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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10月,夏洛蒂·勃朗特以笔名科勒·贝尔发表小说《简·爱》,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作品。曾经的畅销书成了当代书架上的经典之作,青年学子的必读书目。那慕名而读的现代读者如何赏析百年前的作品?
一百多年前的西方作品与当代中国读者之间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现代读者眼中的经典“难读”、“无趣”,不如近三十年的作品更有代入感。
借当今年轻人之眼看《简·爱》,这本小说的情节构架非常简单。寄人篱下的孤女通过努力奋斗成为自食其力的年轻教师,与上流社会的罗切斯特相恋,经过厄运的洗礼、人生的挣扎,最后财富和爱情双丰收,怀揣希望走进婚姻殿。
单从作品的情节上看,小说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受当代电影电视剧反复操练的读者看了第一章之后,便可预测到小说的结局。
如果我们把目光稍放长远,纵观英国文学史,便可发现《简·爱》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同时期的爱情小说,大都关于俊男美女,王子和公主的浪漫爱情故事,只能饭后娱乐消遣。但这类小说远离现实,难以触及人类生存的困境。随着城市烟囱一个接一个得高高竖起,工业化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正如火如荼得进行,社会阶级也在逐渐固化,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被逐渐挤压。
对于当时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来说,如何嫁个好人家成了头等要事。发表于1847年的《简·爱》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触及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后来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比如教育,工作,婚姻。
工业浪潮下的教育工厂
如果你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你便进入了“拼爹”的社会。当时的英国,性别和阶级决定受教育的机会。
首先,男孩与女孩有两套不同的教育系统。寒门子弟大都会被送到最普通的地方学校,大多数学生年龄尚早时就离开学校,去工厂或者农场工作;男孩有时也会应征入伍。
正如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后执教的莫尔顿学校。这类学校能交给学生的东西不多,只限于最基本的求生谋职的技术,“学生只是些穷苦的女孩——村民的孩子——最好也不过是农民的女儿。编结、缝纫、阅读、书写、计算。”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社会分工。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约翰将教职提供给简时,担心“遭到愤怒的,至少是轻蔑的拒绝”,同时,尽管简接受了教职,却也认为“这个建议卑微的”。
简的劳渥德寄宿学校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但因为其慈善的性质,教学环境非常艰苦,与莫尔顿学校并无差异。
《简·爱》中劳渥德义塾的求学经历来源于夏洛蒂的真实生活。1824年,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之后夏洛蒂和她的妹妹也被送去。
和小说中描写的别无二致,那里校规严苛,善用体罚和惩戒来管理学生。学生常常饥肠辘辘,又无衣物抵御寒冷,这种条件下,疾病成了义塾的常客,小说中的海伦和夏洛蒂的姐姐都死于学校中的传染病。
简在桑菲尔德教学
虽然劳渥德义塾条件艰苦,但也属于公立学校。同类型的男校是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的通行证,也是通往高等学府(牛津剑桥)的必经之路。这里的毕业生大多从事政府公职,拥有社会较高的社会地位。
但在夏洛蒂时代,女性还不被允许进入大学。直到小说发表的100年之后,剑桥大学才正式认可并招收女性。
女性意识的觉醒
与男性相比,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受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地位,而在于提升自己的魅力指数,以在婚姻市场上求得更好的伴侣。在学科设置上,女性被排除在“严肃”学科之外,比如数学、科学和希腊罗马经典;相反,“适合”年轻女性的学科是法语、语法、地理、音乐、艺术和刺绣。
讽刺的是,艺术虽是“适合”女性的学科,但夏洛蒂以真名将自己最好的几首诗歌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且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
“女性学科”同女性一样,是装饰性的,附庸的。以性别划分学科,似乎是流传到今的社会习惯,放到当代中国社会,便是挥之不去的“男生适合学理科,女生适合学文科”的片面说辞。
二百多年前的夏洛蒂就认识到了男女教育机遇的不对等,以及社会对性别的肤浅定义如何限制女性的自我发展:
“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如果她们超出习俗宣布女人所必需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因而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也未免太轻率了。”
—— 夏洛蒂·勃朗特
如果考虑到《简·爱》的创作背景,我们就会发现,夏洛蒂创造的人物比传统浪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了一份真实和睿智。简的独特、新颖和格格不入,写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无法被男性作家察觉的、藏在阴影下的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小说能引起当时女性读者的共鸣。
小说开篇就在打破男性笔下的女性刻板形象,简不是温顺的绵羊,也不是可爱的小天使,是敢爱敢恨的独立个体。
前往劳渥德义塾之前,简和姑妈之间的冲突是她走向独立人格的第一步。大声斥责姑妈之后,简“头一次尝到了一点儿报复的滋味,看来就像香气袭人的美酒,上口时,又暖又醇。”她生命力在那一瞬脱离了宗教的桎梏,体验了报复到来的一瞬间的极乐,跳出了符合社会期待的,乖巧听话的女孩形象。
同样的,不同于传统男性笔下爱到失去自我的女性,简在爱情中也在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我可不是天使……在我死以前我不会成为天使。我将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简·爱》中的婚姻观
不少现代读者认为小说结尾不尽人意,以飞来横财和美好婚姻为结局,只是延续了当时流行小说的传统,女性独立和解放的现实意味不够全面。似乎时代还不允许夏洛蒂完全打破压在女性身上的所有枷锁,她能做的,是在桎梏下挑战以物质和阶级为中心的婚姻观念,给“门当户对”添加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
《简·爱》描写了几种婚姻观,其中那些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婚姻,暗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最准确的婚姻观。
例如,罗切斯特和多才多艺的勋爵女儿布兰奇·英格拉姆的婚姻,在许多维多利亚人眼中是合适的,因为伴侣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简和牧师圣约翰·里弗斯也可以算得上好姻缘。像里弗斯这样的丈夫会找一个“帮手”来分担他的重担,而婚姻中的女人则会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庭。
反倒是小说中实现了的婚姻,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影子。罗切斯特和伯莎·梅森的婚姻归功于哥特式的想象而非现实;罗切斯特和简的婚姻只属于少数例外,而非常态。
夏洛蒂的作品不仅是简单的“贫穷女和富贵男”的浪漫爱情,小说中的女性声音和对当时婚姻观念的质疑是史无前例的。全书处处可见的简爱那带着反抗音色的自白和思考,预示着接下来近二百年来女性的争取权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