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城乡分割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源

凤凰网财经讯 6月28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2020青年论坛第三场于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在论坛上表示，城乡分割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源。

对于近年来经济下行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万广华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十几年的下行不完全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主要是由需求端与外部冲击引起的。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在疫情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万广华指出，在国际秩序已经开始解体的大变局之中，中国的短中期甚至长期增长都不能指望外部国际市场来化解供需失衡的问题，必须增加国内需求。

对于如何减少不均等来促进居民消费，万广华强调，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唯一和根本出路，在于让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穷人，这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快慢本质上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差异，通过缩小城乡差异，减少不均等，以便增加穷人也即农村人的需求，帮助中国的供给和需求趋向均衡。

最后，万广华做出总结，中国依靠全球化化解供求失衡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和将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内需求。欲提升国内需求，必须改善收入分配，等到国际局势更加恶化才有所反应，不但非常被动，而且困难重重。

以下是讲话全文：

城乡分割：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源

万广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谢谢张老师，谢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前面刚刚听到小鲁所长讲到，现在还是有2.4亿农民在城市生活，他们还没有市民化，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另外，赵老师也讲到需求问题。今天我讲的和前面两位嘉宾讲的都是相关的。

201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经济评论》上写了一篇东西，基本观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会千方百计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出了三大破解建议：第一，国内积极推进城市化；第二，国际上努力改善与印度的关系；第三，继续韬光养晦以争取最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今天，这些推测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关于城镇化，我从2006年开始呼吁要加速市民化。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市民化速度显然不尽人意。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中国要尽快大幅度提升市民化率，否则中国的内需是难以提升的。大家知道，在这数百年一遇的国际局势和疫情下，中国的内需如果不能提升，持续发展与民族振兴都会有很大问题。

请允许我从增长下行的趋势讲起。对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为，它是不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还是正常的下滑；它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问题；它是由外部冲击引起的，还是由内部各种结构性原因引起的。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这10多年的下行不完全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主要是由需求端引起的，而且主要是由外部冲击所引起的。

我一直在强调，如果没有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接在后面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国的增长不会这么快下滑。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性大事件，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这么多年的下行。显然，这些冲击是外部的、是需求侧的。如果按照这个推论去调整中国经济，延缓或停止其下行趋势，甚至恢复其增长，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内需。

那么如何增加内需呢？我个人长期的观点是，首要的也是迫切的是减少贫富差距。根据常识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因此，当收入分配恶化或不均等上升时，越来越有钱的富人不太增加消费，而想消费的穷人没有钱消费，这样的经济增长，难以带来消费或需求的上升。

在需求长期低于供给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是难以持续发展的，毕竟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产品就无法实现价值，利润和工资就无从说起。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大部分是要被消费掉的，剩下的是储蓄，而储蓄的大部分会被用于投资。如果投资不能消化所有的储蓄，部分储蓄就会闲置，这就出现了消费加投资需求小于产出的失衡，其解决途径是净出口。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出现净出口，2001年加入WTO后净出口大幅度增加，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甚为庆幸的是，全球化给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净出口的机遇，帮助解决了中国内需不足或失衡的问题。

高度依赖出口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内部失衡的经济体必然受外部冲击的严重影响，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后，中国经济线性下行的根本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恢复。任何增加供给的举措，只要不能减少供需缺口，都是无效的。

那么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在疫情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在我个人认为国际秩序已经开始解体的大变局之中，中国的短中期甚至长期增长都不能指望外部国际市场来化解供需失衡的问题，必须增加国内需求。

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大成分，而中国高投资的诟病已经存在多年，不能再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消费。不言而喻，这里指的是增加穷人的消费。如果把穷人的消费增加足够多，也可能使国内的投资-储蓄-消费-生产基本上取得均衡。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增加穷人的消费？直观上看，穷人不消费是他本身没有钱，所以不少经济学家提出来通过增加收入来增加穷人的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导致了国内推出的减税降费。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减税降费究竟会增加谁的收入和消费。因为减税降费刺激的是投资，投资增加带来的是产出的扩张，后果是供给的上升，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需求侧的问题。如果减税降费后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同比例增加，收入分配不变，中国的失衡仍然存在，只是供求缺口量更大了而已。如果减税降费后的收入分配更惠及富人，就像中国过去很多年一直发生的那样，不均等越发恶化，经济失衡也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唯一和根本出路，在于让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穷人，这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快慢本质上没有关系。有些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会强调中国的供给侧或结构性问题。但是我从来不否认供给侧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候都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我们需要寻找根本性的大问题。就过去若干年和今后的中国经济而言，大问题存在于需求侧，更为准确地说，是出在居民消费不足上。

那么如何减少不均等来促进居民消费呢？不均等的问题也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考察。我200-2004年开始研究的、2007年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表明，中国贫富差距的最大组成成分是城乡差异，而且这个成分是最不合情合理的。所以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差异。通过缩小城乡差异，减少不均等，以便增加穷人也即农村人的需求，帮助中国的供给和需求趋向均衡。

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降低中国的城乡差异？更为具体地，是在初次还是二次分配阶段缩小城乡差距？2006年6月我在复旦做报告，提出了一个很多人当时难以理解、甚至无法接受的观点：城市化是消除中国贫困，解决贫富差距唯一的出路。这个观点于2008年发表在《比较》上，至今还能在联合国的中文版网页上找到。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被很多人、包括政府所接受和采纳。其实，通过城镇化解决贫困和不均等问题就是在初次分配阶段降低贫富差距，比导致各种扭曲的二次分配更为有效和合理。这个思路不只适用于中国或亚洲，所有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进入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前，都只能依靠城镇化来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以上所说都是铺垫、不算重点。今天我真正要跟大家交流的是一个新发现：盲目缩小城乡差距不一定能带来消费的提升，还需要切实解决市民化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没有退路，短中甚至长期都无法再依靠全球化来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所以，这几天中央政府接连推出“出口转内销”，“主要依靠国内循环”等策略。前面已经提到，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也早就应该应对了，等到国际局势如此恶化的今天才有所反应，不但非常被动，而且困难重重。

先说新发现的前半部分：盲目减少不均等不一定能够带来中国消费的上升。事实上，中国全社会都在支持农村的发展，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政府至少从2003年起就开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而且中国的不均等从2007年前后确实开始下降（参见我们在《劳动经济》上发表的论文），一直在下降。但为什么中国的需求仍然上不去，供需失衡仍然存在？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净出口仍然占GDP的11%。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不能有净出口，中国还是需要外贸和外汇的，但高达GDP的11%的供需缺口是无法维持的。

至此，我们分析了中国经济下滑的症结为需求或居民消费不足，同时论证了增加消费的唯一出路是降低直至消除城乡差距。但城乡差距自2003年起已经在缩小，中国的收入不均等从2008年前后也一直在下降，但供需失衡的问题却没有改善。

现在，我们来说新发现的后半部分：中国迫切需要大力推进市民化，没有市民化的收入分配改善难以提升居民消费。这个发现可以简单地通过画图来证明。不管是用大家所熟悉的基尼系数，还是我个人用得比较多的泰尔指数来代表不均等，贫富差距与各省的人均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改善带来的不是我们预期的消费上升，而是消费的下降。这与人们的预期，以及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都是相反的。

为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计算，也进行了大量的模型和经济学分析。今天没有时间，这里也不是合适的场所来分享这些。我只给大家看另外两个图。

这两个图与前面的图紧密相关。前面的图是用各省的整个不均等作为收入分配的指标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省市的不均等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城市内部的不均等，二是农村内部的不均等，三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把前两部分合并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内部差距，用第三部分来代表城乡分割。我们发现，消费与内部差距之间呈负相关，与经济学原理和预期相符。所以，违背预期与经济学原理的、头两个图所展示的消费-整体不均等正相关不是由内部差距引起的。

换言之，改善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能够带来城市消费的上升，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能带来农村消费的上升。

最后看城乡分割与消费的关系。我们发现，它们之间为正相关，即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中国的消费会增加，而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中国的消费会下降。显然，城乡分割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保障比较薄弱，农村面临较高的生产风险，而且农村的金融市场也不够发达，这些都抑制了农村的消费。所以，农村的储蓄率高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的消费率低于城市。这时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或“反哺”，把收入从城市转到了农村，就等价于把收入从边际消费比较高的地方转到比较低的地方，导致平均消费的下降。

这样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论：存在城乡分割时，盲目地改善收入分配会恶化内需不振的问题。而在消除城乡分割后，收入分配的改善反倒能够促进消费，这一正一负的转换对中国的持续增长、民族复兴至关重要。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依靠全球化化解供求失衡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和将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内需求。欲提升国内需求，必须改善收入分配，但过去若干年收入不均等的下降并没有带来内需的上升。这是因为不均等提升内需有个前提条件，这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忽略掉的：中国必须首先消除城乡分割。在没有消除城乡分割的情况下，盲目的财政转移可能导致了适得其反的后果，拖累了中国的增长；只有在消除城乡分割后，贫富差距的缩小才能帮助提振内需。消除城乡分割不只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更为重要的是要推进市民化，让数亿已经进城和数亿将会进城的农民（尤其是移民子女），分步骤地、短期内有区别地享受与城镇市民同等的国民（尤其是教育和高考方面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