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贤：都市圈是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
凤凰网财经讯 6月28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2020青年论坛第三场于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在论坛上表示，中国进入城镇化2.0阶段。他认为，目前城乡人口流动不再是城镇化的第一动力， 城城之间的人口流动的规模增大，城市之间的日常人口流动愈发频繁，都市圈化提升仍然有很大潜力，在城镇化1.0阶段，中国都市圈化明显慢于城镇化。
他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他对解集聚与城市密度的重新思考。首先是时间的分割和空间的共享，第二是空间的集聚和公司组织的分布式集聚，第三是技术进步中的“集聚”和“解聚”。
卓贤认为，都市圈是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兼顾白天人口、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短期流动人口这三类人口，以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以下为发言实录：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很高兴参加本次论坛，这次讨论的议题很重要，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分为三个部分。
一、我国进入城镇化2.0阶段
城乡人口流动不再是城镇化的第一动力。2012年-201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累计增加1.37亿，这个规模相当于英国和法国两国人口的总和，城镇化仍处于较快通道，但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说很多人在提到城镇化的时候会想到城乡人口的迁徙，不少人会说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大概就有14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种说法正确吗？在现在这个阶段，城乡人口已经不再是我们国家城镇化的第一动力。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当年城镇人口的增长，乡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对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36.8%，这要比我用五普和六普数据算出来的2000-2010年期间低将近20个百分点。同时，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率是23.6%，而城镇化的第一大动力是变成了城镇区域的扩张，这个占比是39.6%。这就意味着城市化已经进入到以核心大城市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都市圈化阶段。在这样的阶段里，城市人口的转移还会有以下特征：
城城之间的人口流动的规模增大。这几年三线和四线城市人口下降得比较快，二线城市以及广州、深圳仍然在集聚人口。这些城城人口的流动并不会增加城镇化率。比如，一个来自青岛城镇的劳动力来到北京工作，全国的城镇化率是不会增加的。但这种不增加城镇化率的人口流动仍然具有很强的结构转换效应，会推动人口从相对低效率的城市和部门转向相对高效率的城市和部门。即使哪一天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不再提高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转移效应仍然存在，甚至不亚于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效应。
城市之间的日常人口流动愈发频繁。根据手机大数据做分析发现，每个中国人每年要发生三次以上的城际日常流动，每天都有上千万人跨城出行。最近广州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广州市实际管理的人口超过了22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这其中就包括了商务出差、就医、旅游、探亲等的人口。这背后涌动着贸易往来、资金配置、技术交易的行为，这种日常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率所不能捕捉到的变化。
我国都市圈化提升仍然有很大潜力。1920-195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51.2%提高到59%，增加7.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形态主要表现为城乡人口迁移推动的单个城市从小到大的扩张。在此后的1950-198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59%提高到73.7%，增加14.7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反而比之前30年更快，大都市区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形态。
在城镇化1.0阶段，我国都市圈化明显慢于城镇化。我们近期的一项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观察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人口互动，识别出中国大陆的28个都市圈。过去3年，全国只有46%的新增城镇人口进入都市圈中，目前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镇区域，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潜力巨大。
二、重新理解集聚与城市密度
这个话题也是由近期疫情带来的思考。我们讲城镇化，都会强调集聚、距离和密度，会强调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是“默会知识”或“隐性知识”，只有面对面才能更好地传递；二是信任，只有面对面地接触才能够建立情感，才有利于形成稳定人际关系，降低交易的成本。三是模仿和竞争，高技能人才需要更多地和其他高技能人才互动，这都是要强调城市密度的重要性，面对面接触的重要性。我国已经进入到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城市的密度、面对面接触、集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我对解集聚与城市密度的重新思考。
首先，时间的分割和空间的共享。今天的会议本来应该在现场开的，现在通过在线会议系统。疫情冲击加快了远程办公的发展。有人说远程办公是低效的，有人说是高效的，我们目前还不掌握微观数据，但可以看看北京和上海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北京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增长5.5％，IT业增加值增长3.5％；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增长7.3%，IT行业增加值增长13.1%，这和这两个城市经济整体下行形成了反差。如果公司高管发现，线上办公并不影响公司的利润，企业就会产生减少办公室空间从而降低租金的动力。比如原来1000个员工需要1000个工位，现在每个人每周5天只要来2天，所需要的工位只有400个。一些跨国企业在疫情前就已经实施这样的非固定工位的共享办公。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原来每天需要通勤1个小时，五天需要通勤5个小时，如果一周只需要两次上班，每日通勤时间即使增加2.5个小时，和原来的总通勤时间也是一样的，但好处是能以更低的价格住更宽敞的住所。
我并不是说面对面接触不重要，而是要表达线上和线下接触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而且，空间的共享可能会提高线下的有效接触机会。如果上述那家企业的工位从1000下降到400个，那么所处的办公楼就可以容纳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企业，每周就会有更多高技能的人才在密度不变的空间里进行更多的面对面接触。
第二，空间的集聚和公司组织的分布式集聚。跨国公司是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的。跨国公司不同区域员工的每次交流并非每次都要通过乘坐国际航班来实现，很多时候是通过信息技术所制成的办公系统来发生的。在很多时候，员工之间的交流不是通过人与人直接交流，而是以人机互动为中间媒介来实现的。高技能人才恰恰是最愿意或最能够接受这样的新技术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跨空间交换默会知识，除了必要的线下交流，还由不断完善的线上办公系统实现分布式集聚，将原来无法编码的抹灰知识变成规范的标准知识。
第三，技术进步中的“集聚”和“解聚”。在一个行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隐性知识占据重要地位，创新在空间上产生集聚效应。但当一项技术成熟之后，产业知识已经高度标准化和规范化了，对知识的复制和模仿变得更容易，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降低了面对面交流的必要，这时就会逆转集聚的力量，该行业就会出现地理分散，在创新地理学里就可以称之为“解聚”。18世纪工业革命开启时，纺织业是创新中心，飞梭、水力织布机、动力织布机等技术处于隐性知识阶段，纺织业集聚于曼彻斯特，后来随着纺织的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推动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启动。
如果说创新活动造就了集聚，那么解聚实际上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技术扩散过程。这时，生产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原本集聚于中心城市的产业的生产范围和规模都会增大，在都市圈维度表现为产业在周边城市集聚，在一国维度表现为产业通过转移在后发地区集聚，在世界的维度表现为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全球化。可以说，。没有创新产业的标准化和解聚，就没有全球城市系统的扩张和重组
在技术输出城市来看，解聚是腾笼换鸟的机会，但如果没有接续的创新活动集聚，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很快就会出现衰败，比如底特律，一些大城市也可能承受转型的阵痛
三、以都市圈化推动新型城镇化
总的来说，都市圈是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刚才各位发言嘉宾提到的非城市户籍人口之外，我们还应该兼顾三类人口，以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一是白天人口。我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在核心区白天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夜间人口（常住人口），而白天人口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和夜间人口是不一样的。
二是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有一位青岛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到了北京，他在全国范围里是计入城市户籍人口的，但在北京是属于非本市户籍人口。我们除了要关注农民工家庭，也要关注这些城城流动而又没有本市户籍的“城市人口”。
三是短期流动人口。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实时人口要大于常住人口。针对商旅人士、访学交流人士、旅游者的公共服务也要配套。比如，如何为访问期达到三个月的商旅和访学人士提供子女教育服务等。
我的汇报就到这，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