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委密集发声稳预期:宏观政策将多方加力对冲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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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密集发声稳预期:宏观政策将多方加力对冲疫情影响

当欧美国家抛出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外界猜测中国扩张政策组合时,中央宏观调控部门近期密集发声予以回应。

从近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有关负责人表态来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重的全球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已难以避免,我国经济面临阶段性重大挑战。当前“支持实体经济恢复”放在突出位置,宏观政策将以更大力度来加以对冲,将增加赤字规模、扩大政府投资、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等。政策加力的同时,不会大水漫灌,会守住风险底线。

海外疫情演变、世界经济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央明确要守住“六保”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从中央部委表态来看,具体举措将围绕“六保”展开,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扩大政府投资,宏观杠杆率上升

5月13日,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尽管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国际疫情快速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导致我国外部风险不断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运行面临阶段性重大挑战。

5月14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冲击。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低于上年。

一季度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4.3%,绝大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基层财政运行困难加大。虽然时间还只行进到5月中旬,财政部部长已经直言,2020年全年财政收入可能是负增长。

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落实“六保”任务,守住“保”的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认为,“六保”为底线,意味着政府将会大力纾困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和企业,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运转,不会出现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今年就业将成为主要政策锚,如果说经济数字方面,估计2%-3%的增速也是可以接受的。

何立峰表示,将以更大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将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对于外界关注的积极财政政策,刘昆给出了更具体的回应。

刘昆表示,积极财政政策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取向。一是增加赤字规模,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二是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对冲基层“六保”资金需求。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全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增加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减收影响。

中银证券全球经济学家管涛表示,地方财政现在比较困难,税收下行很快,“房住不炒”下卖地收入有限,但疫情冲击下,地方保民生任务很重。所以,财政要加力,中央应加大转移支付,帮助地方政府加以应付。增加地方债券发行,替代原来城投公司隐性举债方式,让隐性财政支出“显性化”,有助于地方债务风险化解。

今年以来,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体现在4月信贷数据中。4月信贷数据超出市场预期,企业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

5月12日,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有显著的上升。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的回升,是逆周期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的体现。当前应当允许宏观杠杆率有阶段性的上升,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这主要是为了有效推进复工复产,这实际上为未来更好地保持合理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创造了条件。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无疑是稳健偏宽松。逆周期政策势必带来一定的杠杆上升,但如果这个杠杆上升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并通过正规金融体系(即非影子银行部分)来实现,那么风险相对可控”,花长春表示。

具体举措上,刘昆表示,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和阶段性政策并举,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适当延长前期出台的部分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期限。

5月14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电影行业,出台税费减免政策。其中包括,免征2020年全年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收入的增值税等。

如何平衡风险?

中央部委在对外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也在提示风险。

刘昆表示,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也要坚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妥善处置地方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着力防范国内风险与外部输入性风险叠加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当前最大的外部风险,是全球经济大停摆对我国出口造成冲击,出口型企业受到影响比较大。还有就是供应链产业链断供,需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不到位的话,会制约国内复工复产。再就是全球金融动荡,可能会导致国内金融动荡,部分机构海外投融资活动可能也会受影响”,管涛表示。

花长春表示,输入风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海外需求疲弱;二是海外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目前主要小心新兴市场出现问题;三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如美国对中国的施压)。

央行有关负责人在回应4月金融数据时表示,逆周期政策的制定应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统筹考虑,把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同时,做好金融风险防控。

5月10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示风险,主要经济体高度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仅能对冲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取决于疫情防控进展,非常规政策的负作用也会逐步显现。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当前货币政策是稳健基调下,偏向宽松。央行这么定调,也是明确不会大水漫灌。货币政策当前主要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另外,就是要定向支持,对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企业给予支持。

“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是流动性泛滥,因为追逐利润,可能出现金融杠杆明显上升,金融空转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也可能加剧部分资产价格失衡,甚至出现较大的粮食等食品价格大幅上升”,花长春指出。

管涛认为,相比欧美国家,中国这轮政策加码相对克制。任何政策都会有代价,但疫情冲击下,经济陷入困境,首先要解决“活下来”的问题。当前货币政策偏向宽松,带来阶段性杠杆率上升,有其合理性。当然,如果只考虑眼前活下来,不精打细算,不考虑以后的话,收拾残局的代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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