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金融家｜工行原行长杨凯生：监管金融科技为何要社会公众参与？

文/龚奕洁

“大数据作为生产资产、生产要素、资产，产权是谁的？”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直接发问。在几年前就提出警惕大数据化过程中的一些风险后，杨凯生此问扼住了平台企业如何实行合规盈利的咽喉。

在会后的间隙时刻，凤凰网财经记者争取到了与这位“金融家”简短对话的珍贵机会。

杨凯生是现代金融改革风云的亲历者。“我们这代人当时只是扮演了我们那一代的历史性角色，现在银行一线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发展需要，来不断深化银行改革。”谈及金融改革的新命题、新一代银行家们的使命，杨凯生这样告诉凤凰网财经记者。

金融科技创新为监管带来了新命题，央行提出了“柔性边界”，并提到“让人民群众参与金融科技治理。对此，杨凯生表示，这是因为社会大众、人民群众既是金融科技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消费者、监督者。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无知“。而当一个人历尽风云、名字刻在金融改革史上，却说自己无知，已然是大“家”之态。

“银行有道十成，吾仅知其一二。这不是故作自谦。搞金融时间越长，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发承认这一点。”在《金融笔记：杨凯生十六年间笔录》的序言中，杨凯生写道。

“杨凯生喜欢研究和探讨问题，更喜欢自己执笔写文章。在同辈银行家中，他应该是比较高产的一位。”曾有资深媒体人告诉凤凰网财经记者，杨凯生提出的许多问题往往“就在点子上”，有时候也有一些“特立独行”。

比如，他曾经提出要以增强银行贷款资产的流动性来稳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他曾经稍显另类地批评寄希望于取消贷存比指标而解决“融资难”问题是不可能的；他曾经撰文反击中国银行业“太赚钱”说等；他曾经提醒民营资本办银行，首先要要回答办银行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也支持“中国民营资本在银行业的占比还有提升空间”。

杨凯生将这些习惯带入了对新生事物的关注与思考。他是最早提出“互联网不应是无底线的法外之地”的金融界人士。2014年1月，他就提到对互联网金融如不加强监管，难免产生“破窗效应”，提到能否允许互联网企业承担信用风险、应否要求其执行相关资本充足率、以及提取拨备等监管规则。2018年4月杨凯生在清华大学“六问区块链”，理智地为彼时发热的比特币概念降温。

如果回看杨凯生的职业生涯，他一直在金融业务和机构管理的第一线，并与金融改革的诸多关键节点息息相关。

1985年，杨凯生进入银行工作时，现代金融业刚刚起步。中国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政策，银行业还没有市场化、商业化。1993年末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中国银行业开始转型之路，探索按企业机制运营之法。但在彼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背景下，商业银行还是一些政策性任务的承担者，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问题爆发，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性上已经破产”成为一些境外媒体报道的大标题。

1998年起国家开始考虑设立不良资产专业处置机构，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相继成立。这年10月，时任工行副行长的杨凯生调任华融总裁，专门处置工行的巨额不良资产。

杨凯生是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最早一批探索者，彼时，有人称他为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债主”。杨凯生在调查了解了美国RTC后明确表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办好。他曾首创公开招标拍卖资产包，并创造性地吸引外资投资机构参与。然而，很多人对AMC这一新事物运作不理解，对外资参与也有一定担忧，杨凯生等人承担了与政府、监管和社会公众沟通的任务。2004年德隆系倒塌后，华融亦承担了对德隆托管和整顿的任务。这也为后来处理与化解资本系的金融与资产风险提供了样本。

2005年，已经回到工行管理层的杨凯生出任工商银行行长，直接参与组织和推动了工商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此后，在他担任行长期间，工商银行不断发展国际国内业务，成为国内第一大行，亦被称为“宇宙行”。

2013年5月，杨凯生正式卸任。次年，中国银监会聘请杨凯生为特邀顾问，这是银监会首次聘请国内银行专家为特邀顾问。他仍在影响和参与中国金融改革深化，

在告别讲话时，杨凯生笑说：“我想，自己离任后，对工商银行来说，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总行大楼里少了一个整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走来走去的老头儿。对我个人而言，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卸任之后的杨凯生将一些新旧文章成册，先后出版了两本书《银行改革攻坚：热点、难点、重点》、《金融笔记：杨凯生十六年间笔录》。在《金融笔记》一书中，杨凯生在每篇文章下面新添加了诸多注解，将自己的思考与那些文章的背景融合在一起，甚至不少人说“这些作者注比正文还要好看”。

杨凯生还热爱摄影，退休后他将多年作品汇总出版了摄影集《浮生二十四小时》。他还将摄影爱好与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的志愿扶贫结合在一起。多年来，他背着相机十进大巴山、五进大凉山，在扶贫中近距离观察和纪实摄影，他的扶贫专题摄影展也引起过热烈反响。据了解，近期他的最新摄影集即将问世。

以下为凤凰网财经专访杨凯生实录：

凤凰网财经：杨行长退休后也一直没有休息，写书、摄影、开影展，给监管部门当顾问，关注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技术。不知您现在还在做哪些事情，关心哪些话题？近期有什么安排吗？

杨凯生：我这段时间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扶贫上。我在四川，已经是十进大巴山、五进大凉山。在那里做了一些扶贫的事情。

凤凰网财经：工商银行被称为“宇宙行”，在很多人眼里都比较高大上。您作为曾经的宇宙行行长，退休之后为什么却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扶贫上？您接触到了最基层人们的需求，在金融普惠性领域有没有一些新的收获？

杨凯生：这个问题问得不对。银行办得越好越应该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工商银行长期以来都一直非常关注扶贫事业。我们从90年代开始，就在四川省大巴山区定点扶贫几个县，近些年来又增加了大凉山区。我们总行每年都会派干部去到那里担任县干部或村干部，大概都有200多人了。这还只是总行，还有各地分行，在二十年来也做了许多的工作。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工行更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参与脱贫攻坚。

在扶贫过程中，除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外，我们还结合银行特点开展金融扶贫。比如我们最近在大凉山区，就增设了网点，还帮助安装了一些设备等，让老百姓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了。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对当地贫困农户的扶贫贷款。还有对当地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我已经退休了，现在只是以一个退休员工的身份，当一个扶贫志愿者。

凤凰网财经：您是上一轮以国有银行股改为代表的金融改革的一线亲历者，但金融改革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且面临新的命题。与十几年前相比，金融改革的任务发生了哪些改变？新一代银行家们的使命是什么？

杨凯生：大型银行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中小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等。各个不同层面的银行、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都面临着不同的改革深化的任务。总的来说还是应了一句老话：“永远在路上”。它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需要一步步做下去。

我们这代人当时只是扮演了我们那一代的历史性角色，现在银行一线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发展需要，不断深化银行改革，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两年银行业发展得也很快，银行业风险的把控总体来说还是有效的。

凤凰网财经：其实在您的任内，除了完成“股改-引战-上市”等，也完成了工商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全面优化。这两年也有不少金融机构出了一些风险，最后都可以归于公司治理的问题，监管部门也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有些公司治理问题隐秘不易暴露，甚至容易出现窝案，该怎么办？

杨凯生：公司治理实际上不仅仅是预防案件的产生，它是一家现代企业要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能力要求。和其他各类企业一样，商业银行也面临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健全、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

比如，这几家大型银行改制上市之后，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它们完善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运作机制，并进一步明确了党委、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之间的关系。

还完善了经营决策机制，管理层必须严格地按照授权来经营。行长要定期、不定期地向董事会汇报执行授权制度的情况，报告银行经营管理的状况，定期向投资者、向社会披露自己的经营信息等。这些都是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内在要求，上市银行比非上市银行这方面的要求还要更严格一些、更具体一些。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下一步，就是要坚持，并且要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凤凰网财经：金融科技创新给监管带来了新的命题，监管部门也在试点。在央行《金融稳定报告》中他们提出设置“柔性边界”，还提出让人民群众参与。我们该怎么理解“柔性边界”？在人民群众参与中，怎么防止他们被金融科技“割韭菜”？

杨凯生：“柔性边界”后面的解释包括，平衡好安全与效率的关系，运用信息披露、公众监督等方式，让人民群众参与金融科技治理，为金融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之所以让社会公众、广大群众参与，是因为他们既是金融科技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消费者、监督者。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金融机构，抑或科技平台，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体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要求？是不是遵守了监管的基本规定、符合监管法规的约束？社会公众作为金融消费者，其实是能看到、感受到的。

我觉得，所谓让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了解法规，看到这些情况有及时反映的权力，有监督的权力，当然也有自主选择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权力。

凤凰网财经：您现在还是银保监会的专家顾问，如果让您来给监管部门提建议，怎么平衡好创新的空间和风险的防范，您会怎么说？

杨凯生：我觉得，现在有关部门，包括金融监管部门，对如何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比前几年的认知更清晰了，也更注重把握好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了。现在对一些做法采取了“零容忍”，对一些做法采取了监管沙盒等等。这代表着，监管已经对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总的来说，监管的有效性及时性比本来都明显的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