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将带6份提案上两会 建议国家设立生猪发展母基金

5月18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多家媒体公开其2020年六份提案。

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有关生猪市场的提问时，刘永好表示，去年以来中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了40%，小猪产能不足，使得猪肉价格大幅度上升，现在及过去一段时间远高过平均价格的一倍以上。

“这次的猪周期，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刘永好表示，“但是，随着许多企业加入生猪养殖产业，猪肉的产能会不断恢复，到后年存在出现供大于求和价格跌破成本线的可能。”

据悉，刘永好今年带来六份提案，作为中国最大肉蛋奶和饲料企业的董事长，他的提案中有三份聚焦于农业和农村，分别是：《关于解决农村耕地抛荒，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提案》、《关于双疫情影响下加速恢复生猪产能，实施综合性提振复产措施的提案》和《关于做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建立城乡一体扶贫保障新体制的建议》。

生猪产能需加速恢复

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2019年我国生猪存栏同比下跌27.5%，今年以来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非瘟疫情的常态化，进一步影响了全球的生猪产业。生猪供给可能较长时间处于偏紧状态，猪价处于持续高位的时间比以往的各轮周期要长。

“这对我国的猪肉供给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新希望这种肉蛋奶生产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刘永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消费者食用鲜猪肉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也是因此就要求中国的生猪产量需要快速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以扶持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专门指出“要确保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密集政策的鼓励之后，许多大企业“跨界”养猪：从碧桂园、恒大、万科等房企，到网易、京东等互联网公司，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生猪养殖业。养猪业风险大、周期长，这些大企业的进入，也让这一行业从过去无人问津，到站上风口。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来养猪，我们技术水准、能力和产量就会提高，这是好事。”刘永好说，“到最后，这个行业拼的是成本、技术、管理和规模，最终的受益者还是中国的消费者。”

恢复中国的生猪产业，涉及养殖用地、资金投入、金融服务、基层动物防疫、科技研发、人才建设等多个方面，为促进在疫情压力下加速恢复产能，需要一系列的综合性措施。

刘永好认为，首先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国家层面设立生猪产业发展母基金或发行特殊国债，非瘟加速中国养猪业转型升级，规模化养殖成为主流，金融支持也应改变过去小额补贴到户的方式，通过在国家层面设立生猪产业发展母基金。

其次，适当推广聚落化养殖模式，支持养猪用地“聚零为整”，这一模式具备防疫情、讲环保、控成本等多方优势，在合适的地区进一步推广这一模式，推动国家生猪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第三，加大养猪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新性的育种、养殖、疫病防控技术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由国家加大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继续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加快养猪产业内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

最后，加强跨区域协调，在严格落实非瘟防控的前提下，创新政策安排，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内部和企业之间跨省、跨区域调配种猪、仔猪，优化全国生猪生产秩序。

乡村振兴需建立产业衔接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我国即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非常关注在绝对贫困消除之后，新形势下的扶贫新机制、新办法。”刘永好说，“扶贫是一项没有终点的任务，民营企业有责任参与其中，继续坚持造血式的产业扶贫。”

据悉，新希望在全国的产业扶贫项目超过了80个，帮扶超过一万人，在四川凉山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兴建了现代化的扶贫养猪场；在贵州，实施了异地搬迁，加上环境整治和现代养殖结合在一起的扶贫模式。

他认为，过去集中连片、以农村为主的贫困地域特征将改变，贫困人口将分散在城乡各处，因病、因灾、因失业致贫返贫的青壮年及其家庭，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将成为主要帮扶对象。

因此，针对性的扶贫减贫仍将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总结前期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转变精准方向、制定新的贫困人口判定标准。

“继续大力发展高效环保、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价值链。”他说，“要坚持引导产业项目真正对接市场，提升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独立行走’。”

而在后续扶贫的过程中，农业、农村依然是重要的抓手。

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工作的扶持力度，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实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文明进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抛荒的现象，需要重视且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刘永好说。

究其原因，刘永好认为，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农村劳动力匮乏；二是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经济效益低；三是种植水平低规模小，人均效益率不高；四是农业生产技术低下，产业结构调整慢；五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害能力不强。

也是因此，他建议首先应开展抛荒耕地大普查，下决心治理抛荒问题。建议以县为单位组织开展耕地抛荒大普查，建立农村抛荒耕地台账，精准掌握乡村耕地抛荒情况，充分发挥村、组两级基层调控作用，将抛荒耕地及时发包给劳动力富余的农户。

其次，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规模化经营，各级党委、政府及村组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健全耕地流转机制，充分发挥在耕地流转过程中的引导和监管作用，积极化解耕地流转过程中的问题。

第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种养加”产业化布局，要走出农业不赚钱的困境，关键是种、养、加的布局问题，建议要有一盘棋的用地规划、要有科学的空间布局。

最后，强化农业的市场导向，提高农产品效益，要减少土地抛荒，必须解决农产品价格低的问题，建议各涉农部门要积极帮助农民把准市场导向，降低种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