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独山县举债400亿投资：为政绩大搞形象工程 全县融资平台达36家

距贵阳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黔南州独山县“火”了。

在@观视频工作室近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充斥着21世纪加工水平的古风博物馆、空无一人的“独山·香港科学城”、魔幻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天下第一水司楼”等（烂尾）建筑，直观地告诉外界“独山县是怎么烧掉400亿的”。

7月14日，独山县官方称，2019年以来，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同时强调将“严格项目审批，坚决杜绝新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目前，400亿元债务的“始作俑者”，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已被提起公诉，“因案情重大复杂”，法庭将择期宣判。而他留下的这些“宏大建筑”还能被盘活吗？更多发展中的县城，又应该从中悟到点什么？

年财政收入不到10亿

独山县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政府官网介绍称独山地理位置优越，“东守两广、西望滇黔、南控东盟、北至天府”；全县总面积2442.2平方公里，现辖二城六区和8个镇，总人口36万人。

今年3月，贵州发布2019年度24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公示，独山在列。但即便如此，并没有改变其“底子薄”的现实。2019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5.7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增速居黔南州第八位；财政总收入完成8.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6%，增速居全州第九位。

经济总量百亿上下、财政收入不到10亿元，这样的小县城的居民钱袋子自然也“薄”。2019年，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164元和11759元。

本应把重心放在脱贫上的独山县，为什么会背上400亿债务？据《中国纪检监察报》去年8月报道，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还披露，在潘志立眼中，脱贫攻坚费时费力出不了成绩，只有搞项目建设才能彰显政绩。

在部分贫困村还没有产业扶贫项目落地的情况下，为凸显自己的“政绩”，潘志立安排独山县8个乡镇每2个月轮流举办一次项目观摩会，每次观摩花费在60万至100万元。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水司楼”的水司府堂，是净心谷景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建筑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

7月14日，独山县官方表示，对社会关注的“水司楼”（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努力，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于近期进场施工”。

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启动建设的净心谷景区，以“净心”为开发理念，旨在打造一处“修身养性的胜地”，是独山县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支撑项目。

招商引资不及预期

放在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一名从发达地区来的干部，会给贵州小县城带来如此大的“包袱”。

2010~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5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人民日报》报道称，在一个全省88个县中半数以上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欠发达省份，一下子拿出12个县级“一把手”岗位来引进外省干部，这样的勇气和力度，在贵州数头一回，在全国亦不多见。

2010年7月，作为第一批引进干部，潘志立从家乡江苏海安“空降”到发展边贸经济有优势、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独山县。彼时，他曾表示，到独山工作，人生像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贵州现在走的道路，正是沿海一带十几年前的发展道路，“既然来了，就要让当地的发展快走好路、少走弯路，培育一些已经成熟的发展模式”。

到任后，潘志立即开始力推改革：建产业园、立大学城，还要“以最大的优惠、最优的服务和最实在的作风”迎接各方投资。

《黔南日报》曾在一篇关于独山县“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综述中写道：2010年末，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规划建设为目标的“一城六区”格局构建强力拉开序幕。经开区、麻尾工业园区、高新区、基长新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及大学城先后成立或提质扩容。

2013年，更一举完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并率先在全省实行“区镇合一、以区为主”管理体制，将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富民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地人士曾向媒体表示，潘志立刚到独山时，发展思路还比较务实，“但后来招商不顺利，一些过来的企业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更有评价认为，他的沿海理念，在独山这种山区不接地气，“脱离了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独山大学城是贵州省第一座县级大学城，2013年落户，“占地1.5万余亩，规划容纳10所大学，在校学生8万至10万人，总投资概算约135亿元”。

在独山的计划中，入驻大学城的高校不仅要有本土的，还要有“国际”的。但根据@观视频工作室的实地探访，学生、学校均不达预期。

融资漏洞层出

地方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钱从哪来？”和“人从哪来？”而成立国有融资平台公司是“找钱”的一种惯用方式。

西部某县县委负责人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其到任前，当地有10余家平台类公司，他在一月之内“砍”成了4家。一方面是希望地方国企走专业化道路，不能只做平台公司，同时也是因为县一级招不到更多人才来“掌舵”。

再看独山，懂经济的潘志立，当然懂借债“技巧”，并且只要他认定的事，就是命令和指挥，到哪里调研认为要修一条路，就必须得修，不然就是不称职。

该县新闻传媒中心2017年的一篇报道披露，全县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

《贵州日报》撰文称：“很多项目设计、预算、审计都没搞，只要他（潘志立）拍板就开工建设，导致独山县违法违规占地达2.8万亩，国有资产损失上十亿元，几年间，独山县因违法违规占地被处分的干部达26人之多。”

当地此前项目上马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还不少。据央视去年1月报道，独山县下司镇一个名为“古韵布依·水上下司”项目，总投资近6亿元，建设周期2年，但开工不到5个月就停了下来，其间融资多处违规。比如，未对融资公司背景进行调查，“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下，有执照”；融资期限之所以能从三年“变”成一年，是因为当时保管公章的财务看了几份合同没问题，“因为怀孕身体不舒服就叫他自己盖了”。

原本是发展旅游业的“大手笔”，最终成为“大笔债”，漏洞层出背后，无疑让人对县城的发展捏把汗。

不久前，人民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16~40岁的“小镇青年”中，有近八成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同龄人“一半以上选择去大城市发展”；仍留在当地的小镇青年，超九成的人打算去大城市发展。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早前表示，一直被忽视的县城，同样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的脑袋里，往往除了中心城市就是都市圈，而忽视了真正与农民进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县城和一部分小城镇。”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提出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

截至2019年底，贵州有3622.95万常住人口，其中51%仍住在乡村。对于县城而言，“补短板强弱项”做好了，才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