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25亿美元，燃石医学美股上市，汉雨生复盘创业6年最艰难时刻

汉雨生说，燃石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不在于最初资本的冷眼或战略的偏差，而在于每次组织的蜕变过程中，大家内心深处的纠结。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秀芝

编辑｜米娜

头图摄影｜史小兵

又一家中概股企业赴美上市！

6月12日，国内肿瘤基因检测企业燃石医学（以下简称燃石）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肿瘤NGS（二代测序）第一股，发行价16.5美元。上市首日收盘价24.63美元，较发行价上涨49.27%。以收盘价计算，燃石医学市值25.12亿美元。

这是今年继金山云、传奇生物、达达集团后，第四家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

在经历全球新冠疫情、美股数次熔断、瑞幸造假等众多波折后，燃石上市的最终的发行价仍高于预定价格。此前，燃石预计的首次公开发行价区间为13.5~15.5美元。

“在这种大环境下，不少准中概股的潜在投资人都曾产生过‘打退堂鼓’的心理”，一位投资界人士向《中国企业家》透露。

“美股熔断可以理解为疫情引发的集体性恐慌，现在逐渐回归到理性。至于瑞幸造假事件，其实对燃石在美股上市没有形成太大的阻碍。尤其是之前金山云、达达、传奇生物的上市，为我们提振了信心”，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燃石创始人兼CEO汉雨生这样说。

汉雨生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曾任医疗设备公司BioTek中国区总经理，并在北极光创投担任过医疗投资经理。2014年，在看准“精准医疗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且投资不到合适标的的情况下，他创办了燃石，专注于为肿瘤精准医疗提供具有临床价值的NGS服务。

目前，燃石业务及研发方向覆盖三大领域：肿瘤患病人群检测、癌症早检以及肿瘤基因组大数据生态圈。燃石已经针对不同癌种和临床场景开发了30余种检测产品，通过“中心实验室＋院内”的商业模式向各大医院进行销售。

招股书显示，燃石2017年、2018年、2019年的营收分别为1.11亿元、2.09亿元、3.82亿元，同期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亏损分别为1.31亿元、1.77亿元和1.69亿元。

来源：被访者

在燃石上市之前，其多家同行也在准备上市。2019年年底，在获得高达5亿元新一轮融资的次日，泛生子就递交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招股书。最近，两次冲击创业板无果之后，诺禾致源也向科创板发起了冲击。医疗已成为热门投资赛道，但行业竞争也异常激烈。

深耕在中国肿瘤NGS领域，燃石曾历经无人问津到资本热捧。汉雨生在向《中国企业家》回顾过去6年的创业历程时表示：人、钱、事和时机是最关键的要素。

汉雨生称，燃石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不在于最初资本的冷眼或战略的偏差，而在于每次组织的蜕变过程中，大家内心深处的纠结。

“看不懂”的故事

时间回到2013年，全球知名癌症基因检测分析公司基础医学公司（Foundation Medicine）在美国上市，让在北极光做医疗投资的汉雨生，看到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

汉雨生发现，药厂的研发管线涉及到众多药物靶点。对这些靶点的检测，单一基因检测已经越来越难以覆盖，以后需要多基因的平行检测来筛选用药的可能性。

确定基于NGS的精准医疗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后，汉雨生希望能在肿瘤等领域找到一些有潜力的项目来投资，但很快发现没有合适标的。他在北极光曾投资过华大基因。包括华大基因等在内的国内基因测序头部企业，当时其NGS临床应用聚焦在NIPT（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上。

“当时国内还没有肿瘤NGS这个行业”，汉雨生透露，大家基本都是在用一代测序的方法来做肿瘤的伴随诊断。而做一代测序的公司，想做二代测序的不多，毕竟去寻找一个全新的增长线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精力、时间去研究技术。也有一批创业者对二代测序的前沿技术很了解，但在企业管理和经营上存在一定短板。

汉雨生决定自己来做一家这样的公司。

燃石第一轮融资时，汉雨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谈完了30多家机构，却没有一家机构给出积极回应。“行业太新，专业性太强，大多数投资者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汉雨生回忆道。

汉雨生找到老东家北极光的创始人邓锋，向他表明想法后，邓锋直接拿出一个TS（投资意向书）给汉雨生，并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赶快签，两周之后失效”。汉雨生想，两周之后想再拿另一个TS也不容易。而且邓锋给的投资条件还可以，又是老熟人，后面的交道也好打。于是，他拿了北极光的TS。

令汉雨生没想到的是，在这期间，联想之星的投资人冷艳在和友人聚餐时，也被推荐了燃石这一项目。最终，北极光和联想之星共同投资4300万元，成为燃石的A轮投资方。

相比有前瞻性眼光的投资人，医生是更难说服的一群人。

拿到融资后，燃石开始找地方建实验室，并进行产品研发和验证。2015年初，燃石上市了两款基于NGS的肺癌基因检测产品，分别可以检测56种和295种基因。

吴志刚是汉雨生毕业后就职的第一家公司——基因有限公司的前同事，也是燃石的联合创始人。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团队从医生那里得到最多的反馈是：“检测这么多的基因有什么用？”

在医生们看来，NGS应用到科研还可以，但可能不太会应用到临床。拿OncoScreenTM 295基因panel来说，有了295个基因的检测报告，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跟病人解释。而且，就算检查出某个基因有突变，告诉病人有对应的靶向药，病人也不一定有机会拿到，很多靶向药物还没在国内获批上市。

在肺癌基因检测产品的市场推广受挫后，燃石曾尝试将产品研发方向转向其他肿瘤科，比如肠癌、甲状腺癌等转型，效果依然不理想。

吴志刚记得，燃石上海分部有一个30多平米的办公室，窗户很小，被称之为“小黑屋”。那段时间，包括汉雨生和他在内的5名创始人都要出去做市场沟通，再回到公司“小黑屋”开会复盘。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有找到扭转局面的方法，“小黑屋”的气氛沉闷而压抑。

后来，又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内部讨论和外部医生沟通，大家终于得出结论：在外界对于新兴市场认知不清晰的情况下，需要回归到两个本质：第一，产品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第二，患者能不能通过产品获益？沿着这个思路，燃石重新调整了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的策略。

尽管过程很痛苦，但燃石的团队没有放弃，他们向肺癌领域的KOL（关键意见领袖）专家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包括产品的定位、解读等。随着越来越多新药上市，医生也获得了更多的前沿信息，市场逐渐向燃石打开了大门。

在吴志刚的记忆中，转折发生在2016年。那年3月，在一次主要由临床医生参与的肺癌高峰论坛上，近半的医生大咖演讲者提到了燃石的产品并进行点评。“似乎突然在那一天，燃石有了品牌。很多人都知道了燃石，并认为燃石是一家还不错的公司”。

2017年，燃石登上《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未来之星”榜单，获评“年度最具成长性新兴企业”。

两次团队危机

“从0到1的高管，未见得是适合把公司从1带到100的高管。有些人，你给他分配了一个角色，他未见得是适合的。你要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岗位上去。但这些人可能跟你在情感上强绑定，你就会很难做”。

汉雨生告诉记者，燃石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不在于资本的冷眼或战略的偏差，而是每次组织的蜕变过程中，大家内心深处的纠结。

燃石创立之时，包括汉雨生和吴志刚在内，共5位联合创始人。目前，除了汉雨生仍是CEO，其他联合创始人都已不在主要高管的阵营里。以吴志刚为例，他曾是仅次于汉雨生的燃石二号人物，在燃石最初的职务是COO（首席运营官），现在则是VP（副总裁）。

“从COO调到VP，失落不是没有”，对于个人职务的调整，吴志刚笑了笑，“我自己是做市场销售出身的，以这种背景来做公司的整体运营，尤其要支撑以研发、平台型为主的业务体系时，很吃力”。

尤其到了2015年下半年，当消极的市场反馈像潮水一次次袭来时，吴志刚的心理压力大到随时要崩溃。“我整夜整夜睡不着，不管身体状态还是心理状态都比较差”。

汉雨生曾尝试让吴志刚休息一段时间，调整好状态再重新回到岗位。这并没有缓解吴志刚的焦虑。

从基因有限公司的同事，到分开后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再到携手创业的合伙人，汉雨生和吴志刚已认识10余年，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但此时，他们都陷入了各自的沉默和纠结中。

这种现状，大家都看在眼里。作为投资人，邓锋和联想之星合伙人陆刚也很担心和着急。

“当一个人为公司打过江山，但他未必适合当时所处的位置，你让他（从原有职务上）下来，让别人顶上去，做这个决定挺痛苦的”，邓锋理解汉雨生的纠结。

另一方面，正如陆刚对《中国企业家》所说，普通员工的业绩不达标，都要进行调整，何况职务和股份都很高的联合创始人呢？如果联合创始人分崩离析，公司势必受到重创。

陆刚和邓锋建议汉雨生，要考虑公司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利益，才能对所有员工、客户、投资人负责。而且，要给公司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来引领公司今后的发展。

最终，汉雨生捅破窗户纸，与吴志刚深聊了一次，敞开心扉聊了自己的想法，包括对吴职务的调整。吴坦然接受。调整后，他作为业务拓展副总裁，负责燃石的业务拓展和产品注册。

吴志刚卸任COO后，取而代之的是揣少坤，这位前诺华（中国）研发中心靶向药物早期研发的生物信息学平台及转化医学平台负责人，于2014年5月加入燃石。不过，揣少坤刚加入燃石时的职务是CTO（首席技术官）。

陆刚在投资燃石之前，认为这家公司最大的短板是技术不够突出。他跟汉雨生明确提出，需要去国外或者大型跨国药企里，找一位资历达到足够量级的生物信息专家来出任CTO。在寻找CTO的过程中，汉雨生结识了揣少坤。

在揣少坤调任COO后，来自美国基因测序巨头公司因美纳（Illumina）的资深科学家张之宏接任了CTO。

随着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展开，以及大型外企和创业公司在工作和沟通方式上的差异，燃石新的团队危机来临——原有高管和空降高管爆发了冲突。双方吵得最严重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高管跟汉雨生提出不想干了。

作为公司创始人，汉雨生一直在为这种内部分歧做调解和斡旋。令他欣慰的是，“燃石副总监以上级别的管理人员有20多位，在过去6年里，只有6人离职”。

争抢头啖汤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揣少坤、张之宏等一批业界大咖的加入，使得燃石在技术实力、对外沟通的话语权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调任后的吴志刚，也逐渐打通了产品从研发到审批注册的通路。

2018年7月，燃石的高通量检测产品“人EGFR/ALK/BRAF/KRAS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盒（可逆末端终止测序法）”的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获国家药监局批准，被业界喻为“中国肿瘤NGS第一证”。

汉雨生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国内八成肿瘤患者集中于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或肿瘤专科医院，这类医院在国内大约有百家。因为二代测序仪价格昂贵，每家公司的产品都和试剂盒绑定，一家医院很难有两家公司以上的产品。医生一旦对率先落地的产品形成使用习惯，便会成为后来者的进入壁垒。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诺禾致源、世和基因、艾德生物的肿瘤NGS检测试剂盒也陆续获批。

尽管大家拿证的时间间隔不长，但“中国肿瘤NGS第一证”让燃石吸引了更多投资者。2019年2月，燃石获得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济峰资本、招银国际、红杉中国等投资的8.5亿人民币C轮融资，创下肿瘤NGS行业单轮最高融资记录。

招商证券医药首席分析师孙炜向《中国企业家》分析，在规范试剂盒获批之前，参与者主要通过第三方实验室开展业务，但相关资质的审批和监管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各地标准不一，导致竞争者众多且质控标准层次不齐。肿瘤NGS批件的陆续颁发，意味着行业进入规范阶段，业务逐步回流到医院且通过试剂盒进院的方式开展，参与企业门槛变高，行业份额将向头部集中。

换句话说，肿瘤NGS的头部玩家的竞争在加剧。除了诺禾致源、世和基因、艾德生物，与燃石竞争更激烈的是另一家——泛生子。

泛生子成立于2015年，比燃石稍晚，但二者整体营收规模相近。以2019年为例，燃石和泛生子的营收分别为3.82亿元和3.23亿元。结合燃石公布的另一组数据——2020年NGS行业收入预计在30亿元左右，说明两家占到全行业份额的近四分之一。

在资本市场上，两家似乎也在相互赶超。泛生子完成5亿元新一轮融资并递交了纳斯达克的上市招股书后不久，2020年1月，燃石完成2900万美元的Crossover轮（交叉投资）融资后，也启动了在纳斯达克的上市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VC和PE不同，已有研发项目进入临床II期、III期或者等待新药上市申报和审批的生物科技公司，在Crossover投资者的助力下，可更快登陆资本市场。来自2015年的数据显示，Crossover投资后的公司平均121天就能上市。

“NGS检测服务市场的头部效应很明显，故事越往后就越不好讲，下一次如果别家再去股市讲同样的故事，吸引力就够呛了，所以抢占先机很重要”，一位业内分析人士撰文称。

汉雨生对《中国企业家》否认燃石启动上市与泛生子的竞争有关。“燃石的IPO进程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在准备，没在意别人的情况”，他还强调，“燃石一直都在专注自己的节奏”。

成为“中国肿瘤NGS第一股”后，燃石仍有很多自身的问题要解决。对此，汉雨生的认知也很清晰：

“上市后，燃石需要更有耐心地去思考几个问题：一是外部环境，不管是国际关系，还是内部的经济周期；第二，我们的癌症早检临床试验已经启动，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这有一定的风险性；第三，我们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和内部运行机制，来支持我们完成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