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扩大福利房的供给 可提高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

“未来需扩大福利房的供给，如果我们为低收入者能够提供比较廉价的住房，那就等于说我只对其他人征隐性的税，但低收入者减少他隐性的税收，增加他的购买能力，对低收入者来说居民消费就可以增加。”11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白重恩院长的演讲主题为《居民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他指出，2009年到2016年，之间，中国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比较快。对于这类现象的原因，他表示，“在2009年-2016年之间，基础设施投资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那段时间，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对低技能或者是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比如说建筑业的就业，在2007年的时候大概是3500万，到2010年就增加到5000万，短短的几年就大幅的增加。当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这么多的对低技能，或者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需求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他们的收入增长比较快。”

他指出，“我们做的大量的投资是为这些劳动者增加了就业，所以他们的收入增长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那一段时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增加，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增加，基尼系数下降，这四个事情同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该如何继续增加居民消费，增加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的就业需求呢？白重恩院长指出，“比如说扩大福利房的供给，我们不仅仅是关心所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我们为低收入者能够提供比较廉价的住房，那就等于说我只对其他人征隐性的税，但低收入者我减少他隐性的税收，增加他的购买能力，对低收入者来说居民消费就可以增加。”

对于之后的福利房前景，白重恩院长呼吁，“这样的做法，它又增加就业的需求，又改善收入的分配，还会增加实质的可支配收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应该在这上面多做文章，从而把我们刚才2016年开始停滞的那些好的趋势又重新启动。”

以下为白重恩发言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许院长，许院长刚才有提过我国财税战略需要兼顾企业税收的竞争力，以及提高民生水平，也许解决这个矛盾可能的方法就是国有资产的转化。谢谢许院长，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演讲主题是《居民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有请白院长。

白重恩：谢谢会议组织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跟大家看几个图。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可以看到国内的消费当然包括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这么多年大概都在60%左右。国内的投资贡献大概是40%左右，接下来就是外贸的顺差，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增长贡献很大，但是最近这些年基本上就在零上下徘徊。这张图大概告诉我们，未来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来自于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其中的居民消费。

我们来看一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这些年的变化，有一段时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急剧下降的。但是中间有一个拐点，大概是2009年左右又开始上升了，这是我想请大家记住的第一个拐点，2009年左右。到2016年又是另外一个拐点，这个上升的趋势又停了，2016年之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横在那里。如果说未来希望增加居民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我们就希望了解为什么在2009年-2016年之间这一段，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了，同时也希望了解2016年之后为什么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停止了增加，这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另外，除了居民消费还有投资等等其他的，大家也可以看看，但不是我的重点。

这里面还有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其他国家相比，我是和其他的G20相比，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50%以上，但是中国还是在40%以下。所以如果简单做跨国比较的话，我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是适中的，其他国家太高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另外的分析，我们还是觉得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了。所以有刚才我说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把它提上去。

这张图非常关键，告诉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怎么变的。上面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底下是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最低点，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最低点是2008年和2009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在同一个时点有了一个拐点。第二个拐点是2016年以后，居民消费占GDP的避重就没有再增了，这里也是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基本上在那个时点，可能差一年左右就不再继续上升了，就又开始下降了。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呈现这样一个变化呢？2008年、2009年是一个拐点，2016年左右是另外一个拐点。我们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劳动者报酬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最主要的来源。我们想想家里面的收入工资是重要的一部分，对大部分的家庭来说这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投资，如果家里有老人还有社保的收入等等，这是收入。支出方面我们要纳税、社保缴费。这些加减之后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其中劳动者报酬是最主要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概在2011年到了低谷，之后就上升了。所以刚才的拐点是2009年，这里是2011年，大致差不了太多。然后到2016年也到了顶点，2016年之后又向下了。

所以这几个图告诉我们2009年和2010年是一个拐点，2016年又是另外一个拐点。

同样的收入分配，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基尼系数，2009年左右到了峰值，之后下降。然后到了2016年又上去了，所以这两个拐点好像很神气，很多东西都同时发生了，这是什么样的原因？这是居民储蓄率，第一个拐点跟前面的差不多，但是后面的没有出现第二个拐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在这儿想跟大家介绍我们做研究得出的结论。

在2009年-2016年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是在经济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那段时间，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对低技能或者是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比如说建筑业的就业，在2007年的时候大概是3500万，到2010年就增加到5000万，短短的几年就大幅的增加。当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这么多的对低技能，或者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需求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他们的收入增长比较快。

我们用住户调查的数据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他的收入的增长速度。我们发现在2009年之前，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劳动者，他的工资增长的速度越慢。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收入分配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因为越高收入的人他收入增长越快，越低收入的人收入增长越慢。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基尼系数在2009年之前是上升的。但是2009年之后，刚才我说了那个现象逆转了，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劳动者他的工资增长的速度越快。当然绝对来讲仍然是高收入人工资增长的多，但是如果看比例、看速度，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劳动者他的工资增长的速度越快，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很少发生的事，全世界都在焦虑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怎么办、有什么好的措施，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的措施。但是中国这段时间，2009年-2016年之间很奇迹的发生了收入低的劳动者，他的工资增长的比较快。

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做的大量的投资是为这些劳动者增加了就业，所以他们的收入增长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那一段时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增加，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增加，基尼系数下降，这四个事情同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要问我们为什么不继续做呢？如果这个对收入分配有好处、对居民分配有好处，为什么不继续做呢？就是因为难以为继。因为大量的基础设施该投的都投了，再找到社会效益比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变得越来越难了。而且这些投资大部分是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的债支撑的。所以这段时间尽管有这么多好的事情发生，但同时也有问题发生，就是我们的投资效率、投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债务的积累在不断地上升。

所以那条路不能一直走下去，那么得想新的路，怎么再找到新的对低教育者的就业需求。当然我们现在企业创造了很多这样的需求，但是从数据上看创造的力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所以我们前面的收入分配方面、居民消费方面的正面变化趋势就停止了。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怎么来增加居民的消费，怎么来增加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的就业需求。

刚才许局长讲到财税的问题，我这里讲的跟财税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个隐性的税收。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住房的价格和收入水平的比是非常高的，这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最高的。为什么我们住房这么贵呢？有很多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供给是单一来源的，我们政府牢牢的控制住土地的供给，而土地的供给它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有很多故事是说，我们地方政府他考虑土地供给的时候是要考虑对地价、土地出让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供给太多了，土地出让金掉下来，他可能就停止供给。如果土地出让金还在不断地涨，他就会增加供给。所以一定程度上土地的价格最终会影响住房的价格，就会受到土地出让金的影响。

如果这是对的，就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影响土地的供给来使得土地出让金比较高，从而影响住房。你可以解释成，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土地的供给对住房征了一个税。如果没有这个控制的话，这个价格就会是比较低的。因为有了这个控制，价格高了。这两个低价格和高价格的差，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隐性的税。这个税我觉得很有意思，应该测算一下，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数据帮助我们测算。

如果这个税是在的，尽管它是隐性的，但是实质它是在的。我们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要把劳动者报酬、资本投资的报酬，收入减掉税收和社保，如果这个税是隐藏的，你在统计数据中是不把它减掉的。所以我们可支配收入中包含了一部分税，就是土地出让金它所隐含的税，但是我们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没有把它去掉，所以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被高估了。如果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被高估了，那就有更大的问题了，首先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就不是那么好，就是下降的。而且它还被高估了，而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占GDP的比重可能还没那么高，那就引导我们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隐性的税给它降低一点，是不是可以有利于居民的消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整体的降低很难，因为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建设是要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来支撑的，那能不能有针对性的降低？比如说扩大福利房的供给，我们不仅仅是关心所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我们为低收入者能够提供比较廉价的住房，那就等于说我只对其他人征隐性的税，但低收入者我减少他隐性的税收，增加他的购买能力，对低收入者来说居民消费就可以增加。

所以这样的做法，如果说我们做的力度比较大，它又增加就业的需求，因为保障房可以创造就业的需求，又改善收入的分配，还会增加实质的可支配收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应该在这上面多做文章，从而把我们刚才2016年开始停滞的那些好的趋势又重新启动。

谢谢大家！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