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数字经济在危机中发挥大作用 新基建投资为其发展带来新高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巨大压力下，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势有何前瞻性研判？国家出台的一揽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如何实现稳就业稳增长的经济目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与凤凰财经连线时表示，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经济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他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持相似观点：最严重的冲击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黄益平分析，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突然而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资不抵债，而是流动性现金流的断裂。这将导致系统性的问题。这就是很多中小微企业在过去这段时间所遭遇的大的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它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此外，中小微企业贡献了中国城镇就业率80%以上。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支持社会稳定。这也支持中小微企业背后更重要的含义。
谈及经济增速变缓，黄益平表示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但仍有两个亮点。一是消费或成为下一轮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二是数字经济在危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新基建的投资将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嘉宾介绍：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邀请，我很荣幸参加今天凤凰网组织的云峰会，关于中国经济前景问题，我想分享三点看法，或者说我的观察。
我分享的第一点，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的经济等各个部分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差不多：最严重的冲击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以美联储为例，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但他们主要支持的，是所谓的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很多流动性以支持整个市场和系统。他们主要的关注点是不要发生系统性的崩盘。这一次美联储的政策同样是力度非常大，很快把利率降下来，甚至提供了几乎是无限购流动性的支持。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上次支持机构的重点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比如“华尔街”，而这次的重点放到了中小微企业，放到了老百姓身上。
我国也有类似体现，当然，上一次我们也没有遭遇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也还比较健康。这次虽然各个部门、机构都遭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但中小微企业所受到的冲击最大。我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呼吁，要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原因很简单，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的数量非常多，对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一方面它贡献了GDP的60%以上，对城镇就业贡献了80%以上，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说，如果中小微企业出现问题，就可能演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尽管中小微企业倒闭很常见，比如我国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是5年左右，即每年有20%的中小微企业倒闭，这是很正常的，但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复苏之前，由于特殊的冲击一下子一起倒下，那么很可能会演变成大批的中小微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今天看待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关注每一家企业会怎么样，而更多关注的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这一轮疫情冲击中，确实很多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大，比如，疫情最开始我们对疫情最严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并采取隔离政策。对于很多中小微企业来说，有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营业收入，以至于业务基本停滞下来了。但另一方面，开支确没有停下，这样对其现金流会造成很大冲击。过去企业退出了，主要是资不抵债从而破产，但如今这种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突然而至，发生的不仅是资不抵债，还有流动性现金流的断裂。如果现金流断裂，持续不下去，就会出现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就是很多中小微企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所遭遇的大的问题，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他，因为他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含义。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贡献了中国城镇就业率80%以上。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支持社会稳定，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在过去这段时间，央行、财政部，确实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提供流动性，甚至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流动性，这些都是直截了当的，跟美国、其他国家的央行的政策没有太大差别。当然我们流动性的提供在力度上相对来说比较有节制，这里和欧美的政策可能有一点差别。财政政策的做法可能也有差别，比如中国的财政政策在这一段时间可能对经济有帮助，可能对小微企业有帮助。最重要的在这段时间有三大政策，第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个是减税，第三个是公共卫生开支。因为很多地方都需要花很多的钱去控制疫情，这三大政策对小微企业也是直接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把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发达国家，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其他国家这段时间最多的，第一是直接支持企业保留就业，如果保证不解雇这个工人，就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这其实是为了让工人继续有工作。第二个是失业救济。第三个是直接现金支付。这三个政策方面可以直接看出来，他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要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政策目标是一样的，提供政策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减税，或者是公共卫生支持，都是同样的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帮助减免租金，减缓社保基金的缴费和财政部提供的一些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利息开支的补贴，这些都非常重要。
像这样的政策，应该成为现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的最重要的措施。重要原因就是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而这个活下去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活下去，老百姓也要活下去。因为危机突如其来，很多人都没有准备。所以要帮助他们活下去，这是首要一个经济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只有他们保持足够的现金流，保持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当有一天疫情控制住，就像我们今天两手抓，复工复产的时候这些企业还存活着，老百姓还有现金，这样的话经济复苏才会有条件。我们想象一下，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即便疫情控制住了，也没有消费的需求了。企业都已经倒闭了，工人都被解雇了，这个时候再谈经济复苏就会很困难。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这一次的经济复苏恐怕是个相对缓慢，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过去20年我们也受到过几次大冲击，举个例子，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在全球危机期间，我们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过去的做法基本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增加需求，稳定经济，稳定就业。这两个都是比较成功的。这次的冲击跟上次有点不一样，不同之处是一个是公共卫生危机，不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目前的冲击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政府下一轮还是会采取措施。把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做简单分类，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把风险病毒给控制住。目前为止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有效的。但客观地来说，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疏困，如何使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类似于过去的四万亿，或再之前为支持经济增长，政府提供很多开支来做固定资产的投资。
这次危机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关于政府应该支持什么样的建设的讨论，比如新基建，大城市、都市圈。我个人的判断，在下一轮的经济复苏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原因一是出口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经济一复苏就开始反弹，出口就恢复了，也许我们的出口的恢复会更困难一些。
前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内地民工接回来，这样制造业就可以开工，但开工后发现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就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否很快回到冲击前的状态，并不取决于做的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做的最糟糕的国家。当然我们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恢复经济。
此外，即便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也不可能再像四万亿那样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和十几年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很多学者和官员也在反思我们在2008年时候做的政策。当时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对的。但有没有过度的问题，有没有退出太慢的问题，引发了我们今天面对的一系列的经济金融风险，这些都意味着政府会出手，我相信会出手，但是这个力度跟过去会有一些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复苏会变得更加困难不太好说，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在往下走，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亮点的，我简单说两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消费也许会成为下一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经常开玩笑说，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创造过两个全球性的经济故事。我想分享这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中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决定国际市场状况，在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相对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市场，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个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场地，因为中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强。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一度经历了所谓的超周期，即10年、20年没有经济衰退，就是因为中国在不断的买大量的大宗商品支持国内的投资。
第二个亮点是，在这一轮危机冲击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疫情冲击，封城后很多活动都停下来了，但是我们线上的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比如，网购、像今天这样的线上会议，没有数字技术是不可能的。北大很多学生到今天还没有返校，但是我的课已经上过一半了，我们没有停止授课。类似的这些经济活动其实比比皆是。很多餐馆在疫情冲击期间开始做外卖，很多制造公司，线下的店关门了之后，把业务转到线上来，这样的故事很多。我把数字经济称作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起码缓冲了部分冲击。在数字金融领域就更明显了，很多网络贷款在疫情期间还线上进行，而实体银行门店，基本上都关门了。所以数字金融、数字经济确实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经过这一次疫情，我个人觉得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新基建是什么，就是投资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我分享的最后一点是，疫情过后，也许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但这只是我的初步猜测，到底会不会发生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这个风险是值得我们每个企业每个个人去关注的。这里的风险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去以后，逆全球化的政策会不会找到新的动力。因为有人说疫情冲击下过去的供应链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了，自己没有生产口罩，就很难获得足够的口罩。可能为了这样的事情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供应链放在自己身边更加放心，我并不认为由此我们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对于这样的风险，我们要足够重视，甚至在公共卫生冲击之前，我们一直谈论中美经济会出现所谓的局部脱钩，我现在认为是局部脱钩，但这个局部的程度会不会比疫情冲击以前更高一些。很多问题并不仅涉及经济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出于风险的管理，甚至因为政治的需要，但我们对于这个风险要有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风险是，如今危机来临，各个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美国日本欧洲等采取的几乎是无限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做了预测，疫情过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从105%上升到122%。我个人觉得大危机来临时，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无可指责，因为要防范的是系统性崩盘，但我同时也比较担心，危机过后退出这些不惜一切代价的非常规政策是很难的。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没有推出，经济也没有很明显的复苏。但不管哪一种情况，退出在政治上阻力比较大，宽松比较得人心，紧缩不太容易受到欢迎，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假如未来看到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的步履非常困难，甚至有人认为永远不退出，我们需要对此类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做充分估计，要预先准备应对举措。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