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大量依赖进口,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

种子大量依赖进口,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

2020年09月22日 06:32:44
来源:新京报评论

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

▲图/新京报网

文 | 陈明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人们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卡脖子”技术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前几天,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提出要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一大批洋种子渗透到田间地头”。

这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洋种子会不会成为农业领域的“芯片”,被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

“种子依赖”不同于“芯片依赖”

实际上,“种子依赖”和“芯片依赖”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后者主要源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而种业发展其实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减少对国外品种的依赖,核心还是要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表面上看,种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我国的主要作物中,水稻、小麦的国产化率还比较高,玉米、马铃薯部分依赖进口,而不少蔬菜品种则高度依赖进口。不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种业面临的情况与高技术产业有较大区别。

首先,我国种业具备完整的研发体系和良好的研究基础。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在这一理念指引下,长期以来国家在种业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我们有相当的技术储备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其次,国内种业企业的研发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国内有一批种业企业,在产业布局、研发投入、人才延揽方面直追国际巨头,在优势品种上与国际前沿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

再次,种业的技术普及度要远远高于互联网、芯片等高技术产业。可以看到,与高新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少数几家公司的情况不同,优势品种分布在世界各地:玉米种子来自美国、蔬菜种子来自韩国、水果种子来自日本、辣椒种子来自以色列……高普及度、高分散度本质上意味着低风险。

▲图/新京报网

因此,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市场,根本上说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把这种市场优势上升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并不客观。

破除种子依赖,“市场化改革”是关键

当然,对技术有信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风险。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种业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还比较低。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很多都没有转化为市场的真正供给;市场需求不足,又会反过来制约技术创新。

客观地讲,种子、化肥、农药等已经是农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但仍旧存在不少体制机制弊端。

最突出的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断裂。2016年,有关部门制定了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的改革指导意见,意在解决种业科研和农业生产“两张皮”以及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上的“肠梗阻”问题。

但多年下来,改革的成效不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在于,仍然没有明确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定位,科技投入机制仍旧处于模糊地带,研发激励没有真正落地。

因此,振兴民族种业,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第一,将具有内生效益的技术研发活动放手交给市场。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应加快建立商业化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探索针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奖励机制,推动中国种子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第二,公益性、基础性技术研发由政府承担,但要有合理的制约机制。在种业领域,除了能够市场化的技术研发活动外,还存在一些像植物原生境保护、种质资源保藏等难以市场化的工作。这些工作只能实行政府兜底,采取公益性投入方式完成。

但为了打破一些部门的本位主义思想,可以考虑实行科研经费的分配权、使用权、评价权“三权分置”,形成不同部门间互相制约监督的机制。

第三,在育种技术的监管方面,不妨更加灵活。例如,国际上,转基因育种已经全面铺开,我们进口的玉米、大豆实际上大多都是转基因品种。在这个局面下,未来不妨在审慎的安全监管框架下,加快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推广,正面回应公众关切,不断增加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审批和品种审定的透明度。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