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开放背后的故事:被打脸、被防范、被“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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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开放背后的故事:被打脸、被防范、被“隐身”

银行平台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受冲击妥协的过程;当其将自有平台与提供场景服务的第三方互联,在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成本同时,也意味着银行在慢慢隐身——银行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场所

文 | 《财经》记者 张颖馨

编辑 | 袁满

“你感知不到的、实实在在的提升,才是质的飞跃。”某互联网银行高管如此概括当下的银行科技。

他口中“质的飞跃”,指的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衣食住行相关的服务大多通过线上进行。比如为了购买新鲜食材,不少用户通过电商App或微信购菜小程序,“一气呵成”地实现在线选购、在线下单、在线支付。你是否觉得,通过线上顺利地购买到食材,已是理所当然。

但恐怕你不会注意到,理所当然背后,实际是一个关于“开放”的故事:要想顺利通过微信小程序购菜,小程序首先得与微信完成对接;进入支付环节,微信得与银行进行对接,以便用户可通过银行卡完成线上支付。值得注意的是,若其中一方拒绝接入,购菜就会失败。

用上述高管的话说,商家、微信、银行三方构成了“开放生态”。具体到银行角度,正是近年来市场热议的“开放银行”。不仅仅是购菜,在你的公积金卡、社保卡、医保卡等使用过程中,“开放银行”无处不在。

纵观此轮金融科技发展,银行业经历了从最初担忧自身客户黏性下降的担忧,不甘退居后台,到让别人“走进来”和自己主动“走出去”的理念抬升。

因而,银行平台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受冲击妥协的过程; 当其将自有平台与提供场景服务的第三方互联,在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也意味着银行在慢慢隐身——银行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场所。

“后浪”超越“前浪”:银行隐身

“开放银行应该怎么做?”2016年8月,吴林与团队成员遍访欧洲多国银行。在历时1个多月的调研中,他受到不小触动。吴林是国内一家互联网银行的高管。

给吴林带来不小触动的,是成立于1857年的西班牙对外银行(下称“BBVA”)。彼时,这家银行已经逐步将自己的技术能力嵌入到场景中。“刚进这家银行,就看到一个西班牙交通管理系统的实时显示屏,BBVA把自己的数据能力运用到这个系统中,通过大数据对系统进行控制,比如在人群多的地方调整红绿灯的变化频率等。”

让吴林更为惊诧的是,这家在西班牙地位相当于中国工商银行的机构,居然将自己的一万多个网点关闭,整体进入开放银行体系。比如调整组织架构,“砍掉”部门制,变成群组式,后者类似如今的项目制。吴林透露,当时BBVA建了11个项目,根据需求,将跨部门人员调配进不同项目组。当年,BBVA利润增长了95%。

这并非吴林第一次接触“开放银行”。此前,国内已有银行喊出“开放平台”或“开放银行”的口号,但用吴林的话说,很多银行还是局限在自己的体系内,并未真正“走出去”。

“开放银行”是什么?从狭义角度看,即银行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把自己的特定服务用API的形式开放,将银行内部的信息系统与合作方的信息系统对接。 比如,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想找银行提供贷款、账户查询、支付等服务,银行开放一个接口给金融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就可以直接通过接口调用银行的服务。

事实上,“开放银行”是一个舶来品。据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起,国外就已有银行进行相关探索。而国外开放银行此后的迅速发展,则主要得益于监管驱动(如2015年英国发布的“开放银行标准框架”和欧盟的《新支付指令》)。

“欧洲监管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鼓励数据共享,强调银行把数据通过API开放给第三方公司,开放数据包括客户账户信息和余额、交易数据、产品数据等。”吴林说。

相较于国外,国内开放银行兴起更多是以市场驱动为主。“商业银行为应对外部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平台等第三方公司的跨界竞争,以及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主动推动和外部合作方构建开放共赢的商业模式,围绕客户为中心,将自己的金融服务能力输出到生态场景中。”兴业数金总裁助理陈旭群告诉《财经》记者。

近年来,国内不少银行相继涌入“开放”赛道。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新网银行、微众银行、百信银行、网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纷纷进行了与“开放银行”或“开放平台”相关的探索,并初见成效。

“‘前浪’虽然没被拍在沙滩上,但早已被‘后浪’赶超。”某互联网银行高管直言,欧盟当初是为了解决底层账户等的互联互通问题。但显然,中国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做到了,比如用户可以在工行的ATM机上查询建行卡的余额、进行取款等,欧盟之前则不行。 “开放银行”这个概念最早是国外提出来的,但在实践上,国内已实现弯道超车。

在更多的银行业人士看来,开放银行并非新鲜事,追溯过往,“银企直连”亦可作为早期实践之一。长期以来,银行过于封闭,也并无太大的经营压力,但现在遭受冲击,只能冲破“藩篱”,主动出去寻找客户。

“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某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业务负责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 银行开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受冲击妥协的过程,正如当初接入“快捷支付”,银行把数据开放给第三方支付机构,实际就是被迫把账户权力让渡了; 再如淘宝“双十一”,最初银行对接入支付宝没有太大意愿,但一进入支付环节,如果某家银行不适配,用户体验就会大幅下降。 对于银行来说,不接入就可能会丢失客户,这其实就是大势之下,银行不得不开放的过程。

上述负责人表示,这个过程中,银行并不甘心,对于如何将客户留在自己的体系内,大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更早之前,很多银行开始“试水”电商平台,结果发现自己做不来,最后只能接受与更多的场景方一起来做这件事。“相比开放,业内更愿意将银行的这段经历形容为不断‘打脸’,不断长教训的过程。”

随着用户习惯的变化,银行从原来在线下网点直接接触客户,变成不再强求直接面对用户,亦可合作伙伴去面对用户,自己则躲在后面。但前提是,银行必须把自有的服务开放出来。

对此,兴业数金总裁陈翀曾表示,银行通过自有平台开放API连接运用第三方服务功能,改善了客户体验,提高了服务效率,同时还降低了成本。 用户通过某个网站获得了直接金融服务,但实际上这个金融服务是由某一家大银行在后面提供的,银行是躲在后面的。银行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场所,银行需要躲到后面去。

从防范走向合作:激活存量客户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开放的范围不断拓宽,开放银行本质已是打破孤立,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商业生态模式。

在此模式下,银行的合作对象可以是银行、场景方、政府等。但由于银行与合作机构接入时,双方能接受的展示方式和技术标准不一,因此普通用户看到的形式也会不一样。

银行与银行合作中,联合贷款便是常见案例。吴林告诉《财经》记者,自己所在的互联网银行正尝试进入部分大型银行的场景中,与大行共同服务客户。

大行为何要与互联网银行共享存量市场?某全国性银行高管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内部统计发现,在某互联网巨头旗下借款产品背后,近60%绑卡者都是我们银行的客户。这个数据说明,这些客户我们可能没有服务到,或者说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产品去激活。如何用金融科技手段把存量用户中未激活的部分激活,我们内部一直都在思考。”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上述合作模式中,比如大行的信用卡审核通过率在15%左右,那就有85%的用户无法享受到服务,于是大行就把剩下85%的用户推送给互联网银行,后者继续识读其中的45%。针对二次识读后的用户,互联网银行将与大行进行联合风控并发放贷款。这样,部分用户就会回流至大行,最终后者服务客户的能力亦从15%提高至60%。

“现实情况是,很多大行的存量盘子大,但活跃客户很少,因此大行急切希望将存量客户激活。”吴林表示, 目前部分银行App都提出了类似的概念,通过将自己的App开放出去,针对自己无法服务的用户,就由其他金融机构来提供相应服务。

银行与场景方的合作更为常见。 银行可切入教育、旅游、打车、外卖、电商等场景,向这些场景中的C端用户提供如教育分期、旅游产品分期、信用贷款等在内的金融服务。

但在与场景方合作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都处于“防范大于合作”的状态。比如银行的疑虑在于:非持牌场景方最后是否也会通过持牌开展金融业务?

曾深度参与过滴滴旗下金融业务的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滴滴最初是以自营的态度去做金融业务,早期与其说是与银行合作,不如说是拿银行‘试水’,以此观察未来的不良率和金融收益率会定义在哪个区间。所以当时滴滴在向银行推送客户时,会采取一定的‘切流’措施。”

但此后滴滴的思路逐渐变化。据某互联网银行高管透露,滴滴逐渐发现,在出行这个场景里面,无论是车主还是消费者,它自己很难建立起相应的风险识读能力,毕竟它是一家非金融机构。

“大家普遍都会认为,了解了客户的打车行为习惯、消费行程习惯等数据,就很容易建模来提供金融服务,但后来滴滴金融明白了这只是浅层次的理解。那些数据若只满足支付交易,肯定没问题,但要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信贷服务,远远不够。”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如今滴滴金融已经越来越开放,接入了更多的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小贷公司等机构。

银行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吴林告诉《财经》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银行要保守客户的所有数据信息,所以不去与场景方交互,场景方的东西都得给银行,而银行却不付出。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银行会想清楚开放和不开放什么:不开放的是客户基础信息和账务信息,尤其涉及到资金信息更是绝不开放。在此基础上,有银行开始探索新形式的开放,比如开放风险黑匣子。 场景方可以通过调用这家银行的风险黑匣子,来区分自己的客群,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用户进行分层,再将其推送给信贷产品背后不同的金融机构。

还有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即“银政合作”)。 某互联网银行副行长向《财经》记者分析称,比如公积金背后其实就是一家银行的账户,银行开放这个接口给政府。不仅方便政府管理公积金,而且普通用户还能便捷地查询到自己的公积金余额。再如医保卡、社保卡、部分地方的市民卡等,其背后多种功能的实现,均离不开银行服务接口的开放。

上述服务功能的实现,非银行一家之功,有赖于所有合作方的“开放”。

“不是银行想接入就行,也需要场景方愿意开放,且银行也得符合对方的接入标准。”上述互联网银行副行长表示,各家的技术标准不统一,在此基础上,基于市场地位、先天优势等方面的不同,各银行的发力点便存在差异,最终形成当前开放银行领域的竞争格局。比如大型银行体量足够大、公信力更强,因此在银政合作上更有优势;互联网银行则更多地接入场景方,如移动、滴滴、美团等,抑或是与中小银行之间展开合作。

开放路径选择:走进来和走出去

开放银行“入局者”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开放”理念的理解上。

华南某银行金融科技业务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很多银行虽然在说“开放”,但更多的是让别人“走进来”,而非自己“走出去”。大家在技术上差异并没有太大,但在开放理念上,是否再往下一层级上进行开放,有的银行想得没有那么透彻。

“开放银行不仅仅是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就行,银行本身的组织架构、管理理念都需要改变。如果不是一个开放思维的管理理念,而是自营的思维,那‘走出去’很难。很多银行‘走出去’的前提是,我有技术能力,但是你得听我的,所有规则我来定,这样我才‘走出去’。”上述负责人表示。

但这背后亦有现实考虑。某互联网银行企业业务部负责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是不想考虑客户的感受,但如果都按照定制化的做法,根本无法覆盖成本。 比如在与中小银行的合作中,更多的是对自有体系内相对成熟的技术、产品或系统,进行标准化输出,而非为其单独定制。

也有银行会针对中小银行提供定制化服务,但提供相 应服务的银行金融科技业务负责人表示,“确实特别费劲,比如与农商行合作,它的系统在省联社,我就得两边同时对接,比较麻烦;再者,这类银行都有属地限制,那我还得定向把这个区域的客户分出来给这家银行。”据《财经》记者了解,该银行正在收缩与小银行的相关定制化业务。

中小银行应该如何借力“开放银行”浪潮找寻自己的发展空间?

陈旭群告诉《财经》记者,不同的银行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探索开放银行。资金实力较强、技术掌控度要求高、人才资源充足的大型银行,可以通过自建和投资的方式去探索;相关资金、人才和技术较弱的中小银行可以通过合作与参与这两种模式实现“开放”。

具体而言,合作模式下,银行不一定非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平台,尤其不需要去创造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适用于场景需求的业务功能,比如在一些高流量电商网站中,用户的支付需求巨大、支付行为高频,在这类网站中嵌入专门针对支付功能的API更为合适。

参与模式下,银行也不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即平台”商业生态系统,而是参与到其他更有实力的大型银行或者科技企业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去。 这一种模式需要银行厘清自身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通过API接口对接外部商业生态系统。同时,从外部筛选合适的商业生态系统,寻求与自身产品及服务匹配的场景,从而达到获客引流的目的。

“很多中小银行嘴里喊着开放,但是行动力不足,还期望依靠客户经理去圈住客户。金融科技能力不行,但又各种原因受限无法加大科技投入,更不愿以开放的心态拥抱科技公司。” 宇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翟汉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大行加速下沉,未来中小银行要想找寻到生存空间,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拥抱”金融科技公司,深耕本地做“小而美”。

“实际做了很多业务后,就发现‘开放银行’很容易变成一个想当然的事情,你让合作伙伴接账户体系,对方理解;但你若说将能力接出去,对方其实不明白。再者,对方恐怕也不懂怎么使用你的API接口。”某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业务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要真正做好“开放”,一方面银行得具有资源、技术、业务、产品等方面的禀赋,这也有赖于大量实践后的积累;另一方面,银行内部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论,明确到底要“向谁开放、怎么开放”,这需要一个懂行业、懂技术、懂金融产品的专业团队来进行。

进阶门槛浮现:风险识读与标准统一

有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国内的开放银行发展虽然实现了“弯道超车”,但仍处在发展初期。按照国内4000余家银行估算,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银行,可能连1%都达不到。

“市场进入存在隐形门槛,比如真正能够做政企等合作的,也就是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行,因为这些银行具备足够的能力和不错的品牌影响力。所以会看到大家都在喊‘开放银行’,但很多银行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去。”吴林直言,成熟阶段的开放银行,应是银行将自己的风险识读能力进行开放,这是现在银行很少提及的,更是各银行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

眼下,开放银行依然面临不小挑战。

吴林认为,开放银行发展的首要挑战依然是来自风险。“ 为什么中国99%的银行没有走开放银行路径,核心是反欺诈的能力没有跟上技术的革新和变化。 反欺诈随着开放银行的开放程度进行更新的能力,是衡量一家金融机构能不能走开放银行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信用风险,越来越精准地去根据自己的偏好筛选客户,这个能力需要不断地加强。说到底,当前在技术革新和数据识读能力上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与此同时,数据隐私与安全隐忧依然存在。 有业内人士指出,即便相比于其他数据共享技术,API技术安全性较强,但也不能完全杜绝安全方面的隐患。因此,需要建立一套事前授权、事中跟踪、事后补救的机制,使客户掌握决定自身金融数据开放程度的绝对优先权。如在数据共享过程中,流程应尽可能透明化,确保客户可随时查看共享的过程。

再者,面对开放银行这种新的商业生态模式,银行更大的挑战在于与之适配的运营、组织、文化的改变。

陈旭群告诉《财经》记者,过去大多数银行信息科技建设集中在流程的数字化或者流程的自动化,但是随着整个生态的更加开放,今天开放银行更多的是基于对客户行为的数字化来思考怎么围绕客户行为数字化去展开经营,这势必涉及到改变传统的银行组织和生产模式。开放银行的发展趋势,是从“做技术”建设 API 开放平台,到“做方案”聚焦场景把握金融机会,基于场景的银行服务开放是由外向内的,出发点是客户要什么、怎么去服务他们,对于银行来说,运营、组织、文化都要有对应的改变。

某互联网银行高管直言,当前开放银行的发展局限还在于,市场上的参与者以多种形式并存,这种情况会导致开放银行的匹配度或适用性降低。

“每家银行、每个平台、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标准和需求,这就意味着得定制化地去开发市场,因此市场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现在各家银行都在写自己的方案,做完以后互相学习、不断优化,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市场认可的方案、标准。”该高管表示, 统一标准形成后,成本下降、效率上升,最终每个合作赛道可能就只有几家银行能存活,这也是开放银行发展成熟阶段应有的样子。但由于开放银行概念在中国兴起不久,要形成统一标准,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久。

而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看来,当前开放银行正陷入囚徒困境(注: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在开放银行浪潮下,银行的产品线很广,不乏具备足够差异化的服务,对公业务、资管业务、私行财富业务等业务线尤其突出;但零售金融下的消费贷款、大众理财、信用卡等基础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很难通过差异化定位走出囚徒困境。

“差异化策略走不通,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家在囚徒困境中加速内卷化,实力强的把实力弱的给拖死。从这个意义上看,开放银行的大发展本身就宣告了很多中小银行的末路。” 薛洪言说。

(应受访者要求,吴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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