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梁伯韬

兆丰（左）与梁伯韬（右）

兆丰

因为曾工作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此前此后又在内地从事过证券投资和市场监管工作，因而对香港、对香港资本市场的人和事颇为关心，也时常回忆那一段时光。我有一个想法，要写认识的香港“三梁”：梁锦松、梁定邦、梁伯韬，这三人堪称香港精英社会的代表人物。梁锦松是著名银行家，当过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梁定邦是香港执业资深大律师，香港证监会首位华人主席、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伯韬是香港知名投资银行家，“香港红筹股之父”。梁锦松已经写过了（详见《财经》2020.4.29《梁锦松印象》），梁定邦已列入写作计划，今天先写写梁伯韬。

一、红筹股之父

内地人，尤其是现在从事投资业务的“90后”、“00后”，对他知之甚少，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梁伯韬在财经界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一代年轻投资家的偶像。他财技过人，点石成金，一夜暴富，书写了“咸鱼翻身”的神话。特别是因为帮助大批中资企业登陆香港证券市场，而被尊称为“香港红筹股之父”。他的“百富勤证券”上演的生死时速故事，也给香港资本市场留下了警鉴，至今值得人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要说梁伯韬，先得说说“红筹股”。所谓“红筹股”（Red Chip），是指在中国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的带有中国大陆概念的股票。“带有中国大陆概念”，主要指中资控股和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

早期的“红筹股”，主要是一些中资公司收购香港中小型上市公司后改造而形成的，如“中信泰富”等。后来成批量出现的“红筹股”，则主要是内地一些省市将其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改组并在香港上市后形成的，如“上海实业”、“北京控股”等。

“红筹股”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红筹股”的定义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业务范围来划分。如果某个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其盈利的大部分也来自该业务，那么这家在中国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就是“红筹股”。国际信息公司彭博资讯所编的“红筹股”指数就是按这一标准来遴选的；另一种是以权益多寡来划分的。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大部分直接来自中国大陆，或有大陆背景，也就是为中资所控股，那么这家在中国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才属于“红筹股”之列。1997年4月，恒生指数服务公司着手编制恒生“红筹股”指数时，就是按这一标准来划定“红筹股”的。由于恒生指数的实用性，后一种划分方法被更广泛的使用。

香港证券市场出现“红筹股”，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情况，香港资本市场一直存在着英资和华资的划分。其后，随着香港回归前后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大陆资金逐步进入香港，形成第三类机构——中资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广州市政府窗口公司越秀集团、广东省政府窗口公司粤海集团分别间接或直接收购香港的上市公司取得了上市地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信收购泰富及其后的一系列成功运作，掀起中资企业在港收购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92年7月至1993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内，被中资收购或参股成为主要股东持股10%以上的香港上市公司就有28家，占1993年底香港全部上市公司477家的5.9%。“红筹股”概念初步形成。1996—1997年，深业控股、越秀交通、中国电信陆续上市，“红筹股”开始被市场热炒注资重组概念，红筹股板块正式确立。

2000年后，红筹股再次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仅当年红筹上市就达12家，筹资3539亿港元，占当年香港主板和创业板筹资总额的77%。到2019年底，香港红筹企业总数已达173家，成为香港证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红筹股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大红筹（国企红筹）、小红筹（民企红筹）等。

红筹股的来龙去脉介绍清楚后，就该说梁伯韬与红筹股的关系了，他又何以被称为“红筹股之父”的呢？

梁伯韬，土生土长香港人，1955年生。香港中学毕业后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适逢内地改革开放初始，他认为香港更有机会，于是1980年返港，先在获多利有限公司（现名汇丰投资银行亚洲）企业财务部工作，参与不少企业融资和并购活动。后转入美资万国宝通国际有限公司（花旗集团全资子公司），1985年转入万国宝通银行，帮助其从零开始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在梁伯韬的勤奋努力下，到1987年万国宝通银行的投行业务已初具规模。在这个过程中。梁伯韬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和提高。

1988年，他离开万国宝通，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百富勤投资有限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据说，梁伯韬取名“百富勤”颇有讲究，中文取意为“百富寓勤”，英文（Peregrine）意为“猎鹰”。它的创立，得到不少华人富豪的支持，李嘉诚、荣智健、胡应湘、越秀集团等都是股东。尤其是引入香港中信和越秀集团作为股东，已足见梁伯韬目光的超前。

1989年9月，百富勤投资2.26亿元，从李嘉诚手中购入当时市值14亿元的上市公司广生行30%的股权，此次“杠杆”收购，以小博大，“蛇吞大象”，成为梁伯韬财技表演的经典案例。1990年又购入上市公司泰盛国际，改名为百富勤投资，借壳上市。短短4年，经过这一番资本运作，百富勤由3亿元股本的私人公司跃升为市值逾50亿元的上市公司，他也因此而跻身于香港超级富豪之列。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南方讲话，梁伯韬敏锐地发现大陆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商机。1992年至1993年，百富勤通过发股注资，先是协助香港中信收购地产商泰富发展，注入资产并更名中信泰富，中信泰富（现中信股份）成为第一只红筹股，也是首家借壳上市的中资企业。为了帮助更多中资企业赴港上市，梁伯韬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游走于各大中资企业，不厌其烦地讲解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以及如何透过资本市场融资。其后广东粤海集团也以注资方式借壳上市，招商局则是通过旗下油漆生产公司海虹集团以首次公开发行（IPO）成为首支IPO红筹公司。随着招商局、港中旅、中海外、越秀四大中资公司在港上市，红筹股热潮达到高峰，百富勤也声名鹊起。1996年安排上海实业来港上市，1997年北京控股上市时“万人空巷”传为美谈。据统计，仅1997年由百富勤牵头的红筹股集团集资额近150亿港元，占红筹股集团集资总数的40%，风头一时无两，梁伯韬也因此获得了“红筹股之父”雅号。红筹进入香港国际资本市场，给国企提供了资金，推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帮助国企实行改革、公司治理向国际标准看齐，应该说，梁伯韬功不可没。

二、百富勤事件

在梁伯韬等人的努力下，百富勤从1988年创立到1998年，经过10年逐步成长为香港最大的华资证券公司，其主要业务也从股票管理、定期利息、债券产品到直接投资、资金管理、衍生品交易及物业等，分支机构35个，遍布香港及中国内地、韩国、东南亚，以及伦敦、纽约等地，员工超2500名，注册资金从创办时的3亿港元，发展成为240亿港元，10年增加了80倍。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夕，百富勤已成为除日本外的亚洲实力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投资商，一家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大公司。梁伯韬的目标是把百富勤打造成中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美林。

但由于在追求高速发展、做大做强时忽视了做优，忽视了风险控制，忽略了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的严格执行，低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这为百富勤日后的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1998年1月14日，香港百富勤集团因财务危机破产清盘，引起香港各界震动，冲击了香港金融市场，史称“百富勤事件”。“百富勤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百富勤集团向印尼一家出租车公司提供了一笔2.65亿美元的无担保贷款，以寻求为该公司包销一笔高息债券。但由于对该公司财务状况缺乏认真分析，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该出租车公司无力发行债券，使百富勤资金周转陷入困境，财务出现严重危机。

为解决资金周转问题，百富勤四处求救，也曾取得积极进展。1997年11月16日宣布引进苏黎世中心集团（ZCI）作为策略性股东，苏黎世中心集团承诺认购金额为2亿美元的可赎回可换股优先股。1997年12月16日，百富勤又宣布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根据与苏黎世中心相同的条款，认购面值为2500万美元的百富勤可赎回可换股优先股。正当大家以为百富勤得以获救的时候，进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印尼盾兑美元的比价急剧下挫，在此背景下，苏黎世中心集团和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于1998年1月9日分别宣布取消已承诺认购百富勤可赎回可换股优先股，从而导致百富勤财务状况恶化，业务被迫终止，申请自动清盘。

“百富勤事件”反映了百富勤集团业务运作和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事后调查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1、盲目发展高风险的投资业务；2、内部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缺乏权力制衡机制；3、忽视市场风险防控，在市场发生重大动荡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

从1988年创立到1998年倒闭清盘，短短10年，百富勤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盛及衰的过程。由一家香港乃至亚洲著名的华人投资银行变成一家债务缠身的破产公司，“猎鹰”夭折，“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最为壮烈的殉葬品”，此后香港没有了一家能与外资大行比拼和抗衡的本土机构，香港资本市场也由此失去了一个“稳定器”，令人扼腕叹息。

梁伯韬的成与败、得与失、功与过，自有后人评说。我常常对投资界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代说，资本市场不比谁做得大，只比谁做得久。在中外资本市场上，反复上演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故事。从我本人30多年的从业经历看，资本市场诱惑太大，多少英雄豪杰折戟沉沙，诚如唐朝杜牧《阿房宫赋》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时刻牢记风险意识、合规意识、法律意识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之道。

也是看中梁伯韬“红筹股之父”的名号和其团队开拓中国大陆市场的能力，法国国家巴黎银行出资收购和重组了百富勤在中国地区的证券业务，创建BNP百富勤，梁伯韬出任行政总裁及副主席。百富勤也不负众望，此后在香港创业板市场再次大显身手。

2001年梁伯韬出任花旗集团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2006年出任CVC Capital大中华区主席。他曾被EuroWeek杂志评为亚太资本市场25大风云人物之一，被Fiancial Intelligence Asia评为“2000年度最佳银行家”，被Financial Technology选为“2000年度电讯、传媒及科技股最佳银行家”，1991年当选《亚洲货币》“全年最佳商人银行家”。

我和梁伯韬先生还挺有缘，我当过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他是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算是同行。他对香港错失阿里巴巴上市颇为惋惜，多次提出香港资本市场需要革新，并积极推动香港上市制度改革。好在在李小加担任香港联交所总裁任内解决了。

我俩正式见面是2018年11月13日，当时我在杭州担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代表市里参与筹办首次在杭举办的“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大会暨Money20/20中国大会”，在市政府“杭州之夜”欢迎晚宴上，我与他这位应邀参会的嘉宾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聊起当年的香港，当年的百富勤，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话题不断。回首往事，不甚嘘唏，彼此祝福。我特地请服务人员给我俩合影，以资纪念。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