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胡冰川:国际粮价或在18个月内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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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胡冰川:国际粮价或在18个月内回归正常

粮价高烧④专访社科院胡冰川:国际粮价或在18个月内回归正常

【编者按】

俄乌冲突以来,国际粮价进一步抬升并盘旋高位。印度等国实施出口禁令,加剧国际粮荒预期。国际高粮价从何而来?将持续到何时?对中国影响几何?澎湃新闻采访多位专家学者及相关产业的企业,推出系列报道“粮价高烧”。

俄乌冲突以来,全球粮食供应受到影响,粮价进一步飙升且目前仍然高位运行。同时,能源和肥料价格也水涨船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到2023年,俄乌冲突可能造成长期食物不足人数增加1880万。

粮价何时回归正常?高粮价会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如何更好解决贫穷国家的饥饿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期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

“全球农产品的生产潜力非常大”

澎湃新闻:您曾撰文提到,“长期来看,国际农产品价格呈总体下降趋势,全球商品价格即将回归正常”,现在还是这样的判断吗?

胡冰川:这是一个总体趋势性的判断。对于粮价的判断,一个是阶段性的,一个是趋势性的,总体趋势上全球粮价一定会下降。只不过现在在俄乌冲突加深的背景下,现阶段正处于高位运行,但阶段不破趋势。

无论是1973年石油危机,第四次中东战争,还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宗商品、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但很快就会被平抑,这个是一个必然趋势。

大宗商品并不是因为短缺导致价格高企,包括能源、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包括农产品,只不过从短缺走向过剩,需要一段时间的迂回。实际上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后,全球的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就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但所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特别是大宗商品、粮食的出口国,都保持审慎的增产。

因为“谷贱伤农”,迅速增产,将导致价格快速下降。即使大宗商品上涨这么多,但事实上一些农产品包括棉花的价格仍然在下跌,因此增产和增加出口对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来说,未必是最优策略,毕竟粮食出口国也可以从涨价中获益。比如,澳大利亚的小麦增产潜力非常大,但它坚决不增加产能出口,因为增加产能区出口以后,很快带来市场的平衡,进而达成过剩,过剩之后,前期投入和耕地资源的扩张,成本还是自己承担。

比如卡塔尔和德国,天然气的新合约上卡塔尔的要求包含两条,第一条是20年的长期合约,必须要保证买20年,这样才去投入扩大产能,否则增加了产能以后卖不掉价格下跌,将带来自己消化投入成本及价格下跌带来潜在损失的问题,所以必须要锁死,另外一条就是德国不能转售。

因此,实际上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领域,全球的生产潜力是非常大的。之所以大家不拼命增产,因为在现有条件下,保持紧平衡的状态,从产品价格的上涨中获利比从增产中获利更合算,只不过是一个经济策略。长期来说,增产的潜力空间和效率提升的潜力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并不持悲观态度。

短期之内,俄乌冲突的局势变化,包括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以及各国的策略博弈,共同造就了现在全球粮食、大宗农产品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维持在非常高位的水平。

从长期来判断,其实农业生产供应是足够的,各国增产的空间也是有的,只是现在增产非常审慎,因为可以通过高价来获益。

绿色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在整个耕种规模和农业资源不扩展的条件下,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使得谷物的单产效率每年平均增速在1.9%,超过年均人口1.6%的增速,用单产效率增长就可以平衡人口的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现在存在饥饿人群,不是因为生产供应不足,而是各个主体的策略和利益分配问题。

“整个市场调整过程可能不超过18个月”

澎湃新闻:国际粮价未来的上涨走势大概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胡冰川:目前不是上涨的走势,只是维持高位运行,反映的是美元的货币流动性仍然存在,尽管缩表了,但前两次缩表的节奏不及预期,这是货币因素。

供需基本面的因素上看,现在全球的增产和粮食需求的预期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缺口,所以导致现有的供给仍处于相对紧平衡的状态,而且俄乌局势的不明朗会带来未来负面情绪的进一步深化,导致现在全球的农产品价格,尤其是谷物价格仍然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至于会持续多久,我认为是有确定性时间的。

当前的农产品价格中包含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美元,即计价货币的因素,这个因素对所有大宗商品都存在,并不是针对农产品所特有。

第二个因素是大家的预期或焦虑情绪。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使得整个供需基本面的预期发生了改变,就改变了市场贸易的平衡。所以过去本来粮食安全不严重的国家,可能就会重视粮食安全,比如提高储备,增加安全的冗余,就会颁布出口禁令,比如印度的小麦出口禁令,本来是可出可不出的,现在不出口了,进一步恶化了预期。

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带来了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率下降和成本增加。供应链顺畅的情况下,那么远洋运输、港口、期货的交易,都会高效运转。现在突然黑海的港口不出口了,那么相关国家就需要寻找新的供应商,需要重新订立合约,这些都需要增加成本。

这三条维持了现有农产品价格的高运行,但这样的高位运行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农产品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美洲大陆,从加拿大、美国到巴西这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他们都需要农产品出口挣钱,商品农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从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他们都很犹豫是不是要增产。

此前他们扩产最大的担心和顾虑是新冠肺炎疫情很快会好转,因为一旦好转供应链恢复,扩产的作物有可能会形成产能过剩。

俄乌冲突2月中下旬爆发,3月7日全球的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特别是小麦的价格飙到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大概500美元一吨,这是史无前例的。

这个时候正好是北半球刚刚春播的窗口期,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农业部3月份公布的播种意向显示,今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的同比增长4%,其中原因就是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加拿大也开始着手增加小麦出口。俄乌冲突之后,乌克兰减少了一千万吨的小麦出口,根据美国农业部预测,加拿大在2022/23年度要增加小麦出口大概950万吨,俄罗斯可能增加出口600万吨。

4月和5月上旬,俄罗斯的出口量大幅度增长,欧盟为了自己的粮食安全,也在拼命生产小麦。历史上欧盟的小麦产能很大,由于补贴农产品出口遭遇了国际抵制,因此欧盟花了大量的补贴去支持农民休耕,因为过去种了卖不掉。

所以今年是增产的元年,俄乌冲突带来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使得今年北半球春播的时候就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5月公布的谷物供需简报,2021/22年度全球的谷物产量预计为27.99亿吨,较2020/2021年度增产了2000多万吨。当然,从需求来看存在一部分增加储备的需求,增产可能会被储备消化掉。但是整体来看,全球粮食增产的趋势仍然在延续。

到了今年下半年如果北半球秋收时候获得了增产,如果全球粮价仍然维持高位的话,那么2022/23年度的南半球春播,注定会是一次大规模的扩产,这将有可能会把价格上涨的预期全部击碎。

整个市场调整的过程可能不超过18个月,毕竟小麦生长周期不超过270天,而水稻生长周期一般为150天,玉米为120天。所以18个月可以在南北半球实现两次以上的市场轮替,从而实现重新均衡。

中国从2018年8月在沈阳市发现第一例非洲猪瘟到实现生猪养殖的完全复产,也就是3年时间,因此粮价高位运行应该不会太长的时间,即便是再放宽一些时间跨度,以俄乌冲突开始算的话,全球粮价的高位状态最长不会超过2024年。

澎湃新闻:是否意味着,短期因素最终还是被供需影响的周期平抑?

胡冰川:供应紧张数量紧缺,那么价格肯定是高位,但数量平衡以后,如果美元和主要经济体货币超发,仍然还会维持高位。供需只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进口什么粮食是有战略选择的”

澎湃新闻:从中国进口粮食品类来看,水稻和小麦其实进口的比例很小,怎么看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的影响呢?

胡冰川: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是“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政策角度,就意味着稻谷和小麦是基本不进口。

我国玉米去年的产量2.7亿吨,进口量2800多万吨,只占到10%多一点。所以如果从谷物的角度,去年我国谷物的总产量6.3亿吨,总进口量6500多万吨,也只占到10%多一点,并且主要用作饲料,其中2800多万吨的玉米,还有高粱、大麦等,因此进口谷物无论从总量还是分品种来说,量都不是很大。

其次,大豆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油料作物,大豆在中国被纳入粮食,是因为中国粮食的口径,传统来说是谷物、豆类和薯类,所以大豆被纳入了中国粮食的统计。中国进口的大豆,主要是转基因榨油用的,国产的大豆主要用来做豆腐豆制品、调味品等。

中国的大豆单产每公顷2吨,而谷物是每公顷6.3吨,如果生产大豆的话,会损失更多的主粮。所以在有限的耕地条件下,进口什么其实是有战略选择的,为了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我们选择了弃油保粮,放弃油料作物,保障粮食作物。

澎湃新闻:那是不是意味着养殖企业会受到更大压力?

胡冰川:这其实是一个平衡,如果更多地生产大豆,那么最后可能稻米、小麦、玉米都要进口30%,大豆也进口30%,这样农产品全部都是70%的自给率,因为总资源约束是客观存在的,要么是某些品种全部进口,要么是所有品种自给率都降低。对于国内的生猪养殖企业来说,不能说是一个损失,因为即使是现在全球大宗农产品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尤其是小麦价格上涨,也只是刚刚追平了国内的价格。

5月24日美国CBOT的小麦价格为每吨430美元,按照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概是每吨2900元,当前国际小麦价格已经比年初的价格上涨了近50%,但是大体上和国内的小麦价格差不多贵了。实际上我国水稻和小麦的价格长期比国外贵30%。

因此,即使大豆价格现在上涨,其实也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生产大豆,价格绝对不会比现在更便宜,这就意味着养殖业,如果用国产的大豆,成本只会比现在更高。

澎湃新闻: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粮食价格普遍比国外高一些?

胡冰川:我国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采取了农业开放政策,目前农业平均关税率为15%,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但是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对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采取进口配额管理,采用配额管理以后,形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相对独立运行的市场,国内的价格按照国内的供需进行决定。

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对稻谷、小麦采取“最低收购价”政策,这是为了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采取的政策,这也使得稻谷、小麦的市场价格不会低于最低收购价,一旦低于最低收购价,政策就会启动最低收购价去收购。而中国的最低收购价比国际市场的一般价格都要高。因此,水稻、小麦是由政策托底来构筑的市场价格。

如何打破粮食援助悖论

澎湃新闻:怎么看当前还有超过8亿人面临饥饿威胁?

胡冰川:这个问题得分两个层次看。第一个层次: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和进化历史来看,“零饥饿”一定会实现的,因为现在全世界78亿多人口,目前全球的饥荒人口大概是8亿到9亿,新冠肺炎疫情以前的2019年全球饥饿人口大概是7亿人,占到全球人口数的9%。新冠肺炎疫情以后,全球的饥饿人口增加了1亿人,也就是增加到10%。这增加的1亿人口是怎么来的?显然是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整个人类经济资源的分布状况所造就的。

现在全世界谷物的产量大概28亿吨,而谷物的贸易量大概4.7亿吨,贸易量占产量17%左右,这意味如果全世界有100个人的话,有83个人都是依靠着本国和自有资源进行生产,依靠谷物贸易来养活的人口只有17%。

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国家存在严重的人地资源矛盾,谷物的来源高度依赖贸易,当遭遇国际风险时,如果人口数量的扩张和资源很不匹配,会首先裸露在风险之下。

第二个层次,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饥荒和营养不良问题,可以看到日本的人地矛盾也很激烈,日本的热量自给率只有35%,65%的食物热量依靠进口,日本为什么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日本的产业更高级,拥有较大规模顺差,政府的财政支付和民间储蓄能力更强,而埃及、黎巴嫩、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状况更恶劣,政府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

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格局下,秩序和分配是不合理的,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越来越穷。从分配角度,一次分配是效率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转移支付,有时还需要有三次分配。

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当中,当前基本只存在一次分配就是效率分配,大家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美国也没有义务给其他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在效率分配的机制下,一定是强国越来越强,弱国越来越弱。如果有一个更合理的国际分配,对弱国提供必要的道义支持,也可能使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收入人群日子好过一点,减少饥饿状况的发生。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也在提供一些援助,目前来看,能够实现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的功能吗?

胡冰川:这些国际组织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全世界现在有8亿人身处饥荒和营养不良状况,以现有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世行的扶贫项目,远远覆盖不了8亿人口。

资源不可匹配,粮农组织、世行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发挥倡议的作用。如果指望他们通过资源配置,解决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另外,现有一些不适当的粮食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粮食危机的二次伤害。大量的粮食援助带来的结果是本国勤奋积极的农业生产者的破产。

为什么阿富汗获得国际粮食援助以后,农业总产出始终没有增加?阿富汗的谷物平均单产每公顷大概只有2吨,中国是6.3吨,印度大概3.3吨,也就是说阿富汗谷物平均单产大概只有印度的60%,中国的30%,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大量廉价的粮食援助,导致了中小农户的破产,援助了以后粮食价格很便宜。正常粮食短缺后应该带来价格暴涨,进而带来积极的农业生产者大量进行农业生产。

对于粮食供给本来就较薄弱、经济发展阶段较落后的国家,对他进行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是无偿援助,可能反而进一步摧毁了本国的小农经济,使得本国的农业无法在非常落后的状况中进一步突破。

澎湃新闻: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矛盾?援助还是不援助似乎都存在问题,还是说其实是要把握一个度?

胡冰川:这叫粮食援助的悖论,不援助他立刻就会死,援助以后往往会需要更多的援助。

澎湃新闻: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吗?

胡冰川:并不是无解,是可以解决的。这里面有相当部分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往往对应的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低下。

另外还有国际贸易规则的问题,因为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供出口和交易的商品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这些有限的商品由于技术贸易壁垒等因素并不能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有效交换,因此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状况,从而使他们的经济发展摆脱恶性循环。粮食援助的悖论就是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最为关键。

从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来看,并不是单纯买扶贫产品,还要修路造桥搞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提供产业升级,帮助当地发展特色高效的产业,从而实现稳定脱贫。我认为这个经验是可以为世界所借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全球经贸关系的优化,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获得良性的发展机会,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