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屈宏斌:明年应争取6%-7%的GDP增长,市场低估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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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屈宏斌:明年应争取6%-7%的GDP增长,市场低估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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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12月份,市场关于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应如何框定的讨论逐渐增多。当前,国内机构和学者的主流看法是宜定在5%左右,海外机构则多认为明年经济增速在4%-4.5%之间。但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看来,如此确定目标会有误导的风险。

“作为目标而言,明年经济增长比较合理的区间应该是6%-7%。如果目标只定到5%,那根据我们测算,今明两年平均增速将只有4%左右甚至还不到,大大低于长期潜在增长水平,比2020和2021年平均5.1%的还要下一个大台阶。这样的目标对外公布,不仅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不强,实际上也不利于新一届政府打开局面。”屈宏斌在接受财联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屈宏斌的这一看法在当前可谓独树一帜。同时他认为,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都被低估了,尤其是潜在增长率。“机构特别是外资机构,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水平的看法确实比较审慎。如果新一届政府能够全力促进经济尽快重回正常运行轨道,同时推出改革开放新举措,这必将有效扭转市场预期,机构整体的看法会转变。”他对记者表示。

屈宏斌特别强调,明年实现6%-7%的经济增速并不意味着要用强刺激。而考虑到今年低基数的影响,以此为准发力明年经济没有通胀之虞。财联社记者将与其交流的内容择要梳理如下,以飨读者。

财联社记者:对于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外资机构主流预期在4%-4.5%左右,国内的主流看法在5%左右。你是最乐观的,不仅认为明年应该定到6-7%,对长期潜在增长率也有信心,理由是什么?

屈宏斌:经济增长目标由政府确定并执行。但明年GDP增速定到6%-7%不仅有必要性,也是可行的。

首先,今年经济增长受疫情冲击远低于正常水平,这对明年的同比GDP增长会有接近两个百分点的低基数效应。因此,如果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那么扣除低基数效应后的真实经济增长仅为3%左右,甚至低于今年的全年预估增速。这个目标意味着明年经济不仅没有恢复,反而更低迷,连续两年的超低增长可能会导致难以承受的就业压力。

我们回看2020和2021年的情况。2020年全年GDP增长2.2%,2021年增长8.1%,两年平均下来是5.1%。逐季来看,2020年一季度下降6.8%之后,后续经济是一个“V”型的反弹,到四季度同比增速回升到了6.5%。2021年一季度,因为低基数效应更是录得18.3%的同比增幅。这个过程没有用强刺激的手段,政策在2020年5月份开始就已经比较克制了。所以,经济恢复的过程本身就有相当的动能,目标过低的话反而会抑制其释放。

其次,中央政府制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不仅对地方政府有指导意义,也对市场主体的预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目前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的情况下制定一个低于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稳预期和提振信心。确定6%-7%的增长目标,对外释放的将是政府会全力稳住经济,并将其拉回到正常增长轨道的信号。这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这个窗口期只有一次。

2020至2021年的平均增速5.1%,比疫情前的6%下了一个台阶。市场有一些声音认为,这代表了三重压力的短期影响,也说明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会不断地下台阶。因此很自然的认为,明年能够定在5%也不低。但我认为,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判断是有偏颇的,比如有观点说高增长了40年,增长率自然会下来,这种看法很流行,但背后没有逻辑。事实上,我们目前人均资本存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同时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和技术进步放慢也是片面的看法。我们应该更客观的认识中国长期增长潜力。

一些呼声认为应该定在5%,我认为主要的考虑是这一目标比较保险,确定能完成。特别是,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也偏保守,只说了6%以上。但这不代表不能争取更好的结果,因为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8.1%。

财联社记者:要实现6%-7%的增长,政策应如何布局?有没有可能在不刺激房地产的情况下完成这一目标?

屈宏斌:完全有可能。不一定要大放水,即便参照2021年也是如此。

首先来看房地产。今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8.8%,这是对经济增速最大的拖累项。在金融16条等政策的支撑下,后续这一块有望企稳止跌,止跌本身就是贡献,其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会消失。明年应坚持房住不炒,通过落实16条新措施和地方“因城施策”的针对性措施为房地产下行托底,稳住市场和预期,促进经济恢复。

其次是消费。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消费表现很不理想,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但这个数据比2020年要好,当时是下降3.9%。我们预计未来政策转向之后,消费会有一个正常的释放。参照2020和2021年的数据,消费是从下降3.9%,反弹到增长12.5%。即便取比较保守的数据,明年从0.6%反弹到4-5%,对经济增长也是正向的促进作用。政策上来说,财政支出应该向居民倾斜,目前是向企业端倾斜。参照香港的经验,消费券对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第三是基建。目前基建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绿色投资和碳中和领域仍然可以发力,地方债还能加码。根据清华大学之前的估算,要达到3060目标未来40年要投资48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每年10万亿的规模。这些领域早晚都要做,可以把未来的规划提前一些做,利当前也惠长远。这类项目不要被短期的资产收益率所困扰,之前4万亿虽然造成了债务问题,但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今后几十年都对提高整体经济的生产率都会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最后是制造业升级。疫情期间制造业投资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明年应加大对企业设备更新投资的定向信贷支持,多给一些低息贷款,就应该有比较大的乘数效应。这个是目前正在推进的。

财联社记者:6%-7%的增长,总需求会不会过热?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对未来通胀的压力是很警惕的。

屈宏斌:不会有通胀。剔除基数效应后的真实增长率,仍稍低于我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经济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财联社记者:你为何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被低估了?合理的水平应该是多少?

屈宏斌:潜在增长率主要由供给因素决定。但目前对潜在增长率的看法存在不少的误区,特别是人口红利消失和技术进步放慢两种观点。

首先是劳动人口。传统上认为,劳动人口见顶之后人口红利就没有了,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速会逐渐下行。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定量回归分析显示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人口红利,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占比大约在1%左右。近5年这个占比更小,大约在0.5%-0.3%左右。换句话说,就算所谓的人口红利全部不要,对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

同时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见顶,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青一代质量在上升,受教育程度在快速提高。我们60后一代大学入学率低于5%,高中毕业占比在33%左右。但是00后一代大学入学率超过50%,我们退出劳动力市场,00后进入虽然数量上会下降,但质量是大大提升的,会抵消掉数量的影响。这要归功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启动的大学扩招,20年的积累目前正是收获成果的时候。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和等于劳动年龄人口乘以每个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所以未来10年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这将完全抵消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现在每年普通高校有1000万毕业生,其中45%是理工科,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资源。比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加起来还要多。新一代的工程师红利,大大有利于未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回望二十年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每年100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其次是技术进步放慢。恰恰相反,近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在加速的,这从出口产品的结构可以看出来。我们和欧洲一些企业交流,这几年最大的感受也是和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因为国内的配套竞争者在快速成熟。从企业层面来看,我们的应用型专利数量也在加速增长。当然基础性的原创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擅长的就是应用型的专利,把相关的技术应用化,前面讲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一个原因。

很多人认为,近年来的贸易冲突导致国内获得高技术难度在上升,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变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一是从全球来看,高端技术并不被某一个国家所垄断,其中主要考验我们的应对策略;二是在很多并不是高技术的领域中,中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学习和吸收空间。比如商业模式的创新也能提高效率。

最后,所谓的中国经济高增长了40年,体量增大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自然会下来。类似的论调很流行,但其实背后没有经济学的逻辑。我们的人均资本存量和发达国家相比,事实上还是有相当差距。所以,不管是从资本、人口和技术进步各方面去看,都看不到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下行的证据,相反很多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和迹象。一些观点认为债务高也会拉低潜在经济增速,这从逻辑上来说也是不成立的。

不少海外学者基于以上几个认识误区对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看低,认为2030年会降至3.5%左右。我个人估算,未来3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6%甚至更高。随着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一系列措施的落地,到203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有望保持在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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