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互助的末路到了？美团互助关停！相互宝怎么办？
原标题：美团互助关停！相互宝怎么办？网络互助必然走向末路
网络互助的末路到了？
1月15日，美团互助发布关停公告：“因业务调整，美团互助将于2021年1月31日24点正式关停。关停后，美团还将全额返还所有会员的分摊费用。
美团说，之后将聚焦主要业务。网络互助这个业务的钱，美团不赚了。
所谓网络互助，是一种原始的保险形态与互联网的结合，简单说来就是“一人生病，众人均摊”的模式，通常为“小额保障+即收即付”制。
在监管部门眼中，实质上这就是保险业务。
目前除了美团互助外，支付宝、360、京东、滴滴、苏宁等公司均涉足了大病互助业务，其中蚂蚁的相互宝名气最大，用户也最多。
2020年全年，相互宝的人均分摊金额达到了91元，而2019年则为29元左右，价格不断上涨。
随着相互宝分摊费用越来越高，相互宝的用户数就开始下滑，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退出。马云曾说过，做公益不是证明你多了不起，而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有多了不起。
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团互助还是支付宝的相互宝，并没有做了很了不起的事，钱收了，但这个模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bug，也许是时候退出这个市场了。
01
下架的命运
美团的离场并不令人意外。
今年1月15日，银保监正式发布通知：支付宝等平台统统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
互联网存款这个由互联网平台和中小银行一起炮制出来的金融类产品走到了末路。而在这背后所显露的一大趋势，便是针对涉及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头的监管，正变得越来越严格。
这其中，蚂蚁、美团们，都是要管的对象。
这些变化，隐约中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此之前，互联网平台们已经凭借着手中掌握的巨大流量，在金融领域一路攻城略地。但另一面，他们又常常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过去，这些互联网公司的金融尝试，往往被看作是业务上的创新，如网络互助，就被当作是保险业的一种补充，弥补了很多商业保险无法覆盖的群体获得保障的困难。
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些公司也是商业公司，本质上，是需要赚钱的。而他们曾经的一些所谓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或许在法律上就无据可循。
例如此次美团所关停的网络互助业务，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
这个曾被认为是创新的业务，也带着灰色生意的色彩。
早在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非局就发表了理论研究文章《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文中直言，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
如果以保险业的标准来对待，那这些互联网巨头都必然面对一个问题：牌照。
国内的正规保险机构均为持牌经营，换句话说，没有牌照，就不能从事有关保险的业务。
然而，目前的一个尴尬境地就是，在监管制度中还没有针对这些行为的明确规定。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这些业务带有了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特质，但是法律却很难给他们定性。
试想一下，在监管体系之外，有一个上亿人参与的大盘，每个月有数亿资金流动，如果这在其他中小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很多国家都会把这定义为非法集资。
这些体量庞大，牵涉到巨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并且通过信用推动项目运转，这样的产品如果没有公权力监管，很容易就遍身都是雷区。
在银保监会的文章中，就直接点名了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互助平台的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可能引发社会风险几个字，将网络互助平台泛滥的后果写得明明白白。
相当于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这种互助平台风险很高，不靠谱。
而文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包括“建立健全打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工作联系机制”。
这就预示着，网络互助产品的下架命运，几乎是必然的。
要知道，在一个法律的真空地带，发生什么古怪的事情都不足为奇。
尤其是，这个模式持续走下去，几乎注定了将面临分摊成本越来越高，甚至入不敷出的命运。
由此而带来的用户权益风险，谁能保障？
02
用户权益在裸奔
一批有着保险内核的公司，做着类似保险公司才能做的业务，但是却没有相应的监管，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当用户的权益也没有国家法律的保障，最后只剩下用户赤手空拳与相互宝博弈。
2017年11月23日，福建莆田一名张女士，在一家网络互助平台的“中青年大病互助行动”项目中，充值10元，注册成为了平台会员。当日又先后充值50元、100元。
经过180天“观察期”后，张女士的行动互助资格于2018年5月22日生效。未曾想到，此后没多久，张女士被查出癌症，并住院治疗。
此时，张女士想到了当时参与的网络互助计划。
但是，网络互助平台拒绝了。
运营平台的公司认为，根据病历中张女士的陈述，从2018年6月19日往前推一个月，可知张女士于2018年5月20日患病，与生效日期相差两天，尚在观察期，遂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予以驳回。
庭审中，法院认为，张女士与北京某网络科技公司在法律关系上，双方形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在合同性质上，双方形成与保险类同的关系，因缔约双方负有相互给付的义务，属于双务合同的范畴。
所谓的双务合同，指的是双方当事人互相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合同。
因此，法院最后判决，平台应向张女士支付互助金。
由此可见，虽然银保监会在此前未将网络互助认定为保险，但在司法实践之中，法院通过分析网络互助的行业特征与资金控制情况，都较为一致得将互助金的支付责任交给了平台方，其实质是否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平台信息中介的地位。
但张女士的幸运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在面对庞大的网络互助平台时，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此前，公众号呦呦鹿鸣的《亲历：“相互宝”四宗罪，支付宝知情吗？》文章里面，一名用户描述了她被拒赔后投诉无门的经历：“中间我打了保监会投诉电话，保监会说不属于商业保险，让打银监会电话，银监会又让打上海银监会电话，投诉的结果就是，转到支付宝。”
这也是现在网络互助平台面临的问题，由于缺少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最后监管这些平台的，就变成了平台们自己。
诸如相互宝、美团互助、点滴互助等平台，其运营规则、监管条款、风控几乎都由自己决定的，发生纠纷时，便如莆田的张女士一般，用户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而且，自己编制条款，自己监管自己，就像一个人运动员，同时是教练、运动员、裁判员。最终，事情的发展、走向、评判结果，全有同一个人说了算。
对于一个涉及数亿人的庞大行业来说，这背后的风险不可想象。
早在去年10月，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畅所欲言”，说银行是当铺思想，说说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怼银行怼监管，在金融行业引发巨大争议。
但随着这起风波的蔓延，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越来越受到监管乃至全社会的瞩目。
所谓的网络互助，究竟是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它能否承担帮助整个社会向着更好方向发展的使命？
03
无法持续的模式
参加网络互助的人，或许不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使用互助金，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人都有分摊互助金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互助金一直在上涨，甚至涨得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人们还会继续参与吗？
事实上，所有的网络互助平台都面临着这个严峻的问题。
当参与人数越来越少，这个由流量思维支撑起来的业务，或许难以为继。
因为随着时间越长，生病申请赔付人数越来越多，分摊金额会越来越高。
根据相互宝公示信息显示，2019年，相互宝的人均总分摊金额为29元。到了2020年，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的全年分摊金额全年总计为人均91元。
虽然低于年初预测的188元最高线，但比起2019年的金额来看，仍然是大幅攀升了62元，翻了2倍有余。
美团互助的分摊金额也有经历过上涨。
2020年8月6日，美团互助8月第一期公示显示，当期分摊金额由此前的1分钱增加到了2分钱。直接翻倍。
可以看到的是，网络互助平台们的分摊金额一直在大幅上涨。但这种上涨，对于整个网络互助模式来说，伤害可能是致命的。
因为人们选择网络互助的一大理由，就是价格便宜。
在艾媒网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网络互助参与者中，近六成家庭月收入在1万元以下，同时47.8%的受访参与者来自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
这部分群体对于价格的敏感，使得网络互助在涨价时，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从而，网络互助平台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分摊金额越高，萌生退意的人就越多，用户减少，分摊费就越高......
这几乎是网络互助的无解之题。
更糟糕的是，随着早期加入用户的年龄增加，患病的风险越来越高，需要赔付的案例会越来越多。相互宝用户分摊的费用今后只会越来越高。
要想降低分摊费用，只有一个办法——让新增的分摊用户的速度永远大于赔付案例增加的速度。
但这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们已经开始逃离网络互助平台。
相互宝2020年11月第一期的分摊人数是1.058亿人，可仅仅过了2个月，2021年1月第一期的分摊人数则变成了1.01亿人。换句话说，这两个月中相互宝的用户流失480万人。
人越来越少，能分担互助金的人也就越来越少。长此以往，网络互助模式的核心逻辑就不复存在。
尤其是每年分摊费用高到接近一份商业保险的成本时，人们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份更正规的保险？毕竟，很多人一开始加入网络互助，就是因为便宜。
如果因为分摊价格太高，直接退出了，那分摊过的钱呢？
在相互宝与用户的协议上显示，成员分摊互助金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分摊的金额无法撤销。
“赠与”的意思就是，这钱算你白送的。
这一点上，美团互助倒是开了另一个先河。
在关停之后，美团承诺将全额返还所有会员的分摊费用，另外在1月31日前的出现的大病，费用是由平台方承担的。
当然，美团互助目前为止分摊了18期，仅仅救助了382名患者，由此来看，需要返还的资金或许并不多。
另一边的相互宝，至今已经累计救助88866人，募集的互助金超过129.24亿元。
如果像美团互助一样全额退款，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相互宝会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