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对话保尔森：绝不能把碳税变成一个制造贸易壁垒的工具

凤凰网财经讯（记者 陈瑶）日前，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与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财政部原部长Henry Paulson（亨利·保尔森）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苏河湾峰会进行对话，谈及绿色金融、碳排放等热点问题。该对话由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主持。

保尔森认为，中美两国正携手应对“净零碳排放”的影响，但推进经济绿色转型依然面临巨大挑战。政府财力有限，须调动企业部门积极性；主要经济体须采取更多措施，包括提供补贴、完善监管框架等，以帮助企业取得成功。此外，多边开发银行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来履行其职责，各主要经济体需要携手完善多边开发银行的章程，使其更加有效。

“绝不能把碳税变成一个制造贸易壁垒的工具”，楼继伟强调，建立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实现净零碳排放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重视、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楼继伟提出，首先，要规范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艺的碳排放测度，仅是第三方测度不行，必须有政府验证。这是形成各种激励机制的基础。做绿色贷款，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其次，要全球合作，不能脱钩。再次，现在谈碳调节税、碳关税，要重视遵守共同但又有别的责任。

谈及自然资本估值，保尔森说，如果不对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而视其价值为零，那么政客们就会认为自然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提供融资的资产类别。在对于生物多样性流动以及相应的融资方式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和珍惜生态多样性，不再对其继续破坏。

“那些精明的投资机构和银行们压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但他们同时也不应资助那些实质上糟践了自然资本却不对破坏程度进行披露的投资”，保尔森说。

他认为，除非有实打实的东西做支撑，否则绿色金融将毫无意义。因为赔本的买卖不可持续。绿色金融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接下来要对可估值的自然资本进行保护，众多巧妙的融资工具将应运而生。

【以下为保尔森、楼继伟、李剑阁对话实录】

李剑阁：保尔森基金会在推动碳减排和绿色金融发展方面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请问保尔森你认为目前全球绿色转型遇到了哪些挑战？对于全球更加平稳地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您二位有什么建议？金融机构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哪些机遇？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请保尔森先来回答。

保尔森：非常感谢。我想花点时间谈谈保尔森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因为这和您的问题有关，而且我们刚刚庆祝了基金会成立10周年。保尔森基金会在中国的重点工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金融。我们成立了绿色金融中心，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工作，我们与发改委和财政部合作，为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建议。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起开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研究中国沿海的湿地，研究保护这些重要生态系统的必要性。我想谈谈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中国一直是绿色金融理念的领导者。2016年，当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时，保尔森基金会担任马骏先生的顾问，与中国政府就绿色金融原则开展合作，这正是G20峰会的成果。当时我们是“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原则”的创始成员之一，该原则旨在践行一整套基于自愿的贷款标准。保尔森基金会是美国唯一参与其中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每年都会开展研究工作，发布关于中国金融科技的年度研究报告，了解中国金融科技如何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把大量时间花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接下来我会更加详细地介绍这方面，我认为这太重要了。 

我们为中国生态环境部做了一项关于自然融资、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的研究，而且《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就定于今年春天在昆明召开。我们正在与亚投行合作建立一个中心，就其在开展工作时如何将生物多样性考虑在内提供建议。我们正与马骏先生合作更新“一带一路绿色融资贷款原则”，并关注生物多样性。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中美两国如何携手应对“净零碳排放”的挑战，推进经济绿色转型。我认为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我很高兴两国领导人选择了这个合作领域，共同推动减少碳排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合作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并开展研究，共同推动如钢铁、水泥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绿色转型所需的气候技术，并使其商业化。 

但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即政府设定的目标是自愿性的，而政府却既没有财力，也没有专业能力去做该做的事，他们无法帮助企业实现所需的转型。相应地，企业也无权制定规则、政策、法律。企业在不断创新并承诺实现净零碳排放，但若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工具，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我认为，主要经济体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供补贴、激励措施和监管框架，帮助企业取得成功，否则企业就会失败。 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认为，要实现净零碳排放，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后，我想谈谈多边开发银行。多边开发银行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来履行其职责，各主要经济体需要携手完善多边开发银行的章程，使其更加有效。 

楼继伟：保尔森先生刚才讲的都是要点。我再谈一些关于激励的问题。 现在绿色金融很时兴，但是绿色金融，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假如说面对的使用对象比不搞绿色发展要赔钱，他们为什么搞绿色金融？有什么机制能激励他们去做？或者政府有碳补贴、碳税；或者是我们有碳排放额度的交易，通过交叉补贴使得绿色金融的使用方能够获得好处、愿意用，提供方愿意提供。就是说解决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这就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首先，要规范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艺的碳排放测度，仅是第三方测度不行，必须有政府验证。这是形成各种激励机制的基础。做绿色贷款，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是政府和市场合作才可能解决绿色金融的发展，解决激励问题。 其次，我也非常同意保尔森先生讲的，要全球合作，不能脱钩。有相当数量的做法是有全球正外部性的，大家应该合作。 再次，现在谈碳调节税、碳关税，要重视遵守共同但又有别的责任。不能说谁现在排的碳多，这个国家就应该多交碳调节税，而是要看哪个国家有历史上的碳负债，哪个国家有历史上的碳资产。不然会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碳调节税是这样，碳关税也有这样的问题。绝不能把碳税变成一个制造贸易壁垒的工具。我看到风险比较多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多说一点。

李剑阁：我非常同意两位的发言。现在我们经常说用金融去支持绿色发展，但是我个人觉得、也同意，对金融的作用不要泛化。现在一说什么发展都要靠金融，实体经济发展要靠金融，科技发展要靠金融，绿色发展需要靠金融，连共同富裕要靠金融。金融支持任何东西都是有前提和条件的，是需要政策环境的，否则就是一个口号。

下面一个问题提给保尔森先生，因为保尔森先生您提到，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包括肥沃的土壤，有效的农作物的授粉和健康的流域，这个看法非常地新颖，您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想法？你认为全球在这方面如何开展合作？

保尔森：非常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正面临双重危机。我们经常听人们谈论气候变化，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我认为还存在另一个危机，那就是生物多样性危机，它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加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反过来也在加速气候变化。我认为，生物多样性危机比气候危机更为紧迫，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至少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理解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但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却知之甚少。物种正在被摧毁，并在以自然进化速度的1000倍灭绝，照这样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一半的物种将不复存在。

当我们开始胡乱修补大自然致其失衡时，我们都知道问题会很严重，但很难说到底有多严重。所以保尔森基金会应生态环境部的要求，进行关于自然融资的研究，把生物多样性危机看作是一场融资危机。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很难对自然资本进行精确估值。但实际上是可以对自然资本进行估值的。如果我们不对自然资本进行估值，而视其价值为零，那么政客们就会认为自然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我们知道自然资本事实上是会被耗竭的。因此，我们正在这一领域与中国及亚投行还有其他机构开展一些前瞻性的工作。 

下面我想谈谈可以提供融资的资产类别。在研究中，我们考虑了所有的生物多样性流动以及相应的融资方式。首先，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对其继续破坏，而是保护和珍惜生态多样性。因为一旦破坏了生态多样性，回过头再补救，所要付出的代价会高得多。 就以流域保护融资为例。纽约市曾一度需要建造一座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滤水厂。而实际上，纽约市并没这么做，而是投资治理了纽约附近位于Catskills的一个半荒野流域。他们清理了流域，并确保废水和化肥不会流入该流域。对流域进行保护比修建钢筋水泥的基础设施要划算得多。 

我曾参与过多个流域保护项目，并创立了横跨整个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自然保护委员会。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对自然资本进行估值，并为其提供融资的机会。我再次对亚投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关注表示赞赏，中国正在这方面开展很多有益的工作。 全球生物多样性正被加速破坏是一个必须重视起来的问题。它会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造成巨大影响。目前代价最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就是改变农业政策。我们仍然可以采取措施来刺激生产，但前提是不能对自然资本造成伤害。  

接着再谈金融业。我完全同意您和楼继伟先生所言，除非有实打实的东西做支撑，否则绿色金融将毫无意义。因为赔本的买卖不可持续。那些精明的投资机构和银行们压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但他们同时也不应资助那些实质上糟践了自然资本却不对破坏程度进行披露的投资。 

因此，相较以往，我认为绿色金融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接下来就是要对可估值的自然资本进行保护。如此一来，众多巧妙的融资工具将应运而生，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沃野良田将价值连城，即便是平凡而又勤勉的小蜜蜂们也将身价飙升。若这些大自然的馈赠都被付之一炬，我们将付出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