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黄：金融行业需要打破体制性利益

中华网财经12月5日讯，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价值和族群空前撕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由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中信集团原监事长、中信银行原行长朱小黄在“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深化改革的破局，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要打破体制性的利益束缚。

朱小黄指出，过去讲部门利益，某个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做了防御性的决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集团化，对于深化改革是不利的。部门利益是传统小农观念的产物，构成了推诿扯皮官僚等东西，这些对于大局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但是影响不深，容易协调、克服。“但体制性利益不同，是融汇机构、个人利益、权力在一起的大的利益集团。”

朱小黄说，比如某一个行业大家是抱团的，谁也不能说这个行业不好。某一类产品如果爆出来一些问题，谁也不能说这一类产品暴露了什么问题。一个行业的人一起来发声、一起反对，这就是体制性的利益。

朱小黄表示，金融行业也是如此。因此，下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需要正视体制利益的客观存在，理顺激励关系，调整好大局和局部利益的相关性，让束缚的力量促进改革的深入。

以下为朱小黄演讲全文：

各位嘉宾下午好！凤凰的论坛，我一直认为是非常正规的论坛，到现在为止也坐满了人，我想借这个机会发表一些比较深刻的思考。疫情之下，“双循环”大格局下如何破局，如何往前走，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想谈论下“双循环”的问题。内循环基本上定位在刺激消费这样一个大的措施上，大家可能更重视的是外循环循环什么。但是我想，有些问题还是要回归本原看一看。

经济学上的循环有两种：一种是循环流动模型，是描述居民从市场购买企业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再由企业从要素市场购买居民提供的劳动力，这样形成了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循环。这是最早我们讲的循环的一个说法。另外就是指循环经济，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指我们现在最早讲的，宇宙飞船在出去的时候是一个隔绝的独立体系，如果没有外面的能量补充，就能够自成体系的运行，内循环，能够消耗掉又获得，这是最早的说法。这两种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是居民和企业，还是居民和自然，循环是指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来有往，来往的东西可以是资源产品、要素，这是从基本定义上来看的。

回到实际经济中来讲循环，其实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早期，当时国家纪委王健提了国际大循环的观点。我想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都还知道，八十年代中叶的时候讲国际大循环是很时髦的，确实也推动了经济的进展。可见当时的大循环主体是中国和外国，介质是外汇，在国际市场上以劳动换取外汇，再进行循环。

双循环包括内循环和外循环，当然循环主体还是国际国内，现在更复杂了，加上了各种要素。相比之下，内循环反而是比较模糊的说法，尤其是内循环的主体是什么？如果只是讲国内居民和企业之间的销售循环当然这是自己的消费，我想还没有这么简单。需要关注还有城乡的循环、生态的循环，包括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的循环、生态的循环、资本的循环，不能仅仅就是扩大内需这样一件事情就结束了，要研究各种主体之间的不同体系，不是拉动内需这么简单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念。

双循环，特别是对于国际循环而言，在WTO的框架下出现了一些停滞，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做一些研究。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全球化的方向是不会完全内转，短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为什么？全球化的趋势从几百年以前就开始的，本质就是一个市场扩张。现在来看这个扩张的过程，在这几百年以来的推动力是背后的利益，是资本的力量，资本在追求收益的过程中实现的，不是哪个政府的行政力量或者是哪个个人的情绪化的躁动所能够完全推翻的，但通过研究也注意到，外部通过WTO得到的好处，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瑞士的全球化指数来衡量，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84的最佳状态，发达国家大体上达到了84或者是接近84，所以现在来看发达国家的动力不足了，这是有背后的根据。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次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指数中也不到70，还有很大的空间。大部分的国家对全球化仍然是有动力，小部分的国家缺乏动力，缺乏动力是指它在某一个框架下的动力，需要搞清的框架，全球化的方向大家还是一心向往的。

短期来看，区域贸易一体化是现在的方向，也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其实最近区域贸易一体化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比如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亚太地区的东盟、拉美都已经构成了一些区域化的合作。全球化走向在短期内可能向区域一体化发展，从WTO变为小WTO。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前景，我们应该保持信心。

深化改革如何破局，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在推进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运行机制要改革，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打破体制性的利益束缚。

过去讲部门利益，就是哪一个部门为了自己部门的利益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决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利益集团化，这对深化改革是不利的。而现在更要重视的是体制性的利益。部门利益就是传统小农观念的产物，虽然会构成推诿扯皮官僚，但容易协调和克服。但体制性利益是融会机构、个人利益和权力的大利益集团，比如说某一个行业，实际上大家是抱团的，谁也不能说这个行业不好。某一类产品如果爆出来一些问题，谁也不能说这一类产品暴露了什么问题。这一个行业的人会一起来反对，一起来发声，这就是体制性的利益。金融部门如此，别的部门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需要正视体制利益的客观存在，理顺激励关系，调整好大局和局部利益的相关性，用束缚的力量促进改革的深入。

双循环下的金融。从风险角度而言有一些观点提供给大家思考：

中国居民储蓄率非常高，2019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仍高达44%，美国居民储蓄率大概只有9%。大量高储备率一方面限制了消费，另外一方面产生大量间接融资，导致中国有号称宇宙最大的“宇宙行”。

银行界很努力，我也是银行界，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单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很难短期改变如此高的中国居民储蓄率问题。我也希望直接融资能够越来越广阔。鼓励储蓄转化成消费应是直接融资的重点目的。当然，这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养老、医疗、教育、房地产等等方面的问题非常复杂，所以需要在各个方面深化改革。

那么新环境下，双循环环境下，疫情环境下，我们怎么往前走？我认为要守住一些金融的基本逻辑。有一些东西我们事后来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最底层的逻辑被颠覆了。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经营的是风险，高杠杆率的金融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资本充足率的一些监管要求不要幻想曲突破。其实没有什么科技金融，我从来也不承认，都是金融，金融只是科技的最佳应用场景，仅此而已。另外不同的风险偏好要区别监管，例外投行、基金、商业银行是不一样的，商业银行是一个保守的姿态，投行是一个基金的姿态，基金有不同的选择，要有不同的监管，不是简单的说P2P这么严重你怎么不去监管呢等等，而是我们监管的细化程度需要改进的，是要有区别。

还要提醒的是，银行也有流动性的问题。不要以为M2那么大，银行的流动性就安全。实际上，一旦社会发生收缩，再充足的M2也会导致流动性的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流动性的安全永远是金融的主体，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市场是以现金流为基础，靠估值、资本性的融资来获得账面价值和投资价值，获得现金流，本质上就是旁氏骗局的打法，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出问题。最近的暴雷，说得难听一点有割韭菜等等说法，其实本质上是旁氏骗局。当然，不是说这个企业家上来就想骗钱，但资本在运作过程中，不自主地向现实利益靠拢，造成了旁氏骗局的局面，这值得警惕。不能鼓励他们，不能朝廷和民间心照不宣地看着割韭菜的行为、吓人的估值。

还要警惕科技金融旗号下形成新的泡沫，造成新的黑天鹅、灰犀牛。大数据的应用、智能化、数据、区块链、电子货币等等，中国的事就怕一哄而上。我也接触过搞区块链的公司，我认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骗子。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在盲目地逐利。现在金融机构也花了大量的资本、人力、物力，企图在科技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弄不好P2P的教训很快就忘掉了，又形成新一轮的泡沫，当然这个问题也很复杂，还有数字鸿沟等等问题。借这个机会提示一下，小心和防范所谓科技金融带来泡沫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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