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收益率上行对国内市场影响几何？

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一度升至1.6%左右，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也持续缩窄。与此同时，国际原油价格、美元指数等也震荡走高。国际市场波动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将有怎样的影响？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并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一定震动，对此您怎么看？美债收益率上行背后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赵伟：2月以来，10年期美债利率大幅上行，先后升破1.1%和1.5%，超过了美国疫情集中暴发前水平。10年期美债利率的快速上行，主要与海外经济加快修复、通胀预期升温等因素有关。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10年期美债利率的快速上行，导致以美股为代表的高估值资产持续调整。

回溯历史，历轮美债熊市开启，均缘于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通胀水平抬升。在美国经济改善阶段，10年期美债利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节奏走势相近；历次CPI均同比升至2%以上，10年期美债利率均破2%。伴随着美国经济修复加快及通胀压力大幅抬升，我们重申10年期美债破2%的风险，对高估值资产存在不利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将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赵伟：伴随着防控措施进一步实施及疫苗大规模推广，美国疫情持续改善，经济修复不断加快。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实施强制佩戴口罩令后，美国疫情开始持续缓解。同时，随着疫苗供应充足及接种速度持续提升，美国年中前后实现接近全民免疫目标的问题不大。最新数据显示，疫情改善下，美国工业生产修复加快，餐饮消费及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等止跌反弹。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经济修复将带动全球经济回升。

在疫情的影响下，中美经济短期呈现“K”型分化。中国内需高点或已现，前期修复较快的部分生产、需求端指标已依次见顶；同时，美欧等生产加快修复，海外供需缺口加快收敛，中国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续3个月大幅下滑。

《金融时报》记者：近期，我们也看到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67美元/桶，并在高位震荡。请问您对后续油价走势怎么看，油价上涨已经结束了吗？

赵伟：本轮油价上涨，主要缘于海外需求加快修复和供给收缩。疫情发生后，油价一度跌至历史最低位。但随后，在美国等国家开启复工及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支持下，服务业景气度开始回升，带动原油相关需求回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其盟友组成的“OPEC+”联盟减产，进一步推动油价上涨。2020年11月以来，“OPEC+”继续减产、美国等国家疫情改善、服务业景气度重回升势，驱动油价持续加速上涨。

随着需求修复加快以及供给压力相对可控，油价的上涨趋势大概率远未结束。同时，疫苗大规模推广、全球疫情形势持续改善，叠加拜登大规模财政刺激法案即将落地，原油相关需求的修复将进一步加快。此外，原油供给端的演绎方向也有利油价上涨。一方面，“OPEC+”近年来对高油价的追求愈发强烈，在减产上积极主动、增产上克制谨慎；另一方面，受页岩油厂商大幅削减资本开支影响，美国页岩油2021年增产幅度也可能相对有限。类比历史相似阶段，我们认为原油价格上涨趋势大概率远未结束。

《金融时报》记者：在美债收益率上升、原油价格走高的同时，美元指数近期也震荡上行，对此您怎么看？这对人民币汇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伟：美元指数将逐步走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去年12月，我们提出的美元指数将逐步走强的三条逻辑支撑，正在逐一兑现。第一，随着获得的疫苗供应更加充足、疫苗接种进度更快，美国疫情的控制将逐渐好于欧洲，经济修复节奏较欧洲更快。第二，由于在这一轮财政刺激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刺激力度远远超过欧洲等其他经济体，美国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后，向上的弹性会最大。第三，在经济更快的修复节奏支持下，美联储政策退出的预期将比欧洲央行等更早升温。伴随美元指数逐步走强，我国国内景气高点或已出现，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

《金融时报》记者：从国内市场看，春节后公开市场连续回笼资金，引起部分人士对货币收紧的担忧。请问您对后续流动性环境怎么看？

赵伟：随着节后资金压力缓解，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属于常规操作，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经验显示，随着资金逐步回流银行体系、跨期需求下降等，春节后资金压力一般趋于缓解，央行多次回笼资金。但2021年节前资金比较紧张，使机构对公开市场操作关注度非常高，央行也加强了与市场沟通，合理引导预期。下一阶段，需进一步关注贷款展期和债券等集中到期对政策操作和流动性环境的潜在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从金融市场看，近期国内债市收益率震荡盘整，10年期国债利率在3.10%至3.30%区间波动；春节后股市也一度出现快速下行。对于国内市场您怎么看？

赵伟：近期，国内债市以震荡为主，并未对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产生“过激反应”，反映出市场对两国经济的预期不同。经验显示，中美债市走势背离，与经济基本面的背离紧密相关。例如，2010年上半年和2018年，均呈现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而中债震荡下行的背离格局，对应阶段则是美国经济向上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具体操作方面，利率债行情中期确定性较强，通胀交易提供了较好的买点。对于权益类资产，仍需警惕政策“退潮”过程中的估值压缩风险。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信用收缩阶段，权益类资产估值出现压缩并且一般滞后一个季度左右，估值偏高的板块往往都会受到冲击。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宏观政策取向您有哪些预期？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哪些领域将更受投资者青睐？

赵伟：后疫情时代，全球性政策“退潮”大势所趋。中国政策重心回归调结构、防风险。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各项政策重点围绕保民生、促转型展开。保民生是稳中求进中“稳”的一面，政策或进一步淡化总量增长目标，更侧重兜底“六保”；促转型是“进”的方向，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低效率杠杆行为或确定性转向。

在经济新动能培育加快推进下，科技创新将位居重点工作任务首位，新能源、信息化、智能化等领域值得关注。此前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置于任务首位，支持方向包括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等。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下，发电、制造业、交通运输等主要碳排放领域，或将是新兴投资方向。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仍将是产业发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