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地启动二次混改，但张玉良不是董明珠

压力重重的绿地开启“二次”混改，64岁的创始人张玉良在为企业四处奔走，他曾拿自己跟董明珠做比较，但同样是国企改制，他带领下进行的绿地混改与去年董明珠主导的格力混改大有不同。

文 ｜《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艳艳

头图摄影｜李艳艳

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今年64岁了，按照国企领导60周岁退休的惯例，他已经超期“服役”近四年。眼下看来，他仍无心隐退。

时隔5年，绿地开启新一轮混改。

7月26日，绿地控股宣布上海国资拟转让17.5%股份。此前公司已于7月20日起停牌一周，停牌公告称，股东正筹划公司控制权结构有关事项。

《中国企业家》从多位消息人士处获悉，绿地此次混改事宜，由上海国资委牵头主导，引入的战投对象还未落定，大概率是以金融为主业的大型央企，其国资背景不局限于上海。之前传言“接盘”国资股份的中金公司，被聘为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财务顾问，负责对外寻找洽谈投资方。

“现在大幕刚刚开启，接下来还需跟进诸多环节。目前国资层面与潜在投资者正处于相互挑选、交换意向阶段，上市公司亦在高度配合，因此，距离此次混改收官还需一段时间。”接近交易的消息人士对《中国企业家》称。据其透露，此次引入的投资者需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及产业互动空间，至于“17.5%股份最终落定何方，仍具有不确定性”。

绿地是典型的“国资+员工+社会持股”的三角股权架构，与格力目前的股权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5年前即试水混改的绿地和去年底完成混改的格力，亦被外界视为同样成功且可相互映照的国企“混改样本”。

张玉良与董明珠本身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超期服役”的公司管理中枢，世界500强企业的代言人，一路奋斗，陪伴企业成长将近三十载。

有时，张玉良自己会跟董明珠做比较。比如谈起不退休、连任的话题，他在去年初就明确表态，“董明珠连任格力董事长，她65岁了，还继续为国家做贡献，我看也不错。”

“像我这样的创始人，对企业非常有感情。”张玉良强调，绿地跟传统国企不一样，它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要依法办事。

不同的是，外在印象中，董明珠是高调的、富有情绪的、大刀阔斧的，她是商场中的“铁娘子”，也是偶露感性的“董小姐”；而张玉良则是谦和的、儒雅的，外界眼中的他一头卷发，常常满面笑容，传统上海生意人的性格尽显于身。他们治下的企业，一个生于华南，一个长在华东，在时代、市场、企业转型等多方力量的裹挟中，呈现着不同的生存底色与发展趋向。

时隔5年进行“二次”混改，会让市值一度低迷、麻烦几度缠身的绿地发生哪些变化？张玉良还能继续连任吗？半年前完成混改的格力，会给绿地此次混改带来哪些启示？国企混改加速的大背景下，知识资本能否获得更多主动权，能否争取更多的市场斡旋空间？

未知数还有很多。

张玉良“不退休”

“看上去文质彬彬，实际上胆比天大。”易居总裁周忻曾如此评价张玉良，说他是“地产界三疯之一”，另外两个，则是许家印和王健林。

张玉良是“92派”企业家的代表性人物。28年前，他创建绿地，将一个几千万元注册起步的公司，发展成资产规模超1万亿元的行业龙头。他重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了上海国资领域最大规模重组，为绿地搭建了一套清晰的股权及管理架构。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绿地员工持股机制已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样板之一。

绿地集团属于国资绝对控股，张玉良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和掌门人，亦是外界公认的政商关系高手。不过，在众多国资控股的企业中，绿地很“另类”。用张玉良的话说，“绿地是国有企业的体制，外资企业的机制，乡镇企业的路子。”

1994年，绿地成为上海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首批试点企业。两年后，“职工持股会”的字眼第一次出现在绿地的公司文件中。1997年，绿地职工持股会持股18%；2013年，绿地再次引入20%的社会资本，基本形成了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员工持股的“金三角”股权结构；2015年，企业实现整体上市。

绿地成功上市，意味着上海国资领域最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成功落地，示范意义重大。张玉良说，国企混改核心是国有资本持股比例问题，最好将国有资本持股比例降低到51%以下，从而让社会资本和员工持股保持一个相当的比例 。

截至202 0年一季度，绿地第一大股东为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9.13%；第二大股东为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82%；第三大股东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55%。上海地产与上海城投两家国资企业合计持有绿地46.37%的股份。此外，陆股通持股3.22%为第四大股东，中金公司持股2.9%，为第五大股东。

“绿地上次混改引入员工持股概念，较好保障了企业创始人或首批职工权益。现在混改更多是为了整个企业提质增效。部分国资退出，也可吸引更多更灵活的社会资本进入。”财经评论人严跃进称，混改完成后，企业经营自由度将增加，后续即便央企资金介入，预计还会给到绿地更大的放权。

绿地上市5年后，迎来“二次”混改，股权可实现多元化，随之而来的董事会席位或许也将生变。资本市场何以应对？张玉良及其所代表的绿地管理层还能“平稳过关”吗？

这些年来，外界围绕在张玉良身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何时退休”。2018年11月，张玉良连任绿地董事长兼公司总裁。如若顺利，他的退休时间会在2021年。届时，他的年龄将是65岁，他将成为国内国有企业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位董事长。

按规定，国企领导年满60周岁要办理退休手续。业绩突出的核心成员可延长任期，但最迟不能超过63周岁。2019年初，63岁的张玉良首度回应“退休”问题。他说，自己连任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一职完全是股东选举产生，符合股东们的愿望。

“绿地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要依法办事，按照股东愿望产生董事、董事长，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董事会和经营团队，所以换届也是市场的产物。”张玉良说，“当然也要自己干得动、有信心干下去、人家要你干，各方综合来定，绝不单单是你自己想不想干。”

接近绿地的相关人士对《中国企业家》称，诸如“张玉良退休”、“管理层失去控制权”等此类担心，或是外界顾虑过多。在其看来，首先需要明确，绿地“金三角”股权架构是确定的事实，现在进行二次混改，就是在国资层面内部再做一次混改，即通过对国资层面46%的股权调整，引入有资源、有实力的投资者，因此“根本不涉及控制权问题”。

至于外界热议的“退休”话题，前述人士称，绿地属于市场化运营的企业，就会用市场化机制来管理，因此跟国资体系的退休机制有所不同。“绿地会一如既往延续对公司的控制权，也会进一步加速业务的市场化模式。”

另有行业人士分析，张玉良得以连任的根本原因，源自绿地第一大股东的支持。尽管目前两家国资股东股份加起来，超过第一大股东不少，但在17.5%的持股比例出让后，两者持股比例低于格林兰，且属于非一致行动人，也曾明确表态不会介入经营。

不过，在“接班人”人选上，绿地始终未曾明示。

“二次”混改开启

7月26日，绿地控股（600606.SH）公告称，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地产”）及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投”）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拟转让的股份比例合计不超过绿地总股本的17.5%。

第三方据此估算，投资者如若拿下这17.5%股权，需支付约140亿元的资金。

上海地产、上海城投均为上海市国资委全资持有的国资企业集团。绿地方面称，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预计绿地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但控制权结构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来源：被访者

张玉良表示，绿地此举是上海按照党中央要求，推进国资国企综合性改革、加速新一阶段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充分显示了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改革新思路，通过给上市公司引入新的优秀战略股东，支持企业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提升经营管理自由度，加速改革活力全面释放。

此前，市场一度传闻，股份受让方即新战投为中金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就此消息，绿地集团对《中国企业家》回应称，以公告为准。中金公司层面的相关人士则否认了“接盘股份”的相关传言。

多年来，中金与绿地双方颇有渊源。

最近一次的公开互动是在6月18日。绿地集团宣布与中金公司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根据协议内容，双方本次合作将包括且不限于战略咨询及产业研究、投资业务、产业基金、收购兼并、股权融资、债券融资、RQFII、不良资产管理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战略合作的活动现场，除去合作双方领头人张玉良与中金公司CEO黄朝晖之外，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杲云，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等国资层面领导也出席了仪式，这一安排引发外界猜想。据绿地方面信息，早在2015年7月，双方就已针对多项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绿地控股自创立以来，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1992~1997年，在纯国有体制下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行；1997~2013年，建立并不断完善国有控股、职工持股的股份制；2013~2015年，引进战略投资者，形成国有及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2015年至今，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

同时，绿地还参与央企和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投资入股了原宝钢建设、贵州建工、江苏省建、天津建工、西安建工以及东航物流、上航国旅等国企。

“绿地希望把政策导向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与各地政府实现共赢。”回顾首次混改对绿地的影响，张玉良曾总结说，“我们抓住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壮大了大基建板块，大基建（项目）基本都是混改而来的。国有企业体制不灵活，通过市场化力量介入，一夜时间就发展起来了。”

在张玉良眼中，“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是绿地的发展理念。也正因此，绿地在创立初期，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参与旧城改造，进行大规模公共绿地建设。而后，绿地又投入保障房建设，帮助地方政府“造城”，近几年则在一些新兴及二线城市兴建超高层“城市地标”。目前，绿地已形成了“房地产、基建两大主业并驾齐驱，金融、消费、健康等协同产业双向赋能”的经营格局。

“混改可在客观上改善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绿地更好落实混改后的经营目标。这两年绿地等此类企业发展面临很多压力，一些国资持股过程中企业经营效率不高，增值空间不大，确实也需研究新机会，比如，战略多元化、引入新战投。”严跃进称。

对比格力混改

2019年12月，格力电器混改方案落定。高瓴资本领衔珠海明骏以416.62亿元，接手格力电器（000651.SZ）15%股权，格力集团退居小股东。完成混改后，格力电器实施了高管激励计划、无实控人结构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

从一个地方空调企业，成长为现代制造业巨头，格力电器管理层及团队发挥了重要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正因此，当格力集团宣布转让其持有的15%格力电器股权时，这场混改被赋予诸多期待和意义。董明珠说，上市公司将“真正市场化、法制化、制度化”，管理层所代表的知识资本价值，也将得以明确。

回过头看，格力电器的混改方案，与5年前的绿地“混改”方案有诸多相似之处。

比如，在混改之前，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是当地国资委。再比如，混改完成后，两家公司都变成了“无实控人”的公司，且公司管理层“强势”发挥决策作用。

也就是说，张玉良之于绿地，是总经理兼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董明珠之于格力电器，也是总经理兼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值得注意的是，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混改方案”的设计中，绿地和格力公司都用了一个“有限合伙架构”作为混改方案的核心安排。

2015年，为借壳金丰上市，绿地将1000个拥有股权的员工拆分为32个小有限合伙形式，共同组成上海格林兰，由它吸收合并了早年就存在的职工持股会。

对绿地来说，直接持有混改后上市公司股权的是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在格林兰上面，是一组32个小有限合伙形式的安排。在这个结构中，唯一的GP就是张玉良直接控制下的管理层实体“格林兰投资”，其由绿地集团管理层43人同时注册成立，扮演普通合伙人角色。

在格力电器的混改方案中，直接持有混改后上市公司股权的是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珠海明骏的上面，同样是一个多层有限合伙安排。通过一系列精巧安排，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身上，实现了股权投资收益权、GP收益权和上市公司话语权的“三权分立”。

“千万不要说这个公司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样的企业必死无疑。”在2019年底的某年会上，谈及对格力混改的看法，董明珠这样说。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她又重申了混改的意义，“这次格力混改的重点不是国资退出，而是上市公司建立市场化制度，更好地运营和发展。”

同样触及混改，上海国资委之于绿地的角色不容忽视。

此前，有报道称，绿地上市前夕，诸如为何不能直接IPO、为何不能将境内资产在境外借壳或IPO等问题的抉择中，皆牵扯着管理层与国资层面的各自考虑。另有报道称，出乎业内意料之外，2012年净资产约200亿元的绿地最终选择借壳金丰投资，或也与上海国资委主导有关。

一个观点是，多年来，以张玉良为首的绿地管理层与国资的“博弈”持续不断。据称，2008年，上海市有关部门曾动议绿地集团借壳城投控股上市，但遭张玉良“抵制”。他的理由是，城投控股壳子太小，绿地集团盘子太大，不合适。某种程度上，张玉良之于绿地，或相当于王石之于万科。熟悉张玉良的朋友评价他：“身段很柔软，不柔软早就被碾碎了。”

如今，谈及此次混改的意义，张玉良说，“绿地将再度扮演国资国企改革先行者、排头兵角色，作为‘混改样板’实现整体上市5年后，在今年全国国资国企改革提速、上海改革步入深水区背景下，率先启动新一轮深度混改。”

接近交易的人士称，绿地跟格力混改有很多相似之处，大方向也都趋向更加市场化，但也有不同。比如，混改背景。“放在国资混改背景下，绿地首次混改就有了很多突破。那时候，国资需明确‘无实际控制人’的定性，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样板，以获得资本市场认可。所以，上海为全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出了一个‘绿地’模板。眼下，国企混改还未结束，所以需要一个二次混改的目标，需要一个企业把接下来的路趟出来。”

国企混改提速

6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审议通过。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赵辰昕近日公开表示，今年将研究制定深化国企混改的实施意见，使混改在整个国企国资改革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突破口和“牛鼻子”的作用。有学者预计，下一阶段，国资监管部门会加大放权授权力度，赋予企业尽可能多的自主权。

7月16日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国资国企改革将全面发力，不断激发企业市场主体活力，切实提升改革成效，有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专家预测，数千家企业改革试点将全面提速。

正如其首度混改一样，尽管上海国资委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张玉良手中亦有诸多谈判“筹码”：比如那些跟他多年来南征北战、共渡难关的管理层；他经营多年的政府关系及持股比例接近30%的格林兰有限合伙，这些都让外界对这场混改寄予更多想象。

张玉良以董明珠已65岁仍连任格力电器董事长为例，间接表明了自己连任的合理性。这也给外界关于绿地混改及公司战略发展，留下更多想象空间。不过，时移世易，自2018年底连任之后，张玉良面临的局面已大为不同。

为迎接万亿时代，2018年第三季度，绿地控股开启新一轮战略规划：未来3年，房地产确保年销售额5000亿元以上，形成一批300亿~500亿元的重点事业部，并成立大基建、商贸、酒店旅游三大产业集团。

但最近两年，从经济下行压力、资本市场寒冬、房地产行业严厉调控的外部大环境，从自身市值低迷、销售业绩下滑、负债持续高位，质量安全事件、东北布局失利等管理问题，到今年疫情突袭，绿地的生存发展面临更多考验。

2020年初，张玉良表示，绿地市值被低估了，因为地产行业总体估值偏低，再加上绿地的流动性不够所致。“绿地有两个国有大股东，我们现在国有（股比）是46.8%，比较高，这个动一动会比较好些。”

7月27日，绿地控股迎来复牌。资本市场作出反应。截至当日收盘，股价报7.51元，总市值约913.8亿元。过去5年间，绿地控股市值已从3000亿元高位滑至不足千亿元。当时市值在千亿上下的万科，早已翻番超过3000亿。

不可否认，对绿地而言，张玉良在公司治理和企业精神层面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

7月21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就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五点希望。张玉良表达了自己的体会。在他看来，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应该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二是苦练内功；三是拥抱创新；四是推动体制机制优化。

张玉良说，“在我们眼里，没有国企、民企、外企的分别，关键在于有没有企业家精神。企图赶上所谓的‘风口’，然后就一路飞翔、一劳永逸、高枕无忧，我认为这不是企业家应该有的想法。”

如何推动体制机制优化？张玉良提出的办法是“改革”，要通过改革，形成充满动力、活力和竞争力的体制机制，为企业再成长奠定坚实基础。“我认为，在大变局中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优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张玉良称。

据其解释，通常来说，国企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优势，掌握的资源也比民企丰富；民企则机制更加灵活、激励更加到位、市场反应更加灵敏。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化学反应”将国企和民企的优秀基因整合在一起，为企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今年上半年，绿地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330亿元，同比减少近两成，完成全年目标4000亿的33%。张玉良表示，下半年绿地将紧抓疫情形势、政策导向、市场需求、货币环境等“四个有利”条件，对冲上半年疫情影响，有信心保持年初目标不变、指标不减。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张玉良在新年致辞中感慨。岁已过半，压力重重的绿地“二次”混改，创始人为市场开路，为企业命途奔走，其年初所言仍可为鉴：“2020年是绿地奔向‘双万亿’规模目标的关键之年。绿地改革发展的步伐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