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明年经济将受到三种力量影响 货币政策收紧可能暴露债务风险

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价值和族群空前撕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由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的率先恢复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赢得时间窗口和战略主动。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的复苏仍存在结构性差异，供给端的恢复快于需求，投资恢复要快于消费，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大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冷热不均，就业和中小微企业还面临困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这种结构性差异既反映了疫情冲击对两端不同的效益，也反映了我们超常规扩张性政策带来的不对称效应。

展望2021年，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将继续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政策的影响。

第一，中国仍将面临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疫情仍在扩散，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二次反弹，如果疫情疫苗不能如期大规模接种，至少明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这将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第二，我国宏观政策的常态化时机和节奏。由于经济恢复的不平衡，结构性差异一样会存在，加之延后的一些风险可能会逐步的暴露，它会呈现宏观指标明显转好，而部分微观主体依然会面临较大困难的局面。再加上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性收紧，各种风险也有可能暴露，债务违约的事件也会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怎么来把握宏观政策正常化的时机、节奏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内生性增长动能的加快形成。从今年的情况看，疫情的冲击之下我国的出口并没有像疫情爆发之初预测的那样出现大幅度下降，而是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回升。这可能主要得益于我们较早控制住疫情和国际市场的部分订单转移的效应。随着主要经济体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这种订单的转移效应会明显的减弱，怎么样培育内生的增长动力就显得更为紧迫。

以下为王一鸣先生在“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演讲全文：

王一鸣：感谢主办方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今年的凤凰财经峰会。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二季度经济由负转正，三季度增长达到百分之四点几，前三季度累计增长0.7%。中国经济的率先恢复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赢得了时间窗口和战略主动。但我们也要看到，2020年我国经济的复苏 仍存在结构性差异，供给端的恢复快于需求，投资恢复要快于消费，工业的恢复快于服务业，大企业的恢复快于中小企业，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冷热不均，就业和中小微企业还面临困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这种结构性差异既反映了疫情冲击对两端不同的效益，也反映了我们超常规扩张性政策带来的不对称效应。

展望2021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将继续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条件、政策的影响，我觉得主要有三种基本的力量。

第一种力量，外部环境我们仍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

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的疫情仍在扩散，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二次反弹，累计的确诊已经超过6600万，累计的死亡已经超过150万。如果疫情疫苗不能如期大规模接种，至少明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这将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复苏分化也在加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前景进一步恶化，发达经济体内部应对疫情的政策存在差异，不同经济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这种复苏的不同步会导致主要经济体财政、货币政策的分化，使得这种政策环境更加复杂。全球债务水平也在迅速的攀升，增大了未来的风险隐患，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推出了空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在避免双退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隐患，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风险的释放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

疫情后这种K型的复苏态势，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也可能强化本来已经上升的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我们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当然也包括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调整期，因疫情而被各自的议题，可能重返疫情。那么也有不确定性，尽管我们可以做各种判断。

第二种力量，就是我国宏观政策的常态化的时机和节奏。

今年，我国推出了超常规的扩张性政策，对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走向2021年，我国经济将延续疫情后复苏向好的态势，加之今年的基数比较低，明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是8.2%，而且很可能是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由于经济恢复的不平衡，我们结构性差异一样会存在，加之延后的一些风险可能会逐步的暴露，它会呈现宏观指标明显的转好，而部分微观主体依然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的局面。再加上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性收紧，各种风险也有可能暴露，债务违约的事件也会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来把握宏观政策正常化的时机、节奏，这个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种力量，就是内生性增长动能的加快形成。

从今年的情况看，疫情的冲击之下，我国的出口并没有像疫情爆发之初预测的那样出现大幅度下降，而是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回升。我们按人民币计价，今年前10个月我们的出口同比增幅明显的高于全球贸易增速，按美元计价更高，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进一步上升。这可能主要得益于我们比较早的控制住疫情，和国际市场的部分订单转移的效应。随着主要经济体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这种订单的转移效应会明显的减弱，所以怎么样培育内生的增长动力就显得更为紧迫。

从国内来看，生产端恢复走在了前列，但是消费的恢复依然明显的滞后。前10个月社会食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仍然为-5.9%，全年很可能就是GDP转正了，可能消费还没有转正。制造业的投资前10个月累计下降幅度也比较大，说明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要加快科技的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这些都意味着我们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增强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这也对明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方向。

基于上面的这些分析，我觉得明年2021年有四个方面我们需要去把握：

第一，要把握宏观政策常态化的节奏和力度。

当前中国经济尚未恢复到常态化的水平，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稳固，外部环境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不宜过快的退出。2020年要保持相对宽松的政策基调，特别是要把握好宏观政策边际性调整的节奏和力度，对部分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要考虑相应的接续措施，因为明年3月底就到期完蛋了，能不能有接续性的措施。特别考虑到就业压力依旧比较大，要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做好就业形势的监测预警和应对预案，完善就业政策工具，增加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

今年零售这一块跌幅比较大，特别是居民部分储蓄水平还在上升，怎么样有效的扩大消费，适应消费结构提档升级的发展趋势，加快培育新的消费的增长点，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第三，加快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

根据五中全会《建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攻关力度，补齐国内产业链的短板，拓展国内的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还需要适应疫情后数字转型发展的新趋势，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工业互联网，我们能不能迎来一个新的浪潮。

第四，更加注重依靠改革，激发市场潜能。

越是面对挑战，越要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要继续坚持完善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同时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数据、技术这些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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