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不靠政府资助也能成功，深圳做对了什么？

12月5日—7日，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梁振英、尚福林、殷勇、李扬、宋志平等多位政商学界嘉宾出席。

2020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30的国家。而放眼国内，当提及“创新”二字，深圳已经当仁不让。在深圳建立40周年之际，本次峰会特设环节“站在深圳看双循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1980年，深圳经济总量是香港的千分之二，人均GDP只有200美元。而到了2017年，深圳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香港，并且人均GDP也已经达到香港的三分之二，稳定在三万美元的水平，尽管在人均GDP上仍有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的基本经验十分值得关注。

在40年的发展中，深圳涌现出以任正非、马化腾、王传福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培育出华为、中兴、腾讯、平安、招商银行、比亚迪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优秀企业。如今，深圳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1353家增加到2019年底的1.7万余家。

很多人说，为什么是深圳？它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进入全球创新城市的前列？它有没有示范性、有没有可复制的经验和价值？它又是否面临新的挑战？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认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有为政府的作用凸显，“华为没有接受政府直接资助，平安也没有得到多少政府资助。深圳做到的是对一个巨大的潜在增长企业面临的难题提供法律援助。所以有为的政府不在于直接选择企业竞争优胜者，而在于支持一个新兴的行业，为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奠定一个公平竞争的基础，以及解决它最大的难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备办主任樊建平对于深圳的源头创新能力表现出了担忧，“与北京上海香港相比，深圳本地的大学及科研机构很少，而源头创新的能力决定了下一步城市发展的未来，这意味着深圳在创新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

华为不靠政府资助也能成功，深圳做对了什么？

最近五年，深圳开始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并由高速度、高要素投入向高质量、创新性发展转变。唐杰认为，深圳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全球创新城市的前列，这样一个过程的发生机制是否具有示范性，是否有可复制的经验价值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唐杰提出本次大会中的两条内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深圳在全国有一千多项领先改革；第二，深圳的经验被描述或者总结为三化：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如何理解这一过程，是研究和总结深圳经验的一个钥匙”。

唐杰认为，深圳的发展尤为突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移民化是深圳发展的一大特点，因为移民可以带来创新。第二是中央对深圳法制化的强调，“深圳在中央给予了立法权之后便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部创新和经济管理活动的立法体系，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四百部立法，这样的立法覆盖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第三是深圳的国际化，“三来一补”的工业化过程使得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也使得深圳通过合同方式挤入了全球分工体系。

正式由于深圳的市场化、法制化、国家化，使得VC、PE在深圳崛起，这也是深圳能够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唐杰提到，“深圳的两大公司，华为、中兴都是首先进入全球市场，然后又回到国内，所以深圳企业是在一个最高水平上和国际高端竞争者竞争中走出来的”。

他同时强调了政府的积极作用，深圳政府面对一个极其发达的市场，从来不会干预企业行为，而是对于关键的、高速增长产业给予必要的支持。“华为没有接受政府直接资助，平安也没有得到多少政府资助。深圳做到的是对一个巨大的潜在增长企业面临的难题提供法律援助。所以有为的政府不在于直接选择企业竞争优胜者，企业竞争优胜者是在市场上形成的，政府的选择在于支持一个新兴的行业，为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奠定一个公平竞争的基础，以及解决它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下一步怎么走？深圳的源头创新能力遇到挑战

经过近4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密度最大、地均产值最高、国土面积最小的“超大城市”。下一步，深圳要在2035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樊建平认为，与北京上海香港相比，深圳本地的大学及科研机构很少，而源头创新的能力决定了下一步城市发展的未来，这意味着深圳在创新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

樊建平指出，可以通过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把国际的英才聚在深圳，来建立一流的大学， 而创办一流的大学需要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国际化和体制机制四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科教融合。现代一流大学的核心是要科技强，如果要做0到1，一定要多学科交叉，一定要在新的科学仪器设备上面进行创新，科教融合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产教融合。产业不仅能提供经费，提供大量的需求数据，也能够提供仪器和设备。当然这些仪器做出来以后，既有了科学的0到1的发明发现，企业把仪器又能拿过去进行产业化。如果办一个大学对城市没有任何的回报，这所大学就没有生命力。

第三个，国际化。要提供一个跟国际能够PK的环境，比如使用英文，使得一些国家化的优秀老师很容易可以来，学生也可以很容易过来。

第四，体制机制。可以在办学的体制和机制上面进行创新，鼓励一类非传统，非政府办的大学。这样既解决了我们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老百姓的国际化教育孩子的需求，同时用社会的力量也办了一流的大学。

“现在西湖是通过社会资源办了一所社会化大学，但是非常的少，我们中国有接近170万小朋友，每年花费超过3000亿的人民币到世界各个国家去留学学习，还有大概50万在国际高中学习”。樊建平认为，“我们3000亿一年的民间资本，如果都能吸引回来，哪怕按30个亿办一所大学，都可以办100所民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