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取消公积金，我们还是拉着Jeff坐下来谈谈

☑ 大七环特约作者：西坡居士

近几年历史穿越剧的热播，让很多人开始探讨中国历史上有无疑似穿越的人物，王莽和王安石高票入选。特别是王安石似乎继承了本家王莽远超时代的改革理念，所提出的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等措施，即使在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也能找到对应的制度雏形。但如此先进的改革为何濒于失败，只在历史留下“疑似穿越者”的惊鸿一瞥？

王安石开办的“国家农业银行”

宋神宗即位之初，年轻气盛的皇帝与扎根基层、见解独到的王安石组成最佳CP，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变法”岁月。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是“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社会的贫民阶层少受地主盘剥，得以全心投入农业生产，努力做大北宋GDP蛋糕。

在变法措施中，青苗法久负盛名。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极易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陈粮已吃完、新粮还在地里的农民不得不去找乡绅地主借高利贷维持生计。青苗法的设计本意是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官府低息贷款给农民，保证农业生产秩序。这与现代社会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例如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核心功能一致。

问题是：北宋如此先进的“国家农业银行”为何最终流产呢？

答案是北宋没有“银行家”。饱读孔孟之道、秉承“士农工商”理念的京官既不懂、也无心去办好 “国家农业银行”。而扎根业务一线、肩负考核指标的地方官府，不得不严控“贷款不良率”、实现银行创收。于是，现代社会的金融歧视现象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一千年前的北宋：一无所有的贫下之家没有抵押物，无法从严控不良率的官府手里贷到官钱。想必宋朝的地主阶层是不会出现“地主家也没余粮”的情况，无需从官府贷款。

创收压力下的地方官府采取“散青苗”的应对办法，针对具有家底（如自有田产）的普通农户摊派贷款，为保证秋收之后本息全回，要求农户五家一组相互担保。遇到灾年，散青苗的互保法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户沦为失去田产的贫下之家，结果已经不言而喻了。

“国家农业银行”流产告诉我们，在顶层设计上的惠民改革在地方运作中有可能完全走了样。一项自认为好的改革下沉到地方一线之后，一定得“没事走两步”，才知道是骡子是马，是李鬼还是李逵。

住房公积金的“中年婚姻危机”

今年的2月11日，黄奇帆撰文建议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理由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到的，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成为房贷主体，公积金存在的意义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 12% 的成本。

一石惊起千层浪，关于住房公积金是否应该取消的争论成为舆论热点。那么，全面商品房时代的到来，是否需要取消公积金呢？要想论断这一问题，必需弄清楚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前世今生。

首先来看住房公积金的“娘家人”做的怎么样。中国和新加坡是全球唯二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国家。新加坡法律规定国民不分职业，只要是受雇员工，都要缴纳约20%的薪水到个人账户，而雇主则需对应缴纳约16%到员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内分设普通账户、医疗账户和特别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储蓄主要用于住房支出，也即我们概念里的住房公积金。

然而，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是整个公共住房体系的配套住房保障工具。目前，新加坡的住房保障体系由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组屋（“居住有其屋”计划，类似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为主，约82%市民居住于组屋，仅有10%左右的商品房供高收入者和外国人购买。由于新加坡政府不搞土地财政，以低廉价格向组屋供应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统一规定，仅为商品房1/3左右。因此，这一公共住房体系下，普通市民依靠与收入挂钩的住房公积金足以购买组屋，满足基本住房需求。

图片来源：alleblsy @ Rocher Center / 泼辣有图

再来看远嫁中国的公积金“媳妇”怎么样。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当时的制度设计初衷也是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具体设想是分为“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向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和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三个层次。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是在这一住房体系理念下应运而生，由单位和个人合力缴纳住房公积金、形成互助性的收入储蓄池，专项保障职工购房需求。由此可见，房改之初的住房体系设计和住房公积金定位，与新加坡模式的内核基本一致。

这场外来媳妇本地郎的婚姻，为何走过了三年之痛和七年之痒，时至今日又遇到了要“被离婚”的中年危机呢？

公正地说，不是媳妇走了样，只是本地郎儿变了心。公积金还是那个公积金，但房子已经不是以前的房子了。中国同时借鉴了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土地由地方政府垄断供应、通过“招拍挂”程序以竞价方式卖给开发商，这一土地财政模式难以避免“地价（楼面价）和房价”螺旋式上升的尴尬局面。用流行一点的话来说，面粉都贵了，面包还能便宜吗？正是在地价和房价媾和的孽缘里，我国的住房体系已经大大偏离了“初心”，所造成的结果是：大多数普通居民“被”成为购买商品房的“高收入者”。

近20年，房价持续上涨的幅度已远超普通居民的收入增幅。从全球40城房价收入比来看，我国的收入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但在房价收入比上早已实现“赶英超美”的小目标，领衔全球。

全球40城房价收入比排行 资料来源：易居研究院

住房公积金储蓄池的累积则完全和个人收入水平挂钩，自然，公积金储蓄池里注水速度跟不上，所能提供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也就比较有限（一线城市100万左右，二线城市50万左右，三四线城市30万左右），相对于目前动辄几百万的房产总价确实捉襟见肘。

已经断了购房念想的人，确实会质疑每个月强制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意义。但冷静下来审视这场住房公积金的“被离婚危机”，我们普通人所质疑的，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吗？

李鬼还是李逵：透视住房公积金的本来面目

黄奇帆认为：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能够给企业减少12%成本，疫情之下有助于帮助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然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张峥发文指出：“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个不恰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建议，不仅不能在“非常时期”真正给企业减负，而且会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负面冲击”。

专家的言论比较晦涩难懂，那么我们就用通俗的语言来扒一扒住房公积金的本来面目。

资料来源：《2018年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

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8年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目前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类型主要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商和私营企业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单位缴存计算方式是“缴存基数（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x单位缴存比例”，缴存比例目前可选择5%-12%。初看起来公积金的支出成本似乎一目了然，但实际缴存情况却是天壤之别，原因在于“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

公积金制度原本仅在体制内执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积金缴纳比较规范，全员足额缴纳公积金，实缴职工已达4452万人，是住房公积金储蓄池的主体。从2016年开始，中央政府推动下各地开始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根据规定体制内单位缴存比例从20%一律下调到最新上限12%。中国人自然是不缺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故事创造力，变通之处就在于《条例》所规定的平均工资没有明确界定。某些体制内单位理所当然地把“平均工资”理解为设定好的“绩效工资”，对应较高的缴存基数。

因此，尽管单位缴纳比例从20%下调到12%，但随着缴存基数的上调，实际缴存公积金大多未实质减少。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调查，某些体制内单位更是将缴纳公积金作为奖金、加班费、交通补贴等名义的单位福利的隐性渠道。这也是为何体制内一方面明面上的实发工资低、七七八八算上综合收入并不低的主要原因，根子就在没有实发到手的五险一金（以及目前的单位年金）上。可以合理预估的是，住房公积金给体制内带来的实际成本远超12%。

但住房公积金给体制外带来的成本，却是一个南辕北辙、而又冷暖自知的生活故事。住房公积金制度设计之初是作为体制内保障职工住房权益的福利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体制内向体制外推广。虽然条例要求全部单位参加公积金计划，但住房公积金中心没有执法权，实际上参与公积金制度的企业单位很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披露的2018年就业数据，我国共有私营企业3143.3万家，从业人员21375.4万人。对比《2018年公积金年度报告》披露的私营企业单位缴存情况粗略匡算，缴纳公积金的私营企业单位比例仅4.95%，公积金覆盖的私营企业职工比例仅20.79%，如果将我国1.6亿个体工商户也视为企业职工，那么公积金的私营企业职工覆盖率更是大幅拉低至11.9%。

即使参与缴存公积金的私营企业，在实际缴纳中也存在和体制内大相径庭的“猫腻”。外资企业和上市公司等管理相对规范，根据《条例》以实际工资为核算基数，根据企业情况选择5%-12%的比例缴纳住房公积金。但对大多数中小私营企业而言，理所当然地把“平均工资”理解为基础工资，核算基数很低。根据笔者了解的一些情况，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职工的基础工资甚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只能按照“最低工资基数x5%缴纳比例”缴存公积金，相信只要懂得小学算术，就能算出这样的公积金缴存情况在企业总成本中的比重能有多高。

因此，你所以为的公积金，也并非是真实世界里运行的公积金。从纯粹的成本角度来说，公积金给体制内单位带来的成本远超12%，国有、外资和部分上市私营公司的公积金成本为5%-12%，少数效益较好、缴纳公积金的中小型企业成本预计低于5%，而对大多数根本不缴纳公积金的小微企业而言，公积金成本为0。

大概黄理事长平时接触的企业都是比较规范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才会得出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可给企业减少12%成本的理想判断。但真实人间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根本不缴存公积金，为数不多缴存公积金的中小企业，公积金实际支出成本很低。提议减少一项大多数小微企业根本不存在的公积金成本以期帮助小微企业度过难关，如同期冀开办“国家农业银行”来救济贫民、扩大农业生产的王安石，最终的结果已经不言而喻了。

如果黄理事长秉承着“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共产党员精神，更加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是提议取消体制内公积金、而非企业公积金，所能节约的预计远超12%的行政成本可设立专向扶助小微企业的种子基金，相信一定能够在当下的非常时期解决小微企业的切肤之痛。

住房公积金更适合坐着谈

判断公积金有没有用，是在个人处境之下见仁见智的个体观点。对于已经拥有住房、或没有公积金贷款的人来说，公积金制度确实没什么用；对于有购房计划、计划使用公积金贷款的人来说，公积金制度则必不可少。当然了，对于被社会毒打、完全绝了购房念想的青年一代来说，公积金更像是如鲠在喉，憋得难受。

下面我们不妨结合个人处境看一看各位专家的观点。明确支持取消公积金的两位专家学者，无论是黄奇帆（前重庆市市长、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还是楼继伟（中国财政部原部长、现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根据行政级别和从政经历推算，应该享受早期的福利分房待遇、入住公务员小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入住公务员小区、完全不愁购房还贷问题的前体制内专家来说，能够切身体会到公积金制度的用处吗？

另一位支持取消公积金的名人是活跃于公众视野的董明珠，给出的理由是格力集团可以给员工分房、公积金可有可无。

那么，我们不妨当一回真，看看董明珠的 “一人一房”计划是个什么样。2020年4月25日，董明珠接受采访时表示格力已经建好3700套员工住房，此时距其提出这一计划已历时两年半。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问题来了，拥有8万职工的格力集团如何分3700套员工住房呢？如果分房规则是按照职级职位、工龄资历等，会不会沦为管理层福利？按照目前1600套/年（两年半建好3700套）的建房速度，实现“一人一房”的flag需要超过50年。试问目前处于公司底层的格力“后浪”，熬到退休成了“前浪”之时，能够分到一套房吗？

与其如此，喜欢“董格力”绰号的董小姐支持取消公积金，那么不妨纡尊降贵，实地问一问底层的格力青年“后浪”，支不支持取消公积金呢？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提出一份改革住房公积金的提案，指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承受着较大购房压力，取消公积金意味着存在回归福利分房的可能性。进一步去解读郑秉文的这份公积金改革提案，幕后的潜台词似乎是：每个月缴存几千元档次公积金的体制内都承受着较大购房压力，那体制外每个月只有几百元公积金的私营企业员工、还有更多压根不知道公积金为何物的小微企业员工，购房岂不是“亚历山大”？

作为向往城市、渴望在城市里有着安居之所的“后浪”一代，我当然坚决反对取消公积金制度。尽管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低、审核条件严格，但远低于商业贷款的贷款利率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以二线城市50万公积金贷款额度为例，商业贷款基准利率4.9%，公积金贷款利率3.25%，同样是30年期50万额度的住房贷款，商业贷款利息总额约45万，公积金贷款利息总额约28万，平摊下来每年能节省五六千元利息。

试问，哪个有条件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后浪会支持取消公积金制度呢？我们这代还未购房的后浪已被持续上涨的房价远远甩在身后，在掏空六个钱包、好不容易凑齐购房首付款之时，难道还要透支未来二三十年收入、理应偿还如此之高的商业贷款利息吗？通过公积金贷款所节省的那点贷款利息它就不香吗？

你所经历最深的公积金购房路，是商业银行的套路

目前公积金购房的尴尬之处是很多新房场合不支持。本身名声就不太好的开发商自然又背起了拒绝公积金贷款的“锅”。只是细细思量，房地产开发商有什么动力去拒绝使用公积金贷款呢？无论是使用商贷还是公积金贷款，开发商收到的购房款总额是一样多的，唯一的差别只是贷款方，一方是公积金中心，一方是商业银行。

事实的真相还需讳言吗？看看使用公积金贷款而非商业贷款，谁的利益受损就一目了然了。约定俗成的套路是，房地产商借了银行开发贷，拿人手软之下自然也成了商业银行的爱情僚机，在这场自以为是“人”与”房”的美好邂逅中，实际上是人与房贷的“爱恨纠葛”。一个可能残酷却现实的真相是：在目前房贷收入比下动辄二三十年的房贷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面前，你的“房贷”可能比你的老婆陪伴你更久远。爱情难久远，房贷永留存。

所以，在被你以为的“爱情”冲昏头脑之前，还需谨慎考虑能否许下一生承诺，说一句：“I do” lend!

图片来源：Joel @ Unsplash

二手房市场同样存在公积金贷款应用场景不足问题。由于公积金贷款额度有限，在实际购房中通常需要使用“商业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的组合贷。于是，一种冠冕堂皇“不拒绝”使用公积金贷款的套路出现了。以上海为例，在因城施策的调控基调下，上海的平均房贷利率处于全国洼地，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给予首套房贷款9折（4.41%）或95折（4.65%）优惠，但享有贷款利率折扣前提是纯商贷。因此，对于购房者而言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使用组合贷，4.95%利率的商贷+3.25%的公积金贷款；二是使用享有利息折扣的4.65%（或4.41%）纯商贷。如果购房者的组合贷中公积金贷款额度较低，使用组合贷的利息总支出反而会高出许多。所以，商业银行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从来不抵制公积金贷款，选择贷款的自由购房者。“目田”选择放弃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者只能是嘴上笑嘻嘻、心里呵呵呵，一肚子怨气撒向了背锅的公积金制度。

司马光V.S.王安石：我国的公积金改革走向何方？

以“砸缸”享誉小学朋友圈的司马光给王安石起了个“拗相公”的称号（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但从史实来看，这对皆可入选宋朝道德模范的欢喜冤家，并无私仇，只有公见。

司马光领先世界八百年的“国富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成为终结王安石变法的最强音。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经济蛋糕只有那么大，改革只是怎么切的问题。看起来变法之后国库充盈，实际上只是加重盘剥底层老百姓，国富民弱。

司马光的“国富论”有没有道理呢？可以说也对也不对。问题出在对民间的认识上。农业社会的民间可分为士绅地主和农民两个群体，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在于减轻贫农负担，鼓励农民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做大GDP蛋糕后公家自然也能分得多。但问题是民间也有民间的利益规则，在官家和贫民所在的民间还隔着与士大夫利益相关的地主阶层，掌握规则的士大夫也不会在自己头上动刀子，最终的结果是：王安石自以为“改革春风吹满地”，实际上根本吹不到真实的民间，自然也没有做大蛋糕的收益了。

回头来看这场公积金存废之争，黄奇帆提出“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能够帮助企业减少12%成本”，是否有着几分“不晓事”的拗相公意味呢？姑且不论目前我国众多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根本不缴纳公积金这一实情，公积金本就属于职工个人所有，把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钱”换个名头再发给老百姓，对于做大经济蛋糕有多大帮助呢？

从我们后浪的角度看待公积金，目前公积金制度是中国现存的制度中为数不多的、不区分户籍、职业、身份，公平对待每一位参与者的好制度之一。根据地方公积金运行现状，公积金储蓄池的缴纳主体来自体制内，但职工从公积金储蓄池中申请公积金贷款却并不区分体制内外，符合条件的购房职工均能申请同等额度的公积金贷款。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体制外刚参加工作的后浪们更有利的互助贷款制度。之所以这一量入为出的贷款制度能够维持运转，核心是较高工作年限的体制内职工累积缴纳了高额公积金，才能通过公积金储蓄池转化为体制外年轻后浪亟需的公积金贷款。

黄理事长认为：把“企业公积金”转换为更为灵活的“企业年金”、把已发生的公积金贷款按照一定优惠利率转化为商业贷款可以不损害职工利益，看起来确实是皆大欢喜。

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却不得不面对两个灵魂拷问：

一是目前我国已经推行了二十多年的五险一金制度，截止2018年底，劳动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仅38.8%、私营企业职工公积金覆盖率仅20.8%，在多数中小企业连社保都没能力缴纳、公积金都不知道为何物的情况下，如何去奢谈将公积金转变为企业年金呢？这与把3700套房分给8万格力职工的“一人一房”计划岂非一丘之貉？

二是公积金贷款作为量入为出的互助贷款，我们能够贷出来的公积金贷款实质上是另一部分人锁定在公积金储蓄池里的钱，将现存公积金贷款转变为优惠利率商业银行贷款、再将目前缴存公积金（截止2018年底公积金缴存余额57935亿元）转变为企业年金可供投资、亦或是增加消费等提取事项，等于在中国货币市场凭空投放近六万亿元，“四万亿”潮水泛滥的痛处犹在，还要再来一个六万亿的滔天大潮把我们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近日，国家领导人考察山西时强调“不要反复、不要折腾”，在中国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这一提法意味深远。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但这些表层的问题背后，盘根错节地干系着我国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的住房体系。过度地“折腾”公积金制度，结果很可能是一场看起来的“改革春风吹满地”，实际上只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公积金制度的现存问题，是每一个参与公积金制度的职工，特别来自社会底层、承担着可能比老婆陪伴还要久远房贷的工薪阶层的切肤之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应该更多地倾听来自底层的普通职工的心声，似乎用不着住在公务员小区、住有所居的专家们去着急。

未来的公积金改革乃至住房改革，需要我们的政府，以求真务实的决心和破除藩篱的勇气去推进，让改革成果更多的惠及普通百姓。作为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后浪的一员，我们真诚地希望改革的春风能够吹到真实的人间、给予我们年轻后浪能够凭借勤奋工作、在城市里安一处小家的公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