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或近5亿,夕阳红大军是负担还是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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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或近5亿,夕阳红大军是负担还是新红利?

2020年06月20日 18:49:59
来源:财经杂志

中国用25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老龄化历程。“老年人口红利”也带来意外之机,应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建立合理的老年就业模式

图/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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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在步入老人比孩子多的时代,中国则在全球老龄化浪潮中“老得晚”却“跑得快”。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下称“报告”)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比例近30%;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在世界老龄化浪潮中,中国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用时约25年。而同一个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69年,英国45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表示,预计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规模达到峰值,届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有约2.4亿—2.5亿人,2034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21%,进入超老龄社会。此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持续负增长,到2035年下降为7.9亿人,比2019年的9亿净减少约1.1亿人。

此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未来30年中国制度赡养率将翻倍。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到2050年将分别达到81.8%和96.3%。也就是说,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进入一个缴费者需赡养一个离退休者的新阶段。

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认为,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既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又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科学、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构建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要形成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如积极扶持老龄产业发展、发挥“银发经济”作用,又如推动科技创新在养老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应用。此外,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开发潜力亦不可忽视。

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或近5亿

据了解,目前中国除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基数大,中国老龄化还呈现出进程不平衡的特点。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城乡不平衡,农村比例高于城镇。二是区域不平衡,东部快于西部,上海最早进入老龄化,而整个西部地区直到2012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三是结构不平衡。因出生人口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现象突出,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阶段性的不均衡。在第一次出生高峰(1950-1957年)和第二次出生高峰(1962-1972年)叠加期间,老年人口比例急剧提高8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比例近30%;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司也曾预测,“十四五”时期,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会突破2亿人,占比达到14%以上。按国际标准,“十四五”时期,中国将由老龄化社会转为老龄社会。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召开的线上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少子老龄化将更加明显,抚养比将从2016年的25%提高到2025年的35.1%,也就是说,从“十三五”到“十四五”这十年间,中国老年抚养比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与之对应,“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从8.93亿降至8.64亿,其中,2022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不大,2022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呈现断崖式下跌,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减少,郑秉文表示,这样的减少趋势是受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率下滑影响。

恒大研究院在《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中指出,与其他危机不同,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如果当前生育趋势不改变,未来将出现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远期中国人口总量急剧萎缩等问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老龄化,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负担与拖累,在“未富先老”成定局的情况下,创新领军人才匮乏,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存在较明显的错配,这是现阶段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困难和考验。

据了解,老龄化将带来巨大财政压力。2015年,各级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站上1万亿元的台阶。此后,社保财政补贴呈现加速度, 2016年1.11万亿元,2017年1.23万亿元,2018年1.68万亿元,20191.95万亿元,各级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仅用四年的时间就翻了一倍。财政对社保补贴主要是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全国近3亿人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逐年上调,但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就意味着交钱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处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前沿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从业人员年龄高度集中在年轻人群一端。也就是说, 25岁左右的年轻劳动力是推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目前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大约为40.6岁。与之相比,所有行业中从业人员最年轻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年龄仅为31.9岁,比制造业从业人员低8.7岁;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年龄也较年轻,平均年龄为35.8岁,比制造业低4.8岁。因此,在中国年轻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年轻劳动力不足将成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东北会否率先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在前不久结束的2020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决策层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放开生育限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已经连续多年建议取消生育限制。

但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佳认为,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与鼓励生育不是一回事。

据了解,自2015年全面二胎政策开放以来,中国生育率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比之2018年的10.94‰和2017年的12.43‰,降幅有所减少。受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2019年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

这从侧面说明,二孩生育率在上升,而一孩生育率在下降。也因此,李佳认为,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并不意味着一孩生育率的提高,带来的将是三孩、四孩生育率的提高。然而鼓励生育,重点不是提高三孩、四孩生育率,而是提高一孩生育率。

为何一孩生育率持续走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认为,因房价、工作压力等客观因素,理想和现实一般差到30%到40%,理想是生两个孩子,但最多生育1.5个,甚至有很多人选择不结婚。

恒大研究院调查分析了背后的原因,结果显示,教育、时间精力、房价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接受调查的人群中,71.6%的人认为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目前,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年-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第三大因素是房价,有66.4%的人认为随着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

因此,有部分专家认为,单在放开生育政策上发力是否有效尚值得推敲。借鉴其他国家做法,日本为鼓励生育, 2012年开始对3岁以下和3岁以上1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1.5万日元和1万日元的差异补贴。韩国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并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韩元-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大多数区域更是采取措施加大刺激生育的力度,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向生三胎或更多子女的家庭提供每月5000卢布至11000卢布的资金支持,母亲不仅放产假3年,而且工资奖金照发,职位保留到产假期满。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三分之二的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建议,鼓励生育要从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政策体系、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消除对女性就业歧视三方面同时着手。

第一,国家政策要向“生育友好型”转变。建议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把鼓励生育纳入到各类制度和政策设计目标,如停止对未婚生育罚款,妥善处理未婚生育现象;给予生育现金补贴;在个税方案设计时,对家庭根据孩子的数量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设计灵活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制度,在避免过度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对小孩数量较多的家庭在购房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等。

第二,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降低家庭养育负担。可以借鉴目前国外的做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婴幼儿看护领域,同时政府对婴幼儿看护进行政策扶持,将女性从婴儿看护中解脱出来,提高女性生育的积极性。

第三,从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消除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女性生育不只是实现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时也是增加人口规模,帮助社会进行族群繁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对女性生育进行政府补偿以实现社会最优生育水平。严格执行《劳动法》,加大对各种显性和隐性性别就业歧视的打击力度,实现性别平等就业打消女性对生育的顾虑,释放其真正的生育意愿。

如何发掘“老年人口红利”

在新时代背景下,老年人不再是“纯消费型人口”。众多专业人口学者的共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大量有经验、有知识的老年人将逐渐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形成“老年人口红利”。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认为,1995年-2030年期间,人口结构转变为中国创造了35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也是生产性人口的黄金生产期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若能辅之以积极的社会发展政策,配合人力资本状况改善,这一时期将成为收获人口红利的机遇期。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表示,“在一些对经验和技术要求高的行业内,老年人的竞争力并不比年轻人弱,越老越吃香才是常态。”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更倾向于在教师、医生等领域寻求“经验丰富者”,而非“年轻人”。

实证研究表明,多年累积的经验、技能与知识不仅不会随生理老化而下降,反而会随之增长。例如,被誉为“敏感症之祖父”的英国医生威廉•弗兰克兰在100岁之后完成5篇学术论文写作,由于在过敏研究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103岁时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

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口的知识文化水平、竞争力也在日益提高,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69岁低龄老年人中有11.2%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在50岁-59岁的准老年组(2030年-2039年进入老龄)中,这一比例为22.0%,几乎翻了一番;在20-29岁(2060年-2069年进入老龄)年轻人群则高达57.0%,这为“老年人口红利”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大有可为,过去人们理解的人口红利含义过于狭窄,仅仅看到劳动力供给这一个角度,这种理解不利于正确认识人口转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错判人口转变的形势。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即“老龄人口红利”。

目前,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普遍提高了退休年龄,大体上平均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如果把中国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涉及的劳动年龄人口扩大规模可达8000余万,增加幅度为9.1%。

从需求侧来看,老年人是重要的消费群体,老年消费需求的扩张与升级可以起到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老龄金融、老龄用品、老龄服务、老龄房地产等老龄产业的发展,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发达国家经验已表明,老龄人口消费支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青年群体。《大健康产业蓝皮书(2018)》显示,2011年中国老年人均消费开支约1.18万元,是全体居民人均消费开支的1.15倍。中国老龄协会预计,2050年中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106万亿元。

与此同时,老龄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2018年11月,国际咨询公司巨头埃森哲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影响下,未来十年将有大量工作岗位消失,而医生、护理等岗位将增加1800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年人口的就医与养老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调研员冯文猛建议,应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扩大老年社会参与。他建议树立终身学习的社会共识,推动老年教育发展;加强老年人就业参与的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建立合理的老年就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