方官主要职责是向上反馈疫情报告，开展现场调查和发放药物。但是在疫情暴发阶段，有迹象表明，当时广州清政府所能调集的药物和灾害资源仅仅能满足当地皇室和官员。而对于广州整个疫情期间的市民救援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广州当地华人精英组织，如仁济、广济各种善堂为病人免费施医送药、提供食物、甚至提供免费棺材。

中国人的儒家传统观念在鼠疫传播中也起到了负面作用。由于儒家的“亲疏”、“孝道”等观念，导致一个居住在一起的大家族，如果有家属其中一人患鼠疫后，其他的家人必须按传统观念对其进行居家照顾。而且，在家属患鼠疫去世后，由于儒家对死者的各种仪式传统，导致这些鼠疫患者无法及时下葬，甚至还会停尸在家里一段时间，导致一个大家族被传染鼠疫的概率极高。

必须承认，欧洲当时的公共卫生观念确实要比中国先进。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点的广州，这次暴发的鼠疫至少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以下几个启示：

1、间接推动了中国维新与新文化运动：广州鼠疫的严重性，让部分在粤进步华人看到了欧洲文明对公共卫生及文明的先进性，如康有为在其1895年《万言书》中强调了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对中国人民的重要性。进而在广州华人精英的领导下，推动了之后的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2、推动了现代卫生与公共设施的建设：鉴于广州鼠疫部分华人看到的现代公共卫生经验有效性，随后在1910年中国东北暴发鼠疫期间，北洋政府明确以德国和日本公共卫生制度为蓝本，并建立了西式的巡警与卫生部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洋政府的现代化改革；

3、推动中医的理论变革：虽然中医的基本理论都是“气”平衡，但是具体到广州的鼠疫，中医实际上发现传统的伤寒学派无法控制疾病的扩散。为此，在广州的中医出现了一派吸纳了西方医学的温病学派，强调通过控制和隔离“外邪”，对鼠疫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1894年的中国处于历史大变革时代，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方面让国民意识焦虑，另一方面也打开了进步国民看世界的观念和角度。如同欧洲中世纪鼠疫之后欧洲人开启了科学之路和大航海时代，19世纪末的鼠疫实际上加快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作者系通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