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策动日企供应链多元化，中国制造可能面临连锁反应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离开，看起来很慢，但我们也要提防加速的风险。我们要小心躲避组合拳，全力化解连锁效应，尽可能避免虹吸效应

文 | 陈琛

看到各大媒体上发出消息，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了总额高达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一项抗疫经济救助计划。其中在政策文件的第四部分提出要建立强韧且具有弹性的经济结构，并直截了当的提出，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日本政府要大力支持将生产基地归还日本和实现多元化，并在形势结束后继续重建外部需求。

在这份名为《关于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紧急经济措施”》的文件中，提出了日本支援产业链重新构筑。对一些依靠单一国家生产的必需品、材料的制造商将生产工厂迁回日本国内进行补贴（中小企业补助率2/3、大企业1/2等）。同时，提高对生产口罩和酒精消毒液、防护服、呼吸机、人工肺等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产品的日本国内生产厂的设备整备补助率（中小企业补助率3/4，大企业补助率2/3）。此外，对高度依赖国外进口的药品原药等的国内制造厂的设备整备给与支持（补助率1/2）。进口产品、零部件中单一国家依存度高的产品，对向东盟国家等建厂的企业给予补贴寻求生产设备多元化（中小企业补助率2/3，大企业1/2）。降低、替代对单一国家依存度高的零部件、材料的使用量，组建依靠数据联通的快速、柔软的供应链，研发强化供应链的新技术的同时，做好稀有金属的储备工作。

根据一些国外媒体的解读，日本政府宣布将向生产转移回日本的公司提供直接贷款2200亿日元（20亿美元），为寻求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235亿日元。

虽然各种报道的解读更多强调日本为了推动制造业从中国的回迁，但是我们从日本政府相关发言和文件里的描述来看，目前的政策更多是针对供应链的多元化，并没有直接提出要把在中国的制造业搬回去，但该政策实施，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将会遭受巨大影响。

日本早已和中国建立起复杂的制造网络关系，截至2018年底，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 5万余家，实际到位金额1119.8亿美元，在中国累计利用外资国别（地区） 中排名第一。在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和产业界认识到，不应该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产业链的安全和多元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效率要重要。

一项政策的出台有多种因素，在疫情之前的2018年和2019年，我们就看到日本的企业明显加快的产业链布局的多元化。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TSR）依据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的全球数据库（World Base）以及该公司所拥有的日本国内企业数据库，就日系企业在华设立企业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共有1891家日系企业在中国设立了4380家企业。而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已经”或是“将要”离开中国……

在日系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感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摩擦给日系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一部分日本制造商正在重新审视甚至出现了转移在华生产的动向，而这一动向有可能从制造业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行业。2019年2月，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关于今后2～3年的在华业务方针，回答“增产”的企业占28%，较上年的41%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而回答“减产”的企业则增长一倍至10%。很多日企计划在东南亚的工厂实施增产，同时缩小对华投资。

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加速了这种多元布局的演化。根据日经新闻网在2020年4月的报道，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2019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展开相关问卷调查（JETRO海外经济调查）”显示，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大战，日本企业加速进军海外市场的步伐放缓。今后，在日本企业力争扩大业务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中，选择中国的比率大幅降低，选择越南的比率出现上升。

相比我们的邻居日本，我们在制造业上最大的战略性竞争对手美国，其在这两天的态度则更加昭然若揭。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日本政策的“启发”，还是早有预谋。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日本宣告消息的当天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提到美国也应为每家想要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负担搬迁费用。

周四当天，库德洛在《福斯财经网》节目上被问到，美国公司过分依赖中国，要做什么才能在疫情过后改变这种商业关系？他回答：“美国政府应当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

但是和日本不同，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作为区域性的运营总部，更多的是北上广写字楼的白领工作人员，美国制造更多是依靠中国本土的加工制造能力，比如苹果借助富士康开展大规模生产制造。许多在华的美国工厂，他们的存在也是更多的为美国在中国的整机企业提供服务，比如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他们更多作为供应链的一份子扎根于中国，我曾调研过几家在中国的美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当提到是否需要返回美国，他们说这一点并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看整车企业的行动和布局。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早已定型，似乎已经不再适合承接中国制造能力的回迁。制造业回流美国，不是简单的离婚、搬家、分财产，其中涉及到大量产业链关系的重构，一家企业的回迁远比一个家庭的移民复杂千万倍。新产能的建立也需要在美国聚集合适的土地、人力和技术资源，相比日本，美国的供应链重构其实是缺乏“中场支持”的，根据机工战略近年来的研究，美国的基础工业近年来已经出现明显的“衰败”，机加工、模具制造、铸锻焊等基础制造能力持续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肥沃的产业公地，有些物种移植回去也未必能生存。

以上关于美日制造业回迁的新闻，在各大媒体上都有非常详细的报道，英语和日语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挖掘第一手的情报和专家解读。相比撬动制造业价值兰所需要的力量，日本和美国政府拿出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这种逆全球化、“制造业离开中国”的动向我们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原因有三点。

其一、美国和日本仍然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先者，我们要小心他们的组合拳。目前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规模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同时制造业综合实力仍然处于全球领位置，除了供应链转移以外，他们还会施以技术链封锁、加大贸易摩擦等手段来形成组合拳。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远超美日，但是在全球供应链控制力和技术链的主导作用仍然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庞大的服装生产能力，但我们看到的工厂，很有可能在按照日本和美国企业的要求和指令进行生产，我们看到一些电子、机械产品源源不断的从国内工厂中运出，但是很有可能最终做系统集成的企业还是美国或日本企业，从中国搬走那么庞大的供应链不太可能，但是通过供应链搬迁战略、新的制造业生态关系构建策略，再加上技术链断流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局部领域出现干枯、萎缩，甚至衰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警惕。

第二、小心供应链转移的虹吸效应。一家大型企业的离开，很有可能会造成数十家中小企业的转移，当到达临界点时，制造业的转移会从政策推动转移为自发性的集体行动。我曾经调研过天津一家大型美资企业的转移，当时因为环保压力，他们整体搬迁到山东。这家企业的离开马上体现到了产业链上，首先给他做包装的企业也面临着关门，甚至包装上金属条的供应商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客户。还有几十家给他提供化工原料的供应商也需要转型、搬迁或者关门。甚至是企业周边的小卖部、服务设施都面临关门。这只是一家企业的微观视角，企业的转移一旦形成规模和趋势，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虹吸效应，到那个时候，甚至不需要美日政府的干预，产业链资源也会源源不断地向外转移，比如我们这几年看到的东北地区，部分企业的转移已经使得产业链转移跨过临界点，产业向外搬迁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第三、比起美国赤裸裸的宣言，更应该小心日本的步步为营。全球制造基地在近百年内经历了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东亚地区的转移，而亚洲地区目前也逐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网络，中国更是在近几年取代日本成为了网络中的中心，但是从整体来看，中日韩仍然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其实是东亚地区制造业快速崛起的重要基础。纵观汽车、机械、电子、船舶等复杂产品的制造，越来越多复杂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需要这三个国家作为主要参与力量合作完成，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富士康工厂里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最新款的iPhone手机，位于日本本土和中国的的近百家日资工厂也需要开足马力，日不停歇地向中国组装厂提供关键的元器件。日本本身具有强大的精密制造能力，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所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日本企业的离开可能会带带来严重的连锁效应，大量的日本企业存在于制造业的中场位置，如果他们退出或者疏离，中国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产业规模，而是基于供应链紧密合作效率优势，比如日本零部件的退出，很快就会反映到我们组装iPhone手机的成本和速度，然后也会影响富士康会不会将重心放在中国，最后会影响到其他零部件供应商的决策。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看起来很快，实则“很慢”，大量的核心技术我们仍然有待攻克，一些战略性产业还有待培养，还有一些关键领域的发展我们还很滞后，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使我们奔跑前行，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毕竟欧美日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离开，看起来很慢，但我们也要提防加速的风险。我们要小心躲避组合拳，全力化解连锁效应，尽可能避免虹吸效应。

希望我们的制造业在成功抵抗疫情的冲击之后，也能成功抵挡住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压力测试！

作者为机工战略工作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