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变局之年如何破局？梁振英发表演讲、多位省部级领导建言献策

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价值和族群空前撕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由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盛邀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此次峰会，来自政商学界的高官泰斗、行业领袖、学者精英齐聚，为疫后复苏加油鼓劲，为资本市场建言献策，为疫后变革理清思路。

当监管者、从业者、见证者、掌门人齐聚一堂，他们的讨论与分享碰撞出了哪些犀利的火花？以下是他们此次演讲的亮点。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RCEP是自由贸易战略的重大突破

梁振英感慨，新冠疫情为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加上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一些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形成在贸易和其他国际关系问题上去全球化的逆流。

梁振英特别提到，由于亚洲地区身处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地带，因此频繁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调查与限制，生产网络和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秩序与发展被打乱，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在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上，中美之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梁振英表示，“美国利用高关税挑起贸易摩擦的做法，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形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对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战略定力尤其显得重要，尤其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在梁振英看来，RCEP可以说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近2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对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从中国内地角度看，梁振英强调，这剂“强心针”的注入，不但能帮助中国内地与自贸伙伴贸易覆盖率增加至35%左右，大大提升中国内地自贸网络的“含金量”。

从亚洲全局角度看，RCEP的签署还将大大增加亚洲区域经贸政策的稳定性，优化投资预期、提升生产和消费信心。“特别是有助于为全球提供一个区别于传统欧美市场的最终消费市场，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增长提供助力”，梁振英强调。

与此同时，梁振英也对香港未来在新时代的角色给出了定位。他强调，香港可以和全国一道，用好新时代战略机遇期。

梁振英指出，香港在国家发展科技事业和科技产业上有两方面功能：一是香港的高等院校在某些科研领域，有较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力量和国际联系；二是香港在科技融资上的功能。

＊凤凰网CEO、凤凰卫视COO刘爽：越是面对孤立和分裂企图，越要包容开放、拥抱世界

刘爽表示，新冠疫情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社会和经济形态的演变进程，其冲击带来的价值观和族群的严重撕裂，极端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未来，造成了更加深远的历史影响，让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更加对立，更加分化。这种变局和隐忧，不只是各个国家的，更是全人类的。

刘爽历数大萧条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08年金融危机等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强调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去全球化逆流不是历史的福音，孤立和分裂只能造成人类共同的灾难，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开放和包容，合作与对话，全球协作，互利互惠，才是人类共同的福祉。

刘爽表示，作为一家有责任的媒体，凤凰网始终坚信，“越是面对价值的冲突与撕裂，越是需要我们坚持理性的思考，客观的立场，重建信任；越是面对孤立和分裂的企图，越是需要我们秉持开放的心态，包容的理念，拥抱世界；越是面对去全球化的逆流，越是需要我们呼吁国际协调，合作共赢,捍卫全球化。”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信用不足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短板，严厉打击失信行为

对于金融监管，尚福林表示，“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重点整治金融乱象，有效控制融资平台、房地产、交叉金融等风险。”

尚福林指出，上市公司信息造假、债券市场恶意违约、信贷市场逃废债务等问题是困扰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痼疾，增加了市场摩擦，抬高了交易成本，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信用不足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短板。一是大力建设公平、透明、法制化市场环境。尽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营造公平诚信的社会氛围，更好发挥聚集资本、配置资源等作用。二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失信惩戒等关键制度，强化市场约束，严厉打击失信行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

尚福林强调，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守住金融风险底线。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金融风险的复杂性、破坏性不断加大，统筹发展与安全二者关系。一是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大力整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强化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监管。特别关注当前因疫情等各种因素影响出现的宏观杠杆率攀升，信用风险反弹等问题。二是加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跨区域、跨市场、跨行业交叉金融风险甄别防范能力。提升金融监管的科技水平。

尚福林特别提到，从2014年创新试点民营银行，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9家民营银行总资产已经超过1万亿，经营总体平稳。

同时，尚福林表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这一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改革当中也曾经试点过，都尝试过，包括民办银行等。从结果看，由于制度设计和监管没有跟上，有的放任自流，有的被大财团裹胁，最终都是失败告终。“我们在近年的实践当中，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民营银行的道路，目前看这条道路很成功。虽然近年来社会上也有些声音反映国内民营银行发展存在问题和不足，总体上看，我们试验是成功的，试点成效是明显的。”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推进科技和金融融合，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殷勇表示，金融业是首都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北京市高度重视金融业发展，将其作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我们正站在‘十四五’新的历史节点上，北京将坚持首善标准，自觉承担起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重大责任，进一步做优做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构建好高精尖经济结构，实现首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殷勇指出，“两区”(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中央交给北京的重大任务，是打造首都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机遇。此外，北京今年还将打造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和金融街论坛三大国家级开放交流示范平台，下一步，将努力提升“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

殷勇表示，北京将推进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在这当中，金融业供血作用的充分发挥尤为关键。”同时，注重发挥金融科技的重要作用，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并加强北京营商环境建设。

近年来，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北京的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作为样本城市，北京助力中国在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排名中比去年提升15位，比前年提升47位，位列全球第31位；如果把北京的评分单独排名，相当于排名全球第28位。在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中国主要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北京已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

殷勇还指出，凤凰网是一家具有全球视野的华语媒体，一年一度在京举办的凤凰网财经峰会已成为探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交流传播平台。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全球经济出现三种切断，中国引领全球贸易复苏

龙永图表示，今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使全球经济出现三股切断，许多贸易或投资的联系被切断、贸易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网络体系被中断、国家和多边体制的联系被中断，这些切断使全球贸易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今年4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预测由于疫情流行，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将暴跌13%-32%。但近几个月的经济发展中，全球贸易下行的趋势得到了较快扭转，荷兰政策贸易局在11月25日发表了一篇分析指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的国际贸易下降12.2%，第三季度却增长了12.5%，这是本世纪以来在一个季度里面所发生的最大的贸易增幅。分析显示，中国的国际贸易在这场复苏中发挥了明显的领头羊作用。

龙永图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引领复苏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中国较快控制了疫情，并在短期内实现了复工复产和经济增长，从而成为全球供应链系统当中最为稳定的基础。二是中国长期推行市场多样化战略，对经济韧性较强的国家的出口有稳定增长。三是中国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抓住了疫情催生的市场需求，形成了新的市场机遇。四是充分发挥了跨境电子商务在疫情当中增长最快的新兴贸易业态的优势，使跨境电商大幅度增长。

虽然全球贸易出现了复苏前景，但龙永图认为只能保持谨慎的乐观，目前仍有几方面隐忧。首先，贸易增长的速度会降下来；第二，跨境电商出现缺少跨境体系的情况；第三，关注国际投资大幅下降对于国际贸易的传递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要参加高水平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全球数字贸易中坚力量

江小涓表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是未来的规律。中国对外开放是四十年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促进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但现在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国内市场的扩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外循环在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和地位在过去十年已经缓慢的下降。从国内和国际的变化来看，以国际大循环为重要的动力带动国内继续的增长确实比较困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现实，也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江小涓指出，“传统全球化回落的同时，新的全球正在快速成长，特别匹配中国下一步发展趋势。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无论是企业，无论是制造业，无论是服务业，无论是技术研发以及科学水平，中国是在高起点上新加入全球下一步发展，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继续对外开放，以最大的可能性对外开放”。

另外，江小涓还特别强调，中国要参加高水平贸易规则制定，另外能够加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中坚力量。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美国倒行逆施影响恶劣，是时候回到正轨了

朱光耀表示，2020年即将过去，我们认识到当前面对的挑战是一种系统性的挑战。因为它不仅是一场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是一场全球的深度经济衰退，不仅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而是三者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的系统性的危机。

朱光耀指出，要战胜危机，就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整体的、体现全球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能够回到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战略思路。

“但是很不幸，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起到了退群，对全球治理体系倒行逆施的一系列的恶劣作用和影响。”朱光耀认为，现在应该是美国回到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同时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方向的多边体系、多边主义原则、多边磋商的正确的轨道上来的时候。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双循环要突破三个误区，不是各省自己搞的小循环

魏建国在谈到双循环制度时认为，要突破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有人认为双循环制度是因为这次疫情，或者是中美贸易的摩擦，其实错了，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现在的市场，除了四亿中产阶级高水平需求之外，还有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日益增长的广大农村需要。“双循环”不是临时的、被动的、当下的，而是长远的、战略的，这是我们经济的总路线。

第二个误区，是双循环经济格局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不是已经退到了我们过去讲的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生产，恰恰不是这样，双循环进一步推动加大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是对外开放的，是希望全球响应的，并且能够共同的享受到、分享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

第三个误区，这个循环不是各省自己搞的小循环，而是发挥中国超级市场作用的大循环，中国现在最大的王牌就是中国的特大超级市场，这个市场要维护好，绝对不是以邻为壑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地方主义形成的。只有把这三点误区克服掉，在中美今后的博弈，中国始终将站在前位以及高位。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空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大隐患，发达国家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

王一鸣表示，我们仍将面临一个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的疫情仍在扩散，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二次反弹。如果疫情疫苗不能如期大规模接种，至少明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这将会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王一鸣认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分化在加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前景进一步恶化，发达经济体内部应对疫情政策存在差异。这种复苏的不同步会导致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分化，使得环境更加复杂。全球债务水平也在迅速的攀升，增大了未来的风险隐患，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推出了空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在避免衰退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隐患，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风险的释放可能也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郑之杰：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还差两千多美元

郑之杰表示，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人数，增加14亿，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同时，郑之杰表示，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公布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2536美元以上的国家，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而目前，中国离这一标准还有两千多美元的差距。

郑之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发达国家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中，可借鉴以下几点：一是注重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二是注重发展教育，创造更多的人才红利。三是注重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完善法律制度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证中小企业在同等市场条件下，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合作。四是注重产业结构，为城市化提供持久的动力。五是注重社会公平，缓和心态危机，维护社会稳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不能对世界依赖程度过高

李扬表示，双循环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终目标是建立开放型经济。

李扬表示，“双循环”理论的提出，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不能对世界依赖程度过高。

他以德国、美国、日本举例，德国因身处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中，所以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高于中国，另外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18.7%、28%，均低于中国的35.7%。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保住企业才能保住就业和民生，保企业是头儿、是根儿

李毅中表示，目前复工复产逐步复苏向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和利润近几个月都比较好，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28.2%。

他表示，中小微企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还没有恢复到去年的正常水平。10月中小微企业出口新订单指数是39.5%，去年10月份是43.7%，出口订单还没恢复。同期资金紧张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是49.7%，去年是44.9%。此外，从业人员同比减少了4%，有不少下岗或者失业的职工。所以要继续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立自救。

李毅中表示，要帮助企业去库存、增订单、补资金、减税费，希望银行能继续采取降准降息、质押贷款、延期还贷、改进服务等多种方式，发挥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的作用，尽力弥补企业的资金短缺，避免资金断链。他认为，保住企业才能保住就业、保住民生，所以保企业是头儿、是根儿。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从管制到开放，跨境金融迎来新常态

屠光绍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融共生，它们之间存在有效循环。而金融服务形态与各类企业需求是金融服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循环层次之一。

屠光绍表示，跨境金融在全球资金流动中是一个常态，但对于中国而言，跨境进入有特定的含义。中国金融市场、资金流动从过去的管制比较多，到逐步的对外开放，其中的跨境金融形态有着拦截境内境外的作用。而这种金融服务形态，在金融进一步开放等方面的基础上，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

同时，屠光绍表示，中国需要注意各种金融服务新的形态，从而满足不同需求拓展和完善金融服务领域。中国要注重金融服务形态，有新形态才有新趋势，再让这些形态不断完善。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需4个软条件，契约精神是资本市场的灵魂

吴晓求表示，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目标是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打造要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以人民币计价资产作为交易中心的功能。

吴晓求指出，要想打造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还要做很多深度的改革。简单点说要做思想改革，才可以达到未来的目标：第一、法治基础、法治精神，依法治国。法是资本市场预期的基础，没有稳定的法治、坚若磐石的法治就没有预期机制；其二，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资本市场的灵魂。第三是透明度，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生命线。第四，保护人民币的长期信用，在宏观经济政策与人民币长期信用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护人民币的长期信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未来十年，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可能超过美国纽交所

贺强表示，中国到1991年才有整年的交易数据，上交所1990年上市股本的总额只有2.72亿股，全国市场总值29.43亿元，成交的金额是8.07亿元，上海交易所日成交最高金额是2845.39万元，而现在成交金额是几千亿甚至上万亿。

贺强表示，深圳当时上市的股本是3.57亿元，市价总值80.76亿元，全年累计金额是36亿元，这些数字很小。但经过三十年的砥砺前行，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截至今年12月2日，沪深两市已经有4092家上市公司。从十几家发展到四千多家，上市公司总额7.3万亿股，市价总值83万亿元，成交金额112.93万亿元。

贺强认为，从数字对比中可以看出现在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从规模上来讲，中国证券市场名列世界前列，在未来的十年发展中，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纽交所。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大数据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

杨凯生表示，数字化发展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带来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是不是给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杨凯生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生产力最终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当然也包括由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归谁分配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人们的相互关系称之为生产关系。

他认为，当前技术的进步，使得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各类数据平台企业也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杨凯生提出一个疑问，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或者说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

杨凯生表示，这个问题前些年并不是十分被关注，最近几年来逐渐引起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似乎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他认为，目前诸多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中信集团原监事长、中信银行原行长朱小黄：金融监管要求不要幻想去突破，科技金融都是金融

朱小黄指出，在讲新的双循环环境下，要守住一些金融的基本逻辑。

“有一些东西我们事后来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最底层的逻辑被颠覆了。” 朱小黄说，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经营的是风险，高杠杆率的金融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不要幻想去突破，就像科技金融，其实没有什么科技金融，我从来也不承认，都是金融。科技金融顶多是科技的最佳应用场景。

朱小黄还指出，不同的风险偏好要区别监管。例如投行、基金、商业银行是不一样的，商业银行是一个保守的姿态，投行是一个基金的姿态。基金有不同的选择，要有不同的监管，不是简单的说P2P这么严重怎么不去监管呢，等等。我们监管的细化程度需要改进。

朱小黄表示，要警惕科技金融旗号下形成新的泡沫，造成新的黑天鹅、灰犀牛。“搞区块链的公司，要么是傻子，要么是骗子。这些公司在干什么呢，是在盲目逐利，看是否有机会搞出一些泡沫。”

朱小黄指出，金融机构现在花大量的资本、人力物力，企图在科技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这样很危险， P2P的教训很快被忘掉，又形成新一轮的泡沫。当然，问题也很复杂，还有数字鸿沟等问题。在此提示一下，小心防范所谓科技金融带来泡沫化的现象。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很多金融机构数据应用能力不强 不能用、不敢用、不善用

李东荣表示，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在现阶段，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它还是存在数据治理不足、数据应用能力不强等挑战。不能用、不敢用、不善于用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此同时数据黑产、数据垄断、数据滥用等问题时有发生。

李东荣认为，从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应该积极的运用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应用，去帮助缓解从业机构的顾虑，提升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的积极性，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

＊中国银行原行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李礼辉：金融业务的性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

李礼辉表示，要加快构建穿透式的金融监管系统。“金融业务的性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金融行业的特征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风险。”

李礼辉指出，金融的社会属性是经济枢纽、百姓钱包，金融服务通常涉及资产方、负债方、委托方、管理方、审计方、中介方等不同的角色，必须达成多方实时，共享共管。

李礼辉认为，区块链可以建立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通过数学方法解决信任问题，以算法程序来表达规则，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

数字信任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环节中形成可信任的纽带，节约常规信任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加持商人信用，也可以在广域、高速的网络中建立零时差、零距离的认证工具，提高互联网的实际效率和运行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数字信任可以解决我是谁、你是谁、所有权属于谁，指挥权和控制权归于谁的问题，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性。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说“技术金融不是金融”是“白马非马”的诡辩

刘晓春表示，不能因为用了技术，就把金融认为不是金融，不需要监管，不能用这种“白马非马”的诡辩方式来偷换概念。刘晓春进一步阐释道，“无论用什么技术，提供的仍是金融服务，比如说到银行来办消费贷款，贷给你五万块钱，相信你只关注五万块钱是不是到你的账上、是不是可以用，至于是用区块，还是用大数据、云计算给你贷款，对你而言没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会在乎，而且贷给你的五万块钱也不会因为用了科技而变成六万块钱，也不会因为用了科技你就不用还贷款了，所以金融依然是金融，金融应该要归到金融的范围内来进行监管。”

刘晓春在演讲中还提到，“在2021年之后，如果在数字化转型中老是喊技术口号、技术名词，这就是欺骗。”

刘晓春举例称，技术最后都要运用到业务上，就银行信贷而言，数据应该如何应用，现在应该来总结的是哪些数据和信贷风险是相关的？相关度怎么样？以及，哪些数据在什么环境下才和信贷风险的相关度是紧密结合的。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前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志凯：建议在沪深交易所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

高志凯表示，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人民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在上交所、深交所和其他交易所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和清算。

高志凯指出，中国可以在有待开设的国际版和“一带一路”股票交易所上，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和清算。如果上交所和深交所开创先河，成为世界上首批用数字货币，它们就是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和清算的股票交易所，这将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高志凯表示，在数字人民币发展过程中，积极推动用数字人民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把推进数字人民币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的相连。而这背后的目标是，石油天然气贸易等大宗商品贸易，最终以数字人民币计算。

“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还在继续。12月6日～12月7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高西庆，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等嘉宾将继续带来重磅分享。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