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创业者VS巨头企业 到底谁最可能做出颠覆性创新！|巅峰对话

纵观历史,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过去250多年的经济增长，而每一次的产业革命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发展。如今，“创新”一词高频出现于各类语言环境之中，但我们真的理解它吗？

近日，凤凰网财经策划发起了一场《创新圆桌对话》，邀请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长刘科作为主持人，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展开了一场思想碰撞的对话。

在《探究创新之道（上集）》中，宋志平、张维迎、刘科三人就什么是创新、为何前三次工业革命都起源于西方而非东方、为何中国企业家世界最勤劳却很难创新等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与讨论。

本期视频，他们继续讨论创新中的另一个难题：创新，由谁来创？

创新的人，都是偏执的

近期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在多个平台发表了《硅谷的创新文化对提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启示》的演讲。刘科院士此前曾在世界级三大跨国企业任职多年，在他看来，创新的人都是偏执狂。

有些文化之所以更能促使创新，是因为这些文化往往更加鼓励个人主义。刘科认为创新面临的风险很大，“有时候我在想，传统产业要是遇到问题了，你只要给它足够的钱总能救活。但创新企业，一旦它路看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规划性的创新最危险的，因为很可能你砸多少亿到最后都得打水漂。”

企业不创新就会被颠覆

张维迎对此持相同观点。“不偏执的人，某种意义上就不可能真正去创新，如果你随大流，那就不是企业家。我研究的所有例子全是这样，无一例外。大部分创新的人，一开始别人都说他是疯子，神经有问题。”

张维迎从事经济学研究多年，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企业里包括博弈论、契约理论引入到中国的学者。张维迎关注研究创新学多年，曾发表出版多篇关于创新的论文与专著，多次呼吁中国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在对话中表示，创新一定是分散化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一旦把他作为标杆，都按他的方式做，那就不叫创新了。创新就是跟大部分人做的不一样。

张维迎认为大企业是不可能做出颠覆性创新的。“这就是最后为什么大企业要死掉，因为它的体制和思维都会局限在那里。新企业他一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颠覆你，因为你自己颠覆不了自己。”

颠覆性创新需要积累，不可能只靠企业就能做成

那什么样的人能做出颠覆性创新？对话中宋志平提到了经济学家费尔普斯的观点。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是由底层推动的。

“当年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美国的铁路公司一股脑都去造汽车，但真正造出汽车的是福特家族。航空时代来临的时候，汽车工业一股脑都去造飞机，但真正造出飞机的是波音和麦道。我2019年3月去过奔驰公司，参观过他们的博物馆，发现奔驰汽车也做过飞机，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大企业在创新面前，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这也是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宋志平深耕国企40年，曾同时担任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央企的董事长，并带领两家央企双双挺进世界500强。他曾出版多部管理专著，因为业界奉献大量的管理思想和可借鉴的管理案例被誉为“中国的企业思想家”。他在2019年出版的《问道创新》一书中以企业的视角，结合实例说明企业创新的确有道可循。

宋志平在对话中表示，今天大部分的创新都是集成创新，介乎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之间。“实际上做一个东西，不可能只靠一个企业，应该需要基础科学，需要大规模的配套，需要非常复杂的体系，才能创造出来某一个高科技，这个不是决心和理想的问题，它是一个积累。所以模仿创新是必然经历的阶段，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了经济基础，有了实力，有了配套能力，我们才能进入到自主创新。所以我现在最提倡的还是集成创新。”

以下为《创新圆桌对话》实录

01

创新充满不确定性，不可预测！

刘科：其实创新的都是一批，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偏执狂的人。为什么有些文化更能创新？这些文化往往在鼓励个人主义。有时候我在想，传统产业要是遇到问题了，你只要给它足够的钱总能救活。但创新企业，一旦它路看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规划性的创新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可能你砸多少亿到最后都得打水漂。

张维迎：不偏执的人，某种意义上就不可能真正去创新，如果你随大流，那就不是企业家。我研究的所有例子全是这样，无一例外。大部分创新的人，一开始追求创新，别人都说他是疯子，神经有问题。

02

企业若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

刘科：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建材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企业，但事实上中国建材做了很多创新。建材重组水泥把水泥工业革命化了，这是传统产业革命化很好的案例。另外，像超薄玻璃、碳纤维等，很多中国的新材料都是中国建材研发出来的。宋总，您执掌中国建材这么多年，怎么看？

宋志平：刚才维迎老师说创新的人都很偏执，有时候大家都觉得你是疯子。过去我刚接手中国建材的时候，公司只有20亿的收入。后来比如我选择进入水泥业务，包括我用混合所有制的方法大规模地重组水泥时，确实有人说中国建材是不是疯了。当一个新事物出现，很多人一开始并不一定能认识到这个新事物是好是坏，但当你认识到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今天中国水泥行业基本上都被重组了，我当年重组的时候，行业只有6%的集中度，现在是70%的集中度。现在再想去重组，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刚才刘老师讲到了玻璃，中国建材一直在做建筑玻璃。其实建筑玻璃现在不赚钱，全世界都不赚钱。我们现在做手机屏上这块玻璃，包括电视机上这块玻璃叫TFT，基板玻璃，是一种很薄的玻璃，0.3毫米厚，同时又耐高温，还要结实。我们手机上这块玻璃的模组由四片玻璃组成，有两片液晶面板的玻璃，中间加上液晶，还有一块触控玻璃，再加表面这一块金刚玻璃，就是非常结实的。过去手机掉在地上会摔碎，现在手机掉在地上不再碎屏了。最近中国建材还在做这个柔性玻璃，要求折叠40万次不能出问题，现在我们也都开发出来了。

围绕企业创新，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觉得企业创新要靠草根企业民间创新，觉得大企业不创新。比如我刚才讲的费尔普斯他就是这么看，他在《大繁荣》这本书里就是这个观点，认为创新是底层推动，并不是因为大企业的创新活动。当年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美国的铁路公司一股脑都去造汽车，但真正造出汽车的是福特家族。航空时代来临的时候，汽车工业一股脑都去造飞机，但真正造出飞机的是波音和麦道。我2019年3月去过奔驰公司，参观过他们的博物馆，发现奔驰汽车也做过飞机，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也是想激发民间这种创新力量。但是作为大企业来讲，在创新面前，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这也是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像中国建材，像国药都是大企业，那就必须创新。不创新的话，那只能死路一条。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创新。说到创新的话，又牵扯到创新的模式。我们现在基本讲的是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模仿创新，应该说后发国家基本的创新模式是从模仿创新开始，因为它投入少，成果来得比较快，是学习型的。过去日本的工业是模仿创新工业体系，但是光靠模仿不行，因为模仿只能做到二流、三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往上升，就要有自主创新。但坦率来讲，今天大部分的创新实际上是集成创新，介乎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之间。

03

颠覆性创新不会一蹴而就

刘科：我认为现在真正创新比较好的区域，两条最关键，第一条知识产权保护，第二条反垄断，我其实一直坚信中国如果把这两条抓好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会发挥出来。但是在模仿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宋志平：模仿创新不见得都去违反知识产权。比如半导体，其实半导体最早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当时美国人不屑一顾。日本索尼的盛田昭夫当时就跑到美国，花了几万美金，把半导体的二极管、三极管的专有权买了去，然后在日本开始做半导体收音机，没想到从此半导体在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应用，掀起一场革命。所以其实模仿创新也有规矩，我们可以按着规矩来，这样可以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后发国家能从零到一发明一个东西，是比较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的基础科学，很多的配套设施，不是一个人想象就能做出来的。

包括今天我们说芯片，我们过去叫缺芯少屏，屏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现在大概中国屏占世界屏的55%，也许再过不久就会占到80%。这个屏是怎么做的呢？恰恰经过刚才我说的集成创新，收购了韩国现代电子的三条4.5代TFT-LCD液晶面板生产线，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自主的创新，京东方随即在国内建设一条5代线，能生产出全世界最大的屏。

实际上做一个东西，不可能只靠一个企业，应该需要基础科学，需要大规模的配套，需要非常复杂的体系，才能创造出来某一个高科技，这个不是决心和理想的问题，它是一个积累。所以模仿创新是必然经历的阶段，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了经济基础，有了实力，有了配套能力，我们才能进入到自主创新。我现在最提倡的还是集成创新。

张维迎：集成创新当然很重要，而且中国不少企业恰恰靠这个集成，但如果大家都搞集成创新的话，那集谁的成？没成可集了。创新一定是分散化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我在最近不断重复这句话，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体制，这才是创新的体制。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一旦把他作为标杆，都按他的方式做，那就不叫创新了。创新就是跟大部分人做的不一样。

这就是最后为什么大企业要死掉，它不可能从事颠覆性创新，因为它的体制和思维都会局限在那里。最后大企业基本上都会死掉，因为新的人他一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颠覆你，你自己颠覆不了自己。我根本不担心垄断，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垄断，因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不被人替代。所以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打破垄断的最好方式是创新，所以让人们有一种自由发挥才能的创新的体制，这才是最好的体制，而不是我们脑子里事先规定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04

资本是支撑创新的基础

刘科：最后我再问一下，谈起创新社会的建立，很重要一块儿，资本对创新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想先听听你对于资本对创新的影响。

张维迎：创新本来是很长期的，亏损很长时间。谁去垫这个钱，那资本就很重要了。但现在PE、风投这些投资者越来越变得急功近利，就是特别想投进去，一年两年上市就套现了，这个其实对创新反倒不好，因为它会给企业家短期压力。

我觉得投资者并不总是对的。尤其在现在资本市场回报率的压力下，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创新，你要找长远的，不是为了短期得到回报的投资者。

刘科：宋总怎么看？

宋志平：资本是企业家用于创新的杠杆，是支撑创新的基础。当年爱迪生实际上搞了七个公司，这七个公司都有他吸引的美国基金投入。从现在来看，中国这几年的创新，也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支持，尤其是科创板。科创板募集的资金约占到今年新募集资金的50%，这些资本极大地支持了创新事业。中国有超过15万亿元规模的股权基金支持企业创新，现在又用资本市场支持中国的创新。虽然资本市场的逐利性会给创新、创业带来很大压力，但是从主流来看，资本市场对创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助推器。

05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更利于创新

刘科：我的一个观察是，任何一个创新的组织文化，首先有一点，必须容忍失败。如果你不允许大家去出错，这个组织创新不了。如果组织里没有人愿意去试错，最后都是四平八稳的人上升，这些不断创新，不断试错的人反而得到了惩罚，创新能力就释放不出来。宋总，你在央企工作这么多年，你觉得应该怎样培养这样的文化？

宋志平：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要允许大家出错，要有容错机制。但从微观来讲，大家尽量少出错，而不是因为容错了就一定要去出错，所以做企业实际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创新也是如此，企业创新还是要提高创新水平，要减少盲目的创新。还要接受创新的指导，总结创新的一般性的规律，让创新者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这些也至关重要。创新是个试错的过程，要给大家一定的宽容度，但是任何企业，本能地要减少创新失败的概率，要让创新利益最大化。

刘科：我记得乔布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花钱，雇了你们这么多聪明的人，是让你们告诉我怎么做，不是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但在中国很多企业家的态度恰恰相反。很多企业的老板很厉害，基本就是我告诉你，你去做就行了。那到底该怎么去平衡创新领袖和底下创新团队的关系？

张维迎：多数人的智慧不如少数人的智慧，从创新来讲是这样的，未来仍然会是这样。至于说每代企业家都有不一样。

刘科：再次感谢两位，企业家是创新创业的核心，科学家是创知的核心，最终要培养企业家，企业家好了，这个社会就好了。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两批人，一批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另外是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企业家，希望咱们一起培养下一代企业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