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小目标：年内至少665城实现“零门槛”落户

“软化户籍的下一步是完全没有户籍限制”

在乡村振兴和城市化的两大趋势下，改革户籍制度势在必行，而这是促进农村与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机会均等的一个政策方向，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10月10日，山东省烟台市迎来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低城镇落户门槛，并同时提出将统筹推进户籍制度相关配套改革。

烟台市人民政府在发布的《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放宽购房落户认定条件、放宽投靠落户亲属范畴和落户地址限制、放宽就业落户社保缴费年限限制、放宽人才落户认定标准。

烟台此举并非首创。近年来，为做大人口规模、吸引人才，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放开落户限制，降低落户门槛。部分省会城市甚至已经实行“零门槛”落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此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已全面进入以市场需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人口总规模的增加早已不是负担，而是发展动力。”省会城市如果不能尽快把人才队伍和人口规模做大，则很难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会缺乏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图源：Pexels

6省会“落户自由”

省会城市享“落户自由”已经不是新鲜事。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河北石家庄、江西南昌、宁夏银川、福建福州、山东济南、云南昆明在内，国内已经有6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省会城市，迈出了放开落户限制的关键一步。

省会城市争相放开落户政策，与其自身的人口规模相关。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6个省会城市人口近10年呈现逐步增长态势，增长率均在10%以上。其中，银川增长率最高，达到43.45%，次之为昆明，增长率为31.53%。

具体至人数增量，昆明最多，10年间增加了202万人。其次为南昌（121万人）、福州（117万人）、济南（108万人）及石家庄（107万人），银川增长人数则不足百万（86万人）。

但从人口总量来看，6个省会城市中，只有石家庄达到千万人口级别。2020年，济南、昆明、福州常住人口分别为920万、846万、829万。

济南、昆明将千万人口计划写进了各自的“十四五”规划，福州则在该市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城区常住人口达500万，加快形成千万级人口城市。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目前还有其他省会城市正发力降低落户门槛，如湖北武汉。

9月1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完善落户政策相关条件的实施意见》，提出重点企事业单位职工，只需要缴纳社保，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住房）的就可以申请落户；调整随迁落户条件，夫妻、子女随迁申办户口，将在本市有合法自有房屋的条件调整为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含合法租赁住房），以及夫妻登记结婚满5年放宽至夫妻登记结婚满1年等。

武汉调整之后的落户条件，在重点城市中已经相当宽松，接近“零门槛”落户。

图源：视觉中国

665城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不仅各城市在努力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落户门槛，国家层面也在积极推进，并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4月13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的通知。

《任务》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0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发现，截止到2020年，中国大陆共计687个城市——301个地级市，386个县级市。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达到22个，且多集中于大城市群内。

换言之，2021年，至少将有665个城市实现“零门槛”落户。

《任务》同时还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计互认。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陆铭看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正是人口在国家内部自由流动的开始。

软化户籍制度

接下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持续深化。

“十四五”规划纲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按照城区常住人口数量的不同，对落户提出了不同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而针对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还有哪些难点？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对此，陆铭认为，由于以前城市没有以足够的速度和数量去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了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外来人口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间巨大的鸿沟。接下来必须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他还建议，“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人以上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特大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此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户籍制度要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要扩容，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变得非常重要。“户籍改不动，要考虑如何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满足非户籍常住人口的需要。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户籍的诉求就会降低，户籍的重要性也会降低。”

“这是把户籍软化而不是改掉的策略，在短期内是容易被接受的。软化之后，户籍制度虽然还在，但是我们不太把户籍当回事，也更有利于城市更好地发展。”马亮认为，软化户籍的下一步是完全没有户籍限制，当户籍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自然就会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