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界定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不建议对照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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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界定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不建议对照他国

2020年11月25日 16:58:51
来源:财经杂志

“有些人讨论,我们国家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低宏观税负的决策?”11月25日,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中,提到了财政税收方面的相关问题。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许善达

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许善达表示,“原来的很多专家都是用我们跟国际上一些其他国家的税负指标的比较。但是研究后认为,判断我们国家宏观税负高低不应该用这个标准,各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财税、收支,差别大,所以看选哪个国家做参照系,和别的国家比较不是判断我们国家宏观税负高低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许善达提到界定我们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高低应该从国家安全、居民的生活水平、企业的竞争力、社会管理水平这四个因素来考虑,而不是用一个绝对值。同时,许善达也表示,中国的财政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压力;另一方面就是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提高企业的税制竞争力,还要提高社保的水平。

以下为发言实录:

袁雪: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题目是“十四五”的中国宏观经济展望,我们把眼光放长,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过去30多年我们靠外需增长的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可维系,在将来的“十四五”阶段如何进行长期的谋划布局,如何补上国内的短板,打通国内的堵点,不管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机制改革的角度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几位专家,让他们阐述最新的研究,分享他们最新的观点。

首先,有请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许善达:我谈一点最近我们研究院研究的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讲讲财政税收方面的事情,最近我听到一些大家讨论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16年开始政治局决议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定2016年开始,2017、2018、2019执行了三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今年因为疫情来了,除了对中小微企业还有一点小措施以外,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而且我们民生方面的需求还多了,因为疫情增加了很多解决一些困难的措施,有些人讨论,我们国家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低宏观税负的决策,我们研究了以后是怎样看的?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原来的很多专家都是用我们跟国际上一些其他国家的税负指标的比较,比别人高了我们就高了,比别人低了我们就偏低了,跟别人差不多,我们认为是合适的,这种分析报告很多。

但是我们研究以后认为,判断我们国家宏观税负高低不应该用这个标准,因为各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财税、收支,差别是非常大的,要跟北欧比,我们的宏观税负低很多,要大幅度提高,跟有些国家比,我们又高了很多,所以看选哪个国家做参照系,我们觉得这个标准不是判断我们国家宏观税负高低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四个因素:第一,国家安全因素,包括行政管理、军队、国防等等,凡是国家安全因素支出需求是决定我们宏观税负高低的指标,比如在建国初期承担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求,那时候我们的税负很高,合理不合理呢?合理,因为当时有这个需求,高也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不能降低。

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包括居民生活中的住房的问题、读书的问题、看病等等,居民生活福利,这是我们要研究宏观税负高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需要提高的时候,宏观税负就要提高,要是提高的慢一点,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提高,恐怕还要降低一点,宏观税负就可以低一点。

第三,企业的竞争力。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经济体,在比较封闭的经济体里,企业都是自己跟自己竞争,这时候税负高税负低影响是不大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不光是自己的企业跟自己的企业竞争,我们的企业要跟国际上的企业竞争,我们企业的税负偏高,没有竞争力的话,税源就会萎缩,税源萎缩了,想提高宏观税负也只能是短期的,所以怎么样保证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对我们宏观税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依据。

第四,我们的社会管理水平,特别是税务机关的征收水平,因为我们国家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是有差别的,征收的水平高,名义税率就可以降低,征收的水平低,就必须把名义水平提高,对守法户征收更多的税才能解决流失的钱,如果征收率提高了,就可以把整个的税负水平降下来。

所以,界定我们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是这四个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一个绝对值,比如收入占GDP的比重,或者收入占GNP的比重,我觉得这个比重不是决定宏观税负高低的依据。

从这几方面看,中国的财政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压力,我们有很详细的研究报告,中国的企业现在来看,跟美国的企业对比,我们企业税制的竞争力环境比美国的企业还有很大差距,比欧洲的企业也有很大差距。从1994年以来,我们所有的税制改革都是降低税负的措施,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跟欧洲的税制比较,跟美国的税制比较,中国企业的税制的竞争力因素仍然是低的,还达不到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力水平。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而不会被世界竞争的激烈程度把我们的企业扼杀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有很详细的数字,大家可以参考。

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民生的问题,因为中国原来是很落后的国家,通过这么多年,我们的收入提高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以社保为代表的,我们民生的生活水平里,还是有很大的增加民生福利的需求,比如二元社会,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社保,农民有农民的社保,我们有几亿人的社保跟城里人的社保有很大差距,怎么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包括医疗、养老等等,这也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压力。这边要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企业的税负,那边要增加民生的开支,怎么样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上升的稍微快一点,这是当前我们国家财税战略里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但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资源的分析,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研究院在几年前提出的建议,就是要划转国有资本,补充社保,解决这个缺口,不能完全靠征收社保费,也不能完全靠一般预算的收入来补充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用于社保的缺口补充的好,不但可以降低社保费率,还可以减少一般预算给社保的补贴。这个数字前两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总的给社保,从一般预算中收的收入补充到社保基金的大概有8000多亿,去年的数字还没看见,前年的数字是8000多亿。如果用社保补这个缺口,一般收入还可以有一部分调整的空间。

我们国家要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税制竞争力,当然企业竞争力还有很多领域,但是税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要把社保的水平提高,逐步实现全国的统筹,目前国务院已经做了决定,划社保,降低缴费率,实现全国统筹,这三件事都做了决议,但是目前来看,推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创新的制度,所以这个改革也是很艰难的。但我想这个方向应该确立,就是我们要好好地把国有资本资源发挥出来,弥补社保的缺口,使我们能够有条件和资源提高企业税制的竞争力。这里面有一个补充的因素,在城乡社保并轨的问题上,现在很多人提出来,关于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资源的整合问题,我们的调查研究,承包地也好、宅基地也好,如此分散,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一些案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生产效率要比现在普遍的生产效率高很多,我们全国粮食亩产平均400多公斤,现在了解的一些大规模的合作社,可以达到一吨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但现在宅基地也好,承包地的分散化如何整合?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城乡在社保并轨的时候要用国有资本的资源,还要用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资源,把这两个资源整合在一起,我们国家实现城乡并轨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者能够推进的话,我们国家财税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