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前瞻:将聚焦哪些要点?国民经济将迎来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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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前瞻:将聚焦哪些要点?国民经济将迎来哪些变化?

2020年10月26日 22:20:48
来源:新京报

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十四五”即将到来。十九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规划关乎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在经济方面,“十四五”规划将关注哪些重点方面?“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10月25日的经济学家圈展望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十四五”期间的经济走势、房地产、汇率、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前瞻性解读。

宏观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

阳光 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阳光资产管理首席战略官邱晓华表示,从全球经济来看,今年注定是衰退的一年,甚至是深度衰退。中国率先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二季度GDP实现由负转正,增长3.2%,主要得益于各项政策的有效以及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面对疫情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更加有度,而且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三季度,中国GDP增长4.9%,比二季度提高了1.7个百分点,四季度将会如何走?邱晓华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恢复到6%左右,基本恢复到常态的增长区间。到三季度,工业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服务业大致恢复七成;从需求角度来看,投资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消费刚刚走出下降通道,还没有恢复到常态,因此未来几个月很可能会在消费进一步恢复的推动下,经济得以继续稳步恢复和增长。如果四季度GDP达到6%左右,中国GDP全年增速大致在2%略高一点的水平。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会有更大的变化,“十四五”将明确发展的主线。邱晓华提出,从“十四五”开始,中国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新”,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高质量发展将会成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对速度的追求将进一步下降,对质量、效益的追求将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国此时提出“双循环”新格局,是要把国内市场的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作为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这既是发展阶段改变的需要,也是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我国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把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更需要把经济安全建立在国内这一更大的支撑力基础上。而且,国内市场是中国应对各种挑战最有效的王牌,14亿人口的大市场,足以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邱晓华提出,从明年开始,我国将进入以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为追求的新阶段,一个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研究“十四五”和2035年中长期规划,未来十五年将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可以预期,一方面,疫情、地缘政治等变局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变局又带来了更大的机会,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要有一个更加扎实、更加努力奋斗的新阶段。

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要构筑新的发展动力机制,要由地产市场推动转向资本市场推动,要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要由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把这三个新动力培植壮大好。

在产业变革方面,“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务院还印发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如今,创新产业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着重提出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他表示,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到了发展的“高光时刻”,数字货币、数字资产、数字证券无处不在。哪个国家的数字化场景赛道、生态越完善,公司越多,数字化产业的深度、广度越强,这个国家在股票市场中的位置就越充分,国家竞争力就越强,这个国家用数字化改变传统产业的力度也越强。数字化之下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产业的垂直专业更加细分,一家公司只做最新、最小、最专业的一点,才可以适应市场变化,这也引发了产业的轻资产化。

房地产: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出现拐点 从数量转向质量发展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均设立了住房供应体系方面的内容。

“十四五”期间,房地产市场将会如何发展?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提出,2016年一系列房地产新政策实施以来,2019年是近年房地产表现最平稳的一年,但2019年年底出现了疫情,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冲击,冲击之后,2020年整体上在变化中趋于平稳。2020全年,商品房价格同比增幅可能在5%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可能在-5%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在3%-7%;时间上将是逐月边际递减性恢复态势,各月各项指标恢复存在差异和波动性。

倪鹏飞预计,2021年房地产市场稳中趋降的概率较大。2021年和2020年相比,市场的需求会更大一些,但也有一些负面因素,例如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总体上来看,2021年房价增幅可能将继续下降,销售可能上升,投资增幅下降。另外,2021年风险将会增加,楼市风险整体仍比较大,房地产调控政策、宏观经济形势等也存在不确定性。

从长期来看,倪鹏飞提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拐点。这一判断是基于他此前做的一个研究,研究发现在2025年前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明显的拐点,拐点包括房价保持平稳、销售出现连续三年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等体现,原因除了市场存量饱和之外,还有国家政策的坚决性。

“十四五”期间,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模式也会有较大转变,倪鹏飞表示,房地产将会从数量转向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智能、绿色、多功能、品牌化。有几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旧房和老区改造,第二是小区房地产服务,第三是智能房地产家居,第四是房地产专业服务。一些房地产龙头企业已经开始了,在“十四五”期间由于数量的拐点到来,一定会倒逼开发企业转向房地产开发以外的延伸产业,实际上这些产业非常丰富。

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是上市公司再造 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是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发展新体制的重要部分。在资本市场方面,“十三五”规划提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成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几项措施均已落地实施。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将有何新的发展方向?香港致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肇越提出,首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是资本市场的内生力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产业链结构调整的影响重点在于进口替代,打造高科技全产业链;另外,我国将积极扩大相关商品的内需,充分消化外需的减少,对于内需确实不大的商品将会进行供给侧调整。

另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会是资本市场未来十年主要的产业方向;产业结构优化将成为未来的投资热点;国际化也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之一,前提是人民币国际化;在与房地产结合方面,资产证券化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肇越还提出了发展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要解决国债市场这一真正的瓶颈。他指出,中国债市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政策问题,目前的财政政策过度强调当年度的财政平衡,这导致财政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而成为加剧经济顺周期波动的工具。应当改变财政预算思想,将年度预算平衡思想转变为追求从财政预算的跨周期平衡,这样可以在经济低迷阶段加大债务融资规模、加大财政支持、提升赤字,在经济繁荣阶段减少财政支出、压低赤字率。

第二,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是上市公司再造,要降低企业负担。肇越提出,重点在于“五险一金”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劳动力相关税收居世界第二,劳务税占比45%。他建议,简并现行的社保制度,合五险为一险;改革公积金制度,释放经济活力,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消费能力。

第三,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要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验表明,从经济实力到货币国际化还有几十年的路,肇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也还有几十年的路。另外,货币国际化以巨额的资本项下国际收支逆差为基础。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无法承受巨量资金跨境流动的冲击,金融市场更不具备承受巨量资金跨境流动冲击的能力。

第四,资本市场的发展要处理好房地产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为原来的三倍,年均增速11.6%,但上证指数仅上涨28%,年均仅上涨2.5%,A股上涨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这十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超高速膨胀,一线城市可比房价涨幅超过600%。肇越表示,现阶段,房地产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楼市不死,股市不活”。

关于外汇市场,“十三五”规划提出健全利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今年,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近期出现一定升值。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人民币最近的升值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疫情控制较好,还有中美逆差扩大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经历过3月份的金融动荡后,随着金融恐慌消退,人民币升值。但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并未呈现出典型的升值周期。

管涛提出,汇率是一个资产价格,有涨有跌,不能把每次升值都作为一个周期,周期应该是持续一段时间、累计一定幅度。成熟货币的升贬值周期都持续数年,幅度在40%以上;从中国来看,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至2013年年底,人民币有比较长的升值周期,2015年“811汇改”后的五年时间内人民币开启贬值周期,变化幅度将近20%。目前这一轮人民币升值持续时间不到5个月,升值幅度7%,因此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周期。基于未来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慎言人民币汇率升值新周期。

管涛表示,“十四五”期间,人民币汇率很可能是在区域均衡合理后,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宽幅震荡走势。

一个基本的逻辑是,任何时候影响汇率升值和贬值因素通常是同步存在的。在均衡汇率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升贬会此消彼长,只是有时升值因素占上风,有时贬值因素占上风,要相信市场,没有只跌不涨或只涨不跌的货币,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

在政策方面,管涛提出的建议是,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无痛”的汇率选择,如果未来出现升值压力,将会是老问题、新挑战。

另外,要稳步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有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影响外部市场。还要持续加强市场的风险意识培育,如果出现顺周期效应,会放大汇率的波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降低汇率波动的主动权掌握在市场,而不是完全靠政府,市场微观主体要进一步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建立财务纪律,管理外汇风险。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