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之杰：中小企业创造80%的就业 恰是这些企业遭受的冲击最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否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如何打通货币政策传导阻滞，让流动性真正使企业受益，而不是淤积在某一个环节？中国金融行业如何加快有序对外开放力度，以及应对由此带来的冲击？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郑之杰5月9日与凤凰连线时表示，新冠疫情对全球与中国的经济冲击巨大，对全球经济冲击广、程度深、持续久。具体表现在疫情影响迅速波及全球，新冠疫情自年初大规模爆发以来，短短三个月时间，已笼罩全球绝大部分地区。
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极深，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和速度完全超过了以往，凡是疫情爆发的国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供给端的生产和需求端的消费均被抑制，实体经济运转几乎瞬间暂停，金融与实体同时遭受冲击，百年未有的黑天鹅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
郑之杰表示，新冠疫情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空前加大，原定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投资、消费与出口的三架马车大幅负增长，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面临挑战。另外，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导致银行系统资产端抬升信贷不良率，房地产销售也严重受挫，局部地区土地价格或将滑坡，进而导致银行抵押物的贬值。
民生领域，稳就业压力大增。第一，受疫情影响农牧业生产受到意外干扰，供需恢复平衡被推迟，这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人群遭到很大的生活压力，进而阻碍社会消费的恢复。第二，从企业用工需求看，中小企业创造80%的就业岗位，但恰恰是这部分企业，在疫情蔓延期间，遭受的冲击最大，大量中小企业因现金流、原材料与销售渠道断裂而经营困难。
郑之杰提出，加强新老基建建设能够有效应对疫情的冲击，并且符合未来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传统基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东部发达地区因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人均水平有所短缺，我国在公共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以下为发言实录：
嘉宾介绍：
郑之杰，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参加2020年“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云峰会。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动荡风险急剧升高的形势下，本次论坛围绕“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进行交流探讨可谓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下面我谈几点看法与大家进行交流。
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与中国的经济冲击巨大，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波及广、程度深、持续久，一是疫情影响迅速波及全球，新冠疫情自年初大规模爆发以来，短短三个月时间，已笼罩全球绝大部分地区。截至4月28日，确诊病例超过300万，病亡人数超过21万，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没有报告确诊病例。其传染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状的SARS，成为1918年大流感以后人类百年来第一次真正遭遇的全球大流行病。
二是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极深，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和速度完全超过了以往，凡是疫情爆发的国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供给端的生产和需求端的消费均被抑制。实体经济运转几乎瞬间暂停。金融与实体同时遭受冲击，百年未有的黑天鹅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MSCI全球指数曾在3月份一个月内暴跌超过30%。
新冠疫情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空前加大，原定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要实现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当年增速需要达到6.0%，然而从疫情现在的影响看，一季度GDP同比下滑了6.8%，投资、消费与出口的三架马车也大幅负增长。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面临挑战。
疫情蔓延期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势必导致银行系统资产端抬升信贷不良率，此外房地产销售也严重受挫。局部地区土地价格或将滑坡，进而导致银行抵押物的贬值。
稳就业压力大增，创造80%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遭受冲击最大
民生领域，稳就业压力大增。第一，受疫情影响农牧业生产受到意外干扰，供需恢复平衡被推迟，这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人群遭到很大的生活压力，进而阻碍社会消费的恢复。
第二，从企业用工需求看，我们中小企业创造80%的就业岗位，但恰恰是这部分企业，在疫情蔓延期间，遭受的冲击最大，大量中小企业因现金流、原材料与销售渠道断裂而经营困难。
从社会劳动力供给看，今年本科毕业生将高874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叠加3千万复工被推迟的农民工，整体就业压力极大。国内生产链、供应链，安全受到较大干扰，虽然海外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国际物流受到很大的影响，芯片等我国尚无法进口替代的电子零部件生产或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国内电子产品，成品的生产，产业链安全遭受巨大的挑战。
加强新老基建建设，能有效应对疫情的冲击。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了新老并重的基建政策基调。我认为中央的此番定调，体现了加强基建投资对于激活需求、优化供给、支撑经济增长、完善经济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
我国传统基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一是从数量上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37位，明显低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从质量上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至于医疗基建质量更是仅位于全球第78位。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交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网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0和1.70公里。
从疫情情况看，我国在公共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我国每千人常住人口持医师数为2.6人，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3.4人还有一定差距，千人口注册护士约为OECD平均水平的1/3，万人全科医生数约为OECD平均水平的1/5。
新基建符合未来新发展理念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国中高端，4亿新中产群体的消费升级需要得到满足，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的新要求，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的发展，新基建一定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的重大民生领域。
新基建更好地服务于消费升级，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主导的新时代，2014年至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10年内进入高收入经济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型消费方兴未艾。特别是在互联网+消费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年至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2019年网上零售总额为106324亿元，占社会总零售总额的25.8%。
新基建为中国创新发展奠定基础条件，从历史经验看，不论英国、美国、德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此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地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科技与经济中心，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新基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占比是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带来新的消费模式。
构建财政支出新模式引导参与主体多元化，新基建所涉及的领域均与高科技有关，市场机会巨大。但风险也相对较高，特别是技术路线不确定，发展迭代迅速等风险。因此可构建新基建支出相匹配的财政支出的新模式，对市场主体参与意愿强烈的领域要放宽市场准入，对参与意愿不强，收益欠佳的项目，可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民间的子民。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投资区域领域，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财政投资要增强针对性，新基建要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升级战略相配合，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把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需求纳入投资规划中，重点聚焦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特别是对疫情暴露的医疗、环保等民生短板，要不断地补齐。同时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信息化的更新。
新基建要与配套产业良性互动，新基建可带动配套产业经济的发展，建议增强前瞻性，注重上下游配套产业链的建设，推进成果的转化应用，支持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同时用产业经济反哺新基建，实现新基建与产业经济的良性互动，发挥新基建的成熟效应和裂变的功能。
以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推进新基建建设的主要抓手，数字新基建的核心在于高精度的传感器芯片，与超高的数字处理芯片，因此集成电路是数字新基建的低层，关键核心，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但我国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卡脖子的领域。
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设备的进口依存度较高，2018年，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逆差连续超过2千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集成电路的进口国。我国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新基建，必须要加快完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
坚持主体集中原则，做好行业布局规划，加强顶层统筹，集成电路产业持续高投入和技术、人才、门槛高的特点，决定了这个产业一定要避免资源分散，不能遍地开花。要围绕行业龙头企业，保持高强度的支持态势，推动骨干企业提升的技术水平，开发系列化、成套化的产品，积极推动国内外资源的重组，整合，紧跟国际最新技术发展的趋势，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企业。
推动区域集聚发展，从国际发展经验看，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显著的产业集群发展特征，建议加强对地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指导，要求各地从自身实际出发，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开展工作，在京津冀、长三角、华中、华东地区，以及大湾区，选择具备财力支撑、人才支撑、环境支撑的重点城市，集中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避免分散投资，重复建设，促进产业资源和人才的聚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协同，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的发展格局。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研发的联合体，对于光刻机等难度大，严重威胁产业链安全的核心装备，由于资金投入巨大，研发时间很长，短期内单纯依靠企业主体难以完成突破，为了形成攻克集成电路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短板的合力，借鉴两弹一星经验，整合我国科技院所要龙头企业的力量，进行集中公关。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形势下，加强新老基建建设，特别是以集成电路为新基建抓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进一步推进融资模式的创新，做好行业规划，加强顶层统筹，为有效应对疫情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健康的运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