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公布老龄化最新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比明显提升 如何面对变老的世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曾经的劝诫，如今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为45.9%，与2010年的34.2%相比，增长了11.7个百分点，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呈持续上升趋势，也就是说，2020年，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人口抚养比，尤其是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长，说明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日前，国内部分城市公布的2021年人口老龄化的数据，更加证实了国内整体老龄化程度正在持续加深。

以郑州为例，相较于2020年“七普”数据，2021年郑州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0.13个百分点，增加3万人。重庆2021年常住人口中65周岁以上人口占比17.75%，而这一数据在2020年为17.08%。南京2021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0.79个百分点，占总人口的14.49%。杭州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4%，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

显然，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正处于明显加快阶段。此前，国家统计局曾表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加明显。

面对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迈入人口发展新阶段的我们，该如何应对老龄化的侵袭？由此引发的就业压力、经济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又该如何得到最优解？

在近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青花郎独家战略合作的“2022凤凰网财经（夏季）云峰会”上，包括“古德哈特定律”提出者、《人口大逆转》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商敬国，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等在内的多位海内外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就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1、人口自然增长率一降再降，人口负增长时代已然来临？

随着我国整体迈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深度转型的新阶段。除了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外，以人口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也在日益突出。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老龄化又有哪些新特征？

对此，原新用五点总结了目前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和人口结构特点。

首先是人口总量出现拐点。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再度大幅下滑至0.34‰。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一降再降意味着什么？

对此，原新直言，这一增长情况对14亿以上的人口大国来说，可以说是人口已经进入了零增长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十四五”期间人口进入负增长基本上没有悬念。”

除了人口总量出现拐点外，原新还给出了老龄化的其他特征，包括：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年抚养比，从传统的“养小为主”转变成“养老为主”；从稳定、定居型的乡村社会逐渐走向动态、迁居性的城镇社会；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

原新进一步称，可以用四个“超”字来评价中国老龄社会。第一个“超”，指的是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第二个“超”，是指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第三个“超”，代表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第四个“超”，则是指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

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

查尔斯·古德哈特指出，在大约15到20年内，尼日利亚的人口将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甚至比美国人口还要多，而整个非洲可能会继续保持高出生率，并继续享有人口红利。

他认为，从非洲引入移民可能是使得这些国家保有充足劳动人口增长的方法。“在未来三十到四十年里，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可能利用非洲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长，从非洲向世界其他地区大规模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基数庞大，因此有观点认为，通过“移民”解决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大概率很难实现，而提高生育率显然更为符合中国国情。

为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等人口问题，我国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目前，部分地区已经陆续出台配套措施，包括增加产假、陪产假；对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贴金等等。

对于如何提高低生育率，查尔斯·古德哈特认为，晚婚晚育是各国人口趋势的一部分，但中国存在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性别比失衡。

对此，他建议可以通过向育有三个女孩的家庭提供大量经济补贴的方式来让人口恢复到女性略多于男性的正常水平。

但与此同时，查尔斯·古德哈特也提醒称，这种补贴在中国能否带来显著效果还未可知。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其他国家试图利用经济补贴来帮助父母抚养孩子的政策，事实上都不是很成功。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从出生到进入工作年龄需要大约20年的时间，因此进行资金投入以刺激生育是必然会有好处的。

2、当老龄化不仅仅是变老，未来又该拿什么养老？

对于老龄化问题，商敬国在峰会期间发布演讲时指出，老龄化只是自然规律中的一个，每个人都会到变老的年龄，不必要太过惊慌。

但与商敬国的“淡定”相比，查尔斯·古德哈特则认为在老龄化背后有更严重的问题。

他在演讲中强调，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变老”，而是老年疾病可能让人们丧失生活能力，以及无法自理，“问题不仅仅是人们变老了，而是在于如何让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这意味着需要很大比例的资源倾斜，以帮助照顾那些不能自理的人。这对我们所有的经济体都是非常巨大的拖累”。

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养老负担也在加重。

此前，有市场观点预计，205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将突破50％，这也就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需要抚养一位老人，加之养育小孩成本高昂，年轻人两头承压。

面对这种现状，商敬国指出，若想不因老龄化降低生活水准，必须找到一个与传统方法不同的方法，才不至于影响生活品质。“随着全球通胀水平提高，未来用什么养老是很现实的问题，老龄化其实和所有人都有关系，但年轻人更应该对老龄化问题引起重视。”

他进一步称，解决人口老龄化，需要制度进行应对。他建议，除了特别富有的人，普通人可以通过家族基金给自己留一笔钱，对大部分人来讲需要养老金制度来实现养老目标。老龄化问题是可以预知和管理的。

演讲中，商敬国特别提到了保险公司在养老方面所起的作用。

他表示，保险公司在发达国家是很主要的市场参与者，保险公司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的功能是它的核心竞争优势，科学管理死亡风险和长寿风险是保险的本能。人寿保险中的年金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是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金融管理工具。保险业在长期储蓄领域积累了竞争优势，也已成为养老金管理的一个主要参与者，有效地抵御了通胀风险。

作为私人养老金，商敬国所提到的商业保险，事实上是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从国际经验上看，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全球老龄化社会的大势所趋。

4月21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是中国政府应对老龄化、解决养老问题的又一项新举措。此前，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扩大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自2022年3月1日起，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区域扩大到全国范围。

而就在6月10日，人社部、财政部等五部门刚刚印发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宣传提纲（下称“宣传提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投资者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宣传提纲提出，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能够再多一份收入，让老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质量，是我国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目的。个人养老金遵循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基本原则。

个人养老金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又面临哪些发展困境？

针对这一问题，商敬国表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魅力在于税收优惠、激励以及超高的投资收益率，是一个特别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能够实现大多数养老金体系参与者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目的。

他进一步指出，国务院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养老金的市场化进程正式开启，是从国家强制到自我管理的分水岭。“通过制度性改革来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这将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都带来深远、正面的影响。”

与商敬国不同，原新则更多地提出了个人养老金制度当前存在的问题。

他表示，国家提倡的构建养老保险体系的总框架，是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也就是三支柱养老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但截止到去年年底，第二支柱只有7000万人左右，和第一支柱差距巨大，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扩面增容。

他进一步称，个人养老金制度主要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部分组成，作为第三支柱主要采取自愿原则。这意味着自己要为自己的未来养老负起责任，在养老的问题上，自己给自己多做一个备份。

3、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危与机

老龄化更深层的问题，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当前，中国人均GDP接近发达经济体下限，但13.5％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10.8％的平均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将面临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双重压力。

谈到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会对整个经济社会形成系统性影响时，原新表示，首先从经济领域来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实际上是影响到宏观经济运作基本面的长期性因素。

“在经济发展要素投入当中，人力资源仍是最具活力，最具能动性，最具创造性的的一个因素。随着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在增加，未来30年正好成反向变化，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缴纳养老保障金的人不断减少，领取养老保障金的人不断增多。这些都会使得全社会养老的公共支出不断扩大，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下行，同时它还会影响实体经济与资本经济的竞争和博弈。”

原新进一步指出，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和经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改变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主体结构，对于社会各个领域都会产生复杂深刻的影响。

“我们习惯的是年轻性社会，老年性社会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的决策。但是我们并没有习惯或者深入理解、切身体会深度老龄社会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在家庭功能不断弱化和养老需求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老年群体利益的诉求，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个的改革和完善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原新说。

不仅是中国，对全球而言，老龄化都是造成经济下行的隐患。

查尔斯·古德哈特就认为，由于劳动适龄人口相对于老年人的减少，以及需要更多劳动力从事养老护理等相关行业，这意味着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将放缓。

但他并不认为这就一定不是好事。“因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可能会随着劳动力议价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投资，因此会有更多的资本涌入，劳动力进步，科技发展。我们都希望如此，但这确实意味着总体增长率将大幅放缓。”

而具体到中国，查尔斯·古德哈表示，即使不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大幅放缓，并且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放缓。但其同时预计，所有的经济体，包括中国，每个工人的实际产出将开始增加。“未来几十年，人均生产率将优于现在，尤其是优于过去几十年的西方国家。”

在老龄化给经济带来危机的B面，也蕴藏着不少机会。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利用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老龄产业，推动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早已成为社会共识。

商敬国就在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逐渐获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总数量人口相当多，随着老龄化加深，养老市场极其庞大。现在随着制度不断推进，如果各方能够更积极参与进来，未来养老金市场对经济增长与建设，对个人、对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