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探讨（线上访谈实录）

贾康：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探讨——线上访谈实录（2021.8.5）

问：我想请您给我们讲一下对政治局会议的几个提法怎么样理解，一个就是跨周期调控，还有，在提到财政政策的时候，提出投资支出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要形成实物工作量。再一个是具体来讲，我们是不是能预计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广义讲的各种政府债的发行速度有所加快，和政府支出的速度同步。因为我看上半年政府净支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下半年能不能有一个明显的加快，今年的国债和地方债的总量是不是能够按照预算计划的那样到年底都发完。

贾康：好的。对这几个问题我逐一试作回应。我也注意到，政治局会议重复了原来就已经提出过的要注重跨周期的合理调节。所谓跨周期，就是不能只看经济运行的一段儿，要把整个周期周而复始的这些变化过程，放在调控的一个中长期视野之内，回过头来处理好每一个具体的短期中的政策要领和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这样的一种要求，并不是最新提出的，过去就有过。既然讲跨周期，那就不只一个周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理解：要注意周期里的不同阶段有各个阶段上的针对性，同时又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这个合理掌握的连续和有效，一定要纳入跨周期的这种长期视野。把它掌握好，在当下来说，就是不仅要看到疫情冲击和冲击之下我们努力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以后的复工复产这样阶段性的表现，还要考虑到仍然有外部更加明显的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所谓复杂严峻局面，还有中国自己“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概念之下要完成的经济增速能不能确认一个“L型”的转换——就是稳在一个中高速的运行平台上。这都是在跨周期的概念里我觉得要涵盖的具体内容。所以，在跨周期瞻前顾后、对长期现代化目标实现要有这样一个高水平的通盘掌握的大前提之下，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在财政发挥功能作用的时候，进一步明确提高财政的绩效水平，这也是已经在几年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要提质增效，已经在过去屡次强调过这个表述，而且强调政府行为——都是以财政分配的资金支持的所谓“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来履行政府职能，那么政府履职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必须要有绩效考评，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已多次强调了这个思路。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最新的表述，是在这个绩效的概念之下，结合着通盘考虑的跨周期的综合绩效，落到了“办实事”的要求上。所以，又有一个有新意的“实物工作量”考核的具体要求了，是说在对已安排的财政支出和公债资金筹集的资金支持的支出掌握好合理进度的同时，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要对实物量做出明确的考核。落在实物工作量上，也就是对政府资金所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政府行为事项（特别是这种以预算资金安排的项目建设）的实际进展，要以那种具体工作量完成情况的计量单位来加以考核。比如说公路建设项目，是建成的公里数；地质勘测这样的任务，是以实际完成勘测覆盖的平方公里数；又比如说城市交通网建设的实物工作量考核，除了按照规划的公里数之外，可能还有它的相关枢纽、多少个具体的站点的建设项目竣工完成情况，等等，这都是实物工作量的考核。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有新意的要求，过去这个术语就存在，但是在关于财政绩效这方面直接由政治局这样权威的指导意见表述出来，确实是第一次，可以称为是很有新意的一个要求工作一线（大量是地方政府层面）“敢担当有作为办实事”的相关实事落下来的具体量化考评概念，也实际上对接了一定要有的绩效概念之下的责任制——这种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到了事中和事后的实物量的考评，实际上还要对接到现在已经在绩效考评中必然带出来的问责制和奖惩。这套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得出来是提高中国治理水平更明显作为一个重点现在来要求管理部门必须关注的。

您刚才提到了公债，地方债，还有今年又特别加以强调的专项债。专项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跟一些戴帽的建设项目对应着的，资金用途在发债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被称为“戴帽”地来筹集资金去支持一些清单式列出来的已有前面的可行性研究加以确定的建设项目。还有一般的地方债拿来以后，必须纳入通盘预算安排去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等，它们所体现的支出进度，还有前面所说到的支出进度在年底和明年年初加以考核时对应上的实物工作量这样的一种指标上面的量化，那么我觉得就顺理成章形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绩效考评的指导。从大的导向，到资金的运用，到资金运用引出的以实物量指标考评的资金使用结果，顺理成章地体现了现在政治局会议所特别关注的、前几年已经屡次要求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运用公共资源、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所要产生的效果，必须是通过绩效来加以认可，并配合上更好的问责管理。这个导向和逻辑我觉得比过去更加清晰了。

您刚才提到的支出进度，我现在感觉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货币政策又特别强调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了前面一段时间多少有点儿出乎意料的全面降准之后，财政政策一定是会配合货币政策，在支出进度这方面可能要更加有一种积极姿态的要求，也就是进度一定要保证，预算安排发的债和该花的钱，一定要按照要求把它花到位。

问：剩下的这几个月时间，量确实比较大，您觉得年底之间能完成吗？

贾康：有关部门有可能会加紧督察吧。我个人感觉，合乎逻辑的是现在应该认为，中央决策层是意识到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更不利于原来所设想的达到年度增长目标的干扰因素，所以，货币政策已经不提“不急转弯”了，而是反复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合乎逻辑地跟货币政策配合的总量上扩大内需、内循环为主体同时又促进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在这样的一套要求之下，财政在具体的表现上，应该最大的可能性是要贯彻这种扩大内需、托住必要的经济景气水平的中央意图，来实现政策的“提质增效”。

问：谢谢贾老师。我本来的理解也跟您基本上一样，觉得您讲的非常好，我就问到这里。下面交给另一位，谢谢贾老师。

问：（英文）。

贾康：刚才这位先生提的问题是不是主要关注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间似乎有不少的限制性措施，给人的印象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态势方面，会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相关因素，那么怎么预期中国的中长期的发展前景？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我来做个自己研究者定位的回应。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管理部门现在还在陆续给出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典型的事情是对一些头部企业的整改，这样措施出台的同时，它们必然还得考虑怎么样在大方向上继续鼓励中国的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创新就得有试错的空间，试错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一些需要纠偏的事情，比如说互联网+创业成功的头部公司为数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全局的经济繁荣和跟上数字经济发展大潮、推动升级发展很有贡献，又还必须对现在已经认定的所谓“二选一”，在自己对于市场有一定控制力以后无所顾忌地用一些针对于人性弱点的套路产品去助长非理性消费，有些数字平台公司用收费的方式来排序、影响公正等等，做出纠偏的同时，也一定会注意到中国所面临的是全球化的合作竞争，全球化竞争因素里中国在互联网+的创新方面，还必须追赶硅谷开创的创新大潮，还必须继续鼓励企业（特别是在“烧钱”的阵痛阶段更有耐受力的民营企业）继续创新发展。我总是觉得，在波动性或者左右摇摆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决策层和管理部门更多注重理性调整的力量会表现出来。我在一些场合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比如说前几天应中国挺有影响力的《环球时报》邀约，写了全面看待民营头部企业的纠偏的文章，是在肯定纠偏有必要性的同时，对创新的继续鼓励和引导的必要性加以强调的。这不是我自己主动去投稿，而是带有特定背景、有影响的《环球时报》主动跟我约的稿。那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体现着我们管理当局已经在积极考虑更理性地、全面地把握创新和规范的权衡关系？在这个方面，我非常认同我前面已强调的首先要肯定这些民营企业对于全局的贡献，他们不仅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而便捷地连通供需，降低交易费用，贡献出他们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实际上产生了所谓“正的外部性”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很多的穷乡僻壤、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活动，是从淘宝户开始的，谁都想不到的那些边远地方的一些底层的社会成员，包括一些没有什么文化教育因素给他们以创业创新支持的女孩子，都可能借助着这个数字经济创新的大潮，从淘宝户这里切入，然后形成有集群效应的淘宝村，乃至发展到现在全中国有几千个淘宝镇。这显然在支撑着创业创新，它的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不能否定的。而且他们还在金融服务方面打开了普惠金融的新局面，两家竞争的扫码支付使中国在市场上，在所谓普惠金融上，现在是大众普遍受益，中国的老百姓可以用扫码支付在街头巷尾买煎饼果子，非常便捷地得到了金融服务的普照之光，特别是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活动中他们的交易、结算、支付都得到了扫码支付这种便捷的金融服务支持。这些方面我深信有理性的决策者和管理部门不会视而不见。所以，在有些限制性的措施、有些整改措施的时候，也一定会注意到不能走得极端化，不能简单纵容社会上的一些非理性的、简单去指责民营头部企业的什么“十宗罪”式罪责的非理性情绪。

那么进一步往前发展，我个人认为中国肯定是需要在新的阶段上，面对更多的挑战和一些不良因素方面的扰动性影响。客观的讲，有疫情这方面的不确定性，不光有外部的不确定性即所谓输入性的传染源，也有最近几天大家已经看到了，从南京开始，非常紧张的局面在中国本土上蔓延，现在一系列的控制疫情的措施在紧锣密鼓地出台。当然，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总结前面有一年半以上的控制疫情的经验，能够把这些散点式的疫情控制住，并不至于打断整个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运行过程。我对这个事情觉得还是有相当大的谨慎乐观理由的，就是基本局面还是有望得到控制的。控制了以后，中国更往前看的中长期的发展，我愿意强调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客观存在，在整个体量上，是一个经济学上非常独特的、别的经济体都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经济体，成长过程中14亿人之国现在成为“世界工厂”了以后，总体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水平，充其量只是中等水平，明显的还是中国决策层定位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样一个国际地位：这一方面是认识到中国自己发展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实际上隐含的是对中国今后进一步升级发展空间的肯定，就是工业化在中国本土上总体来说，我认为也就是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发展的这个阶段（沿海的一些高地可能有工业化后期的某些特征，沿海的洼地、更广袤的中西部，也就是中国工业化走到中期的普遍特征，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是初期），总体上这个中国14亿人的工业化进程，是必须推进到工业化的后期加以完成的。那么往前看，它的纵深还相当可观。这个工业化在前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用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来佐证，就是中国与工业化必然伴随着来提高水平的城镇化，现在真实水平是多少？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是61%了，如果按这个指标来看，和国际经验相比到了70%左右要完成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来看，也就是不到十个点了，但是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它前面还有一个低得多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是真实的不掺水的城镇化率，就是取得了市民的身份的中国社会成员，是不到整个14亿人口的一半，只有44%多一点儿。换句话说，大多数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取得市民化的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这种身份，这样对于在城镇已经成为常住居民的差不多三亿出头儿的人里的绝大部分却入另册、歧视性地不给配齐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不是故意这么做，而是力不能及。在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这种典型的中心城市，政府心有余力不足，在这些地方，如果稍微表现一点儿放松的态度（放松户籍管理）的话，马上外部会有潮水一般要涌进来的社会成员，这些地方的政府是完全招架不住的。这既是中国发展中间现在的局限性和短板，同时又证明的是什么？是中国的工业化伴随城镇化，后面还要有很大的一个推进空间。伴随着这个推进空间的打开，中国现在已经形成的中心区域的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而且还要有很多的新区建设，还要有很多中小城镇的形成，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伴随的是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再加上现在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内外循环的积极促进而更多依靠自己有比较明确的确定性的内循环为主体，来更好主导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中国的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前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就是继续打开成长性的空间，冲销种种不利因素，对冲下行的这样一些影响因素以后，去努力引领新常态，实现一个L型转换确认以后，在中高速平台上时间越长越好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中高速的发展阶段，在量值上大概就是5-6%增速的区间，这个区间里的增长状态，在“十四五”期间可以保障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以后这个速度还会逐渐降低，但是如果说到2035年，从现在算15年，能够把这个速度降低的过程控制在最后降低到5%左右或者比5%略低一点儿，那么整个15年，可以完成领导人所说的很有希望中国的经济总量哪怕折成人均，也可以再翻一番。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要以结构优化支持着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诉求。这方面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个人作为研究者，有时候也说得直言不讳：要警惕着不要犯低级错误。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间我觉得是无可回避的，有些管理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就是一刀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缺乏一些应有的执行环节上的理性掌握；在一些大的导向上的事情，在左右摇摆的过程中间，如果不能及时掌握好引导整个社会，特别是市场主体、特别是市场主体里现在实际上在分量上已经不止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他们的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形成稳定的中长期的预期而继续有长期行为去做创新发展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前面所说的这些成长性的客观因素，就不能够很有效地按照现代化的目标意愿，表现出它们应有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作为研究者也特别强调，仍然还要回到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轨道上面所说到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这个本原上来，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改革这里面最难的，是政府体系怎么样自我革命，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真正保护产权。“竞争中性”这样一个领导人、管理部门都认可的国际通行概念，实际上必须对接到所有制中性，就是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应该得到公平竞争待遇。我认为竞争中性必然引导到所有制中性。很遗憾，在某些场合，这个观点还在中国受到一些人的抨击，管理部门对于所有制中性现在并没有表态。但我作为研究者，认为竞争中性天然地就要对接所有制中性。在这方面如果不坚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我们就有可能在发展中间不能够有充分的潜力发掘而形成增长的后劲儿，这是我愿意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

问：贾老师，特别感谢您，这个时点上非常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地谈了政策纠偏，确实是学者风格，特别敬佩。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很关心资本市场的反应，它会多快地被政策制定者所意识到？简单说大领导们关不关心股票市场，这个感觉上，股票市场可能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但它真的影响了整个民营经济，信心方面会有些政策反应。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另外，关于人口政策的问题，显然老龄化是不可逆转了，但三胎政策是不是背后有人口政策的考虑？这是不是以后很多政策背后的一个大逻辑，这个我想请教一下。

贾康：好的。您主要是有两个大问题。我先说关于股市的。我觉得可以直截了当的讲，中国的领导人和管理部门一定是高度关注股市动向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关心，确实在股市这样一个所谓“晴雨表”的意义上，它关联着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国外的投资者也会来盯着中国市场，更包括中国国内的这些投资者，影响他们的预期。经济学早就强调预期的重要性，引导市场的预期一定和股市的表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努力提升投资者的信心。这种关注度，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前两天的具体案例佐证一下：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在它的网站上有一个带有指责性用语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说有一些公司（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口口公司），游戏软件在市场上面大行其道，指斥为“精神鸦片”——这是一个很重的话了，就带点儿罪孽的意思了，引起的是股市迅速向下带有利空不良影响的下泻，有这样一种局面四个小时出后，人们观察到那篇文章被撤掉了。再经过差不多十个小时之后，这篇文章再出现的时候，“精神鸦片”这个表述没有了，而只是说这种游戏软件已经形成了几千亿的市场等，那就是说相对比较客观地来做了一个描述，而不是上来以后以指责“十宗罪”的姿态去给出激烈抨击了。对于市场情绪的影响，对于投资者观察下来以后的综合印象来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往回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只能按照这样来理解。之所以撤掉原来的文章，以后又调整出来给这个原来发文的单位一个面子的处理，是非常中国特色的。没有任何的官方渠道说明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套内部互动，内幕我们不得而知，但完全可以推测，不会是新华社本身这个层级上就做了这样一个调整，很有可能是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关注了这个事情。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调整对于相对而言稳定市场情绪、更好地去引导一些理性的社会氛围，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当然，以后这样的一些博弈，在中国可能还会以这种那种的形式再出现，但它一定能够佐证：股市在当前中国的经济运行中间，已经有除了本身的功能发挥之外，影响整个市场氛围和影响投资者预期、乃至影响总体而言的投资者信心的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从这次的事情看，如果总结经验，我觉得有关部门以后还会更多地注意关注这些动向。

另外一个，回应一下中国人口政策问题。对中国人口政策我最简要的评价，就是在原来设计计划生育政策——典型的是落到对可控制的体制内人群以高压力的“双开”手段保证一胎（独生子女）这个执行期方面，其实有一个最开始决策层就知道的、专家团队论证的“30年为期”，到期应该是在2010年。当这个时段到期时，很遗憾，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考虑的有关管理部门，以种种借口拖延调整政策的进程，拖了5年之久，终于有松动了（里面的细节不说了），推进到可以允许生两孩，这是前面一个“上台阶”的非常重要的政策松动。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中国特色的事：为什么不叫放开两胎而叫放开两孩呢？就是有关的管理部门采取了一种斤斤计较的方式：如果说这一对夫妇原来生的是双胞胎，那么他就不能够在政策宽松以后再要新的孩子了，所以放开的是“两孩”，而不是“两胎”。一般而言自然形成双胞胎的几率是相当低的，但是管理部门在讨论中间坚持这么一个表述，也为体现出它自己的存在价值、严格管理等等。这样一个趋向，后面实际上有它的既得利益（已有它几十万人的管理队伍，有一套落到基层的罚款制度，罚款拿来以后并不都是进国库，自己的福利待遇、实权等等综合在一起，就有所谓“利益固化的藩篱”），那要冲破它，在中国确实不容易。最新的进展，就是新的一轮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以后，非常明显是上一轮人口政策松动以后，没有出现原来有关部门预期的那种新生儿的增长，而且这几年是社会上逐渐地越来越表现出生育意愿的降低。这样一个降低，已经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生育率如此之低，所以原来已经说了多年、包括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反复强调的要更积极考虑放开对于生育的控制，就成为一个影响决策的主流。所以，又已经明确地由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指导，允许生“三孩”了——一般老百姓已经把它顺口说成“三胎”了，不太计较到底是不是有双胞胎了。同时，非常明确的一条，就是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所说，要有更包容性的人口生育政策，进而又落实到其后政治局明确给出的“取消社会抚养费”，就是取消了计划生育罚款。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出现了比三个孩子更多的实际案例，都没有必要对人家去罚款了，这就体现出所谓包容性。我觉得这是符合现在中国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更好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个政策基本导向的。遗憾的是这个事情来得晚了一点儿，以后应该在积极推进过程中，更多地由方方面面一起促进决策层和有关管理部门再加上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我觉得前面的一个铺垫，就是形式上要从允许有三个孩子或者是三胎，进一步推到明确宣布不做任何生育限制，有意愿多生的，四个五个也未尝不可。另外，有必要的话（我认为确有必要但要由决策层接受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个过程），就是要推出一些适当的积极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说更长的产假，借鉴国际经验男方也可以享受一定时段的产假，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予一些财力的补贴，几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不仅不指责人家，还给一些孩子抚养费上的政府资金支持，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方向。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大方向，我觉得一般来说，在民间、在研究界已经形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决策方面已经体现出比过去更积极考虑来转变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框架的态度，只是现在有关管理部门又加了一句——这就有点儿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上”的考虑了：管理部门是说计划生育并不是取消，仍然有计划生育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给他们保留一定面子的一个说法吧。实质内容，还是要积极考虑从三孩、三胎到完全放开生育控制。

问：谢谢贾老师，讲的特别坦率，所有政策制定像您这样说话就好了，多谢。（英文提问）

贾康：可以对刚才这位女士和这位先生所说到的观点，做个简要的回应。我觉得前面说到的教育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中国全社会，现在都面对着这个教育怎样真正能够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提高质量水平的问题，陷入了一种纠结状态。我个人最简单表述的观点，是一定要下决心把义务教育的资源推进其均等化，而不能够以应试教育这种模式扩大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悬殊。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以后高考做铺垫的，这个义务教育更均等化，对应的是在中国人们认为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这方面，首先把前面的铺垫阶段做得更加符合“有教无类”的原则，减少这方面的一些由择校、特别的竞争压力而带来的过度校外培训、补习班等等，减少所造成了家庭的焦虑，以及对第二胎、第三胎孩子的顾忌，减少孩子的压力和心性扭曲，减少这些社会中的不良因素。要对接到使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在教育看起来普及率提高的同时，更好适应真正的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所内含的公平正义导向上的人才培养规律。在更多使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不仅有死记硬背、而更多是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实现教育对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用之才的道路上，要通过克服过分的择校、不均衡的资源配置和应试教育的弊病，而使中国的教育走出现在这种混乱和纠结局面。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这个事情要掌握好，当然就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教育改革攻坚这个概念必须明确树立，而且一定要动态优化它通盘的规划设计，这当然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艰巨任务。

刚才这位先生我感觉特别强调的，还是怎么样掌握好这个regulation（调控）方面的理性。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讨论的就是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在手的主体，应怎样正确处理和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显然是需要有这种regulation的，但是一定应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更多地以间接调控的经济手段为主的。必要的一些法规的原则规定，中国在原则思路上已经非常明确，叫做企业面对负面清单，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在这个regulation具体的原则体系上来说，体现为只要市场主体不去碰负面清单，那么其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叫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企业在自负盈亏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情况之下，可以充分调动潜力和积极性去试错，去创新——“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企业面对的regulation。这种政府营造的环境中，反过来政府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即政府却是应该有一个正面清单，就是以事权清单和支出责任清单约束政府的行为，说法上就是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按照正面清单的事项去尽责，而且还要有支出责任上的匹配，要有绩效考评的问责制。我知道这套原则在中国其实都已经被反复强调，难在怎么样真正贯彻执行。中国在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反复地去应对挑战，来努力处理好鼓励企业创新和施加必要的、健康的调控的问题，规范政府行为，在承认“市场决定论”的后面，处理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这种权衡关系和制度机制创新建设。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