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玲：解决不均等、增长与环境的问题，需要从初次分配中寻找答案

凤凰网财经讯 6月28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2020青年论坛第三场于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张晓玲在论坛上表示，未来中国30年的增长也依然有必要并注定由城镇化来推动，但如果持续这样的低质量单一目标驱动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城镇化不均等、公平与生态环境的问题。

从主流的观点大家都会认为，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那么究竟收入质量的差距和消费碳排放的关系是怎样的？张晓玲教授团队用了CHPS和CFPS两套不同的数据来解读环境和不均等关系。

初步结果表明，再分配会带来碳排放的上升，但经济增长，也就是整体平均收入的上升将会抵消再分配对碳排放的不利影响。整体来看，家庭碳排放的增长效应高于分配效应。一个重要结论是，收入分配的改善会导致一定意义上环境质量的恶化。

从总体上看，城市内部表现出来的是比较低的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不均等；而农村内部体现在它的消费碳排放不均等和收入不均等两方面都比较高。

基于增长、分配和碳排放三者的内在关系，张晓玲提出，盲目的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而解决不均等、增长与环境的问题，需要从初次分配中寻找答案，初次分配的关键路径之一恰恰是城镇化。

最后，对集聚和环境的研究的相关政策张晓玲提出的建议是：

对于城市碳排应该更多利用高精度的碳排放网格进行精准核算，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碳排放的治理与国际减排工作；同时，也需要考虑城市的形态和密度，基于人口的密度而不是行政边界去界定城市，识别城市边界的动态变化，为决策者提供更精准的减排依据；同样的，碳排的格局也受制于城市的形态，因为城市形态和用地结构、基础设施等一旦形成是不可逆的。

以下为讲话全文：

环境不均等，城镇化与集聚

作为最后一位发言的嘉宾，我的发言题目是“环境不均等，城镇化与集聚”。

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初是来自Bill Sharpe写的一本书《Three Horizons》，书中讲到人类的发展已经走到即将要面对，不得不面对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而城市作为人口最为密集的空间形态，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城镇化路径，我们走过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主义阶段，主要特征体现是高速增长，但缺乏一定意义的高质量发展，导致的结果和挑战是发展目标单一，前面几位专家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个观点，包括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以及我们正在面临的，以及即将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挑战。

当然，未来中国30年的增长也依然有必要并注定由城镇化来推动，但如果持续这样的低质量单一目标驱动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城镇化不均等、公平与生态环境的问题。如果我们解构城镇化过程中的参与方和利益相关者，其实可以看到，开发商，城中村的居民，环保主义者、投资者所看到的眼中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其实是不同的。作为学者和一个普通市民，这是我眼中所看到的城市，既有高楼大厦，也有城中村里面居住的低收入者。这里有个关键的科学问题，当我们走向城镇化转型以及即将迈向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原来的生产效率、公平和环境三个目标放在一个目标函数里面去考虑，我们能不能也将公平和环境这两个目标放在一个系统里面去思考？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为大家汇报的是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在过去的半年期间所完成的主要发现。

一、环境VS不均等

从静态的全球资产来分析，全球占比10%的最富有的人产生了49%的碳排，50%的穷人却产生了10%的碳排。从主流的观点大家都会认为，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那么究竟收入质量的差距和消费碳排放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用了CHPS和CFPS两套不同的数据来解读这样一种环境和不均等关系。

在第一个研究里，这是动态收入分配的思路。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再分配是否有利于减排，实际收入的增长是否在此基础上也是有利于减排的。初步结果表明，再分配会带来碳排放的上升，但经济增长，也就是整体平均收入的上升将会抵消再分配对碳排放的不利影响。整体来看，家庭碳排放的增长效应高于分配效应。

一个重要结论是，收入分配的改善会导致一定意义上环境质量的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首先，通过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则社会整体的碳排放增加。同时，研究发现，控制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入的增长会带来碳排放的减少。这样的发现对政策界有怎样的启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将环境问题和分配的问题放在一个层面上去解读，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也能够同时解决环境问题。基于增长、分配和碳排放三者的内在关系，我们可以反思一些问题：盲目的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而解决不均等、增长与环境的问题，需要从初次分配中寻找答案。而初次分配的关键路径之一恰恰是城镇化，这一点就回应了刚刚万老师，陆老师还有之前另外几位专家提到的城乡分割、增加内需，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引入对第二个问题的反思。

二、环境不均等VS城镇化——城乡家庭消费碳排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这套数据是用的北大CFPS的数据，通过计算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碳排总量较少的50%的家庭仅仅占总体碳排放的16%，而排放最高的5%的家庭消费碳排却占到总体的30%。如果按照家庭纯收入来进行分类，收入前10%的家庭所产生的23%的消费碳排与收入后20%的家庭产生的消费碳排的份额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发现，城乡之间存在明显排放的不均等，不同消费类别的家庭消费碳不均等水平存在差异：食品、衣着、交通通讯等必需品的消费碳不均等相对较小，较高的消费碳不均等发生在家庭设备/日用品、居住、以及服务业上。

从总体上看，城市内部表现出来的是比较低的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不均等；而农村内部体现在它的消费碳排放不均等和收入不均等两方面都比较高。

另外，我们对弹性系数也做了分析，研究发现，城乡家庭居民的消费每增加1%，其相应的消费碳排放也大约增加1%，但不同消费类别之间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比如家庭设备、文教娱乐等其他服务型消费进入较高的消费和碳排放的弹性变化，随着家庭总消费增加，更多的碳排放在这两个部门产生。因此，我们做政策建议时，包括环境规制政策等应该向这两个部门进行倾斜。基于这样的静态数据分析基础上，又考虑了做了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反事实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化带来碳排放的下降，在不同消费类别上，城乡产生的碳排放差异主要体现在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消费碳排以及居住消费碳排，也就意味着同样消费支出情况下，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家庭设备以及居住碳排放更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城镇化与碳排效应呢？

第一，技术创新效应。

1、技术进步将会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使用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出的排放。

2、随着清洁技术不断开发，我们对末端治理以及对传统技术的取代，资源将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也会慢慢地取代既有的原来高耗能的技术。

第二，规模效应。

接下来，我有个研究，在最后也会做一定的解释，就是农村碳排和表现出来的居民点没有办法形成一定的碳排放的密度，而城市人口分布相对农村更为紧凑，人口密度集聚程度会更高，我不做赘述，刚才很多学者也都提到了集聚与环境的关系。

第三，结构效应。

农村的空间分布，交通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和城市相比是相对高碳的特征，比如农村仍然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高企不下。在城市密度上，我们和蔡博峰团队在做个关于城市密度对非工业碳排的影响。如果把城市分为不同的类型，将会明显看到人口密度和人均非工业碳排呈负相关关系，人均非碳排工业与人均GDP之间并没有明显相关，这就说明碳排放很可能受到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交通方式、能源利用等方式的影响。大都市的城市密度与人均非工业碳排放呈负相关，这意味着高密度城市形态可以减少非工业部门的碳排放，这与发达国家发现的密度与碳排放关系是一致的。

我们用反事实预测了2005年至2040年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建成区的扩大，人均非工业碳排放的情况。结论是，基于人口密度而不是非行政边界定义的城市，即我们定义的UB4-City，其人均工业碳排显著小于整个国家。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是UB4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会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研究是我们基于高精度的碳排放网格重新定义了城市边界，中国和西方关于城市的定义不同，这里我们用人口密度去定义城市，能够更加准确地量化城市的碳排，使得IPCC报告和国际碳排测度量比较更加准确合理，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精准的减排依据。

关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集聚和碳排放的影响，我和中南财经大学的严雅雪老师共同做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的二氧化碳高排放地区逐渐从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都市圈化演变成“京津冀和长三角连为一体”的趋势，整体碳排的面积逐年拉大。我们发现，工业集聚对三种污染物的影响机制是：专业化的集聚显著提高了中国碳排放水平，多样化集聚则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水平，因此它呈现了一定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绿色技术进步在工业集聚环境效应中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不同的多样性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也存在一定的环境影响，比如最近对雾霾的影响是负外部性逐渐增加，但对工业三废负外部性呈现明显的下降。随着多样化集聚不断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对工业三废的负外部性将不断地上升。

最后，我提出对集聚和环境的研究的相关政策建议是：对于城市碳排应该更多利用高精度的碳排放网格进行精准核算，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碳排放的治理与国际减排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城市的形态和密度，基于人口的密度而不是行政边界去界定城市，识别城市边界的动态变化，为决策者提供更精准的减排依据；同样的，碳排的格局也受制于城市的形态，因为城市形态和用地结构、基础设施等一旦形成是不可逆的。从集聚与非工业碳排角度来看，密度和非工业碳排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从城市形态角度为不同城市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比如我们可以限制城市的低密度的无效蔓延，从而减少非工业碳排。对工业碳排，我们应该针对它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在工业集聚区积极推进绿色技术的进步，实施针对性的环保节能政策，对专业化水平较高的集聚区应该对其规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而对集聚发展度较低的区域则应积极促进产业向多样化阶段发展, 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业集聚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