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厉以宁：一个“教书匠”，一场划时代的经济改革

记者/梁婷 李想俣 张蕊 颜星悦 李一鸣

实习记者/黄思韵 徐玉婷 刘奕岐

编辑/杨宝璐

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创始人、经济学家厉以宁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厉以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学者、律师、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怀念他，人们形容，他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厉以宁出生于1930年，在战乱年代长大。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又经历了动荡的年代。作为一个最初坚定“工业救国”的化工系学生，却阴差阳错地开始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最终，成为这个国家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浓缩在几个外号里。最为人熟知的是“厉股份”，1980年，他最早提出以“股份制”的思路，汇集民间资金，创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他也因此得名“厉非均衡”。

他有着罗列不尽的荣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主持起草《证券法》，“改革先锋”……盛名之外，他更是受学生爱戴的“厉老师”。从47岁站上讲台，到86岁他还在为研究生上课，学生们可以“蹭厉老师的烟抽，吃厉老师做的腊肉”，厉老师还会亲自帮他们修改成绩单的英文翻译。

2013年，82岁的厉以宁被媒体问及，经历了战争动乱、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他的回答是：“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厉以宁外号“厉股份”

“厉股份”

怀念厉以宁，要从认识“厉股份”开始。

20世纪80年代初，知识青年结束上山下乡。全国返城知青有1700万，还有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超过2000万青年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1980年夏，在全国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当时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解决就业问题”。

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股份制”的建议，随即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他的建议被掩埋在批评声中。

此后几年，厉以宁一度受到更大压力。北大中文系1981级的谢宁在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中提到，当时的《中流》杂志上，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被作为当代最反动的思潮之一受到批判。

厉以宁默默承受着批判，但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写诗明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经济学家贾康当时还是财政部科研所经济学专业一名研究生，他常常骑自行车到五道口听厉以宁讲课。40多年过去，厉以宁当年的坚定、大胆依然让他印象深刻。贾康说，厉老师当时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冲在最前沿”。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在1983年的一个报告会上。贾康记得，厉以宁曾毫不避讳地说，再过1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一定是全面推行股份制的状态。“当时他说这个话压力很大，一般人不敢说，但他敢说。”贾康说，这也正是厉以宁对他的启发，“觉得有把握的、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观点就要说出来，有时候跟潮流不太一致，要敢于坚持”。

1984年至1986年间，在理论界，股份制依然被一些人认为是“洪水猛兽”，但年过半百的厉以宁没有停下脚步。他在全国各地演讲、写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宣告着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此后几年间，价格“双轨制”（同种商品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制度）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暴露出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市场物价上涨，倒买倒卖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行贿、受贿现象出现。1986年4月，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厉以宁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

“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是厉以宁在那场有上千名听众的讨论会讲的第一句话。

厉以宁的学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1977级本科生何小锋说，厉老师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这就是他的风格。“每次发言，一上来就直奔主题，他在前面不会说什么女士们、先生们、某某嘉宾、某某领导大家好，直接就点题。”

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想。“厉股份”的称号也由此而来。这之后，股份制改革的试点逐渐从北京、上海、广州扩大至全国。据国家体改委的资料，到1988年底，全国已经出现了3800家股份制企业。

如今回看当年这场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觉得，“这是了不起的改革举措，体现了大智慧。”

聂辉华对深一度记者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国企改革，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让广大的国有企业从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变成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确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他认为，当年改革的核心难题就是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种渐进实现道路”。

从微观层面讲，股份制改革就是从市场主体——企业的层面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制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现代企业，也没有按照产权来区分企业，企业的财务不是独立核算，市场主体产权不明确，权责利都不明确，就没有办法推行市场经济。”

在聂辉华看来，当下，厉以宁先生当年的理论仍有现实意义，股份制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和中国加入世界分工体系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厉以宁上课时，下面坐满听课的学生

“一个教书匠”

对于普通人而言，厉以宁是居庙堂之高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泰斗级人物。人们通过经济学理论和各种荣誉认识他。而厉以宁自己更看重的，则是教师的身份。他曾说过，“我首先是一名教师”。“读书、教书、写书”——这是他对自己经历最简单地总结。

1977年，大学毕业22年后，47岁的厉以宁第一次站上讲台。此后，即便盛名远扬，他也一直坚持在课堂出现，直到2016年。这一年，他86岁。

在学生记忆中，厉以宁就是黑黑瘦瘦的一个老头，上课常提个手提包，穿黑色的夹克。讲话带有南方口音，语速不快，但一句废话都没有。

北京大学2014届的一位博士生旁听过厉以宁两次课，他有点意外，“好多高校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老师都不上课堂了。但厉老师依然在给研究生上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和厉以宁的儿子、学生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告诉深一度记者，厉以宁的家人也希望大家记住，“他（厉以宁）就是一个教书匠”。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厉以宁更大的意义在于，带着他们走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大门。

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级学生张新华曾在“老师的小册子”一文中回忆：或许是禁锢太久的缘故，这几拨历尽千辛万苦、从天南地北迈进神圣殿堂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又是那么的“苍白”和“千篇一律”……或许是因为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扇大门才刚刚打开，面对社会思潮中“计划”和“市场”，我们这些大学生思想上产生的更多是迷惑与彷徨……需要一次现代化知识和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启蒙”。

“我们那批77级、78级学生，面对国家百废待兴的局面，都十分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孟晓苏1978年进入北大中文系，他常去旁听厉以宁讲课。他回忆，厉老师的讲座每次都是座无虚席，连阶梯教室的过道里都坐满了人。当时很多旁听的学生甚至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

贾康虽然不是厉以宁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但听过厉以宁几次报告后，他也汲取了很多新知识。那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硕士生，他第一次知道，“原来研究有两大类型，一种叫规范的研究，一种叫实证的研究。实证研究是研究‘是什么’，而规范的研究是要研究‘应该怎么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1986年考入北大。他记得，厉老师上课很有特色，他不带课本，也没有备课册，即便是一些技术性的理论也会直接在黑板上进行推论。“这意味着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了，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已经到了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地步”，姚洋说，“一般人是不敢直接在黑板上推论的，不然你推了半天推不下去，那不是很尴尬，还被挂在黑板上。”他们只需要把这推论的过程抄下来，就可以直接当成笔记了。

几乎每一个厉以宁的学生都会讲出一两件关于老师的温暖回忆。1981年，年轻的何小锋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劳务价值论初探》。何小锋告诉深一度记者，那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说“劳动价值论”，“劳动”和“劳务”一字之差，实际上对当时的理论和统计都提出了挑战。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中没有提到服务业，人们认为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章刊发后，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一顶很大的帽子”就这样落到何小锋头上。在他们77级的毕业典礼上，一位没有被安排发言的中年老师突然站起来说：“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错。但也有个别同学发表‘劳务价值论’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培养这样的学生就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掘墓人。”

原本热闹、隆重的毕业典礼突然冷场了，“虽然他没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我，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何小锋回忆，他正犹豫要不要反驳，当时还只是副教授的厉以宁站了起来，“不能这样对待学生。有些小人物，人微言轻，但是十年以后，他的话还会被人提起。而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是十年以后他的话可能会被人淡忘。我们要让时间去过滤这些学术问题，不能扣这种大帽子。”

在学生们的回忆悼文中，厉以宁尽力照拂着每一个人。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原副校长海闻写道，1981年，自己申请赴美留学时，厉老师还亲自帮他修改过成绩单的英文翻译。

本科毕业后，何小锋留在北大读研，成为厉以宁的学生。他是厉老师家里的常客，“不仅蹭厉老师的烟抽，还可以吃厉老师做的腊肉。”师生情谊几十年间从未间断过。何小锋说，从80年代开始，每年11月底，他们这些弟子们会团聚一次，给厉老和师母一起过生日，一直坚持到前几年。

厉以宁调研时与企业家对谈

“他已经92岁了”

那位2014年毕业的博士生，直到看到厉以宁逝世的新闻时才明确知道，他已经92岁了。他意识到，原来十年前，出现在研究生课堂上，精神抖擞，连续讲了两个小时课的厉老师，当时已过耄耋之年。

岁月似乎没有从这位杖朝老人身上攫取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厉老师从来不老”，姚洋说，好像我几十年前见他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后来他还是那样。“他思维敏捷，笔耕不辍，一直都在思考问题。”

厉以宁2012级的学生尹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他陪厉以宁参加活动，在车上聊天时，厉以宁问他，“你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 我说，‘健康’。先生说，是‘时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尹俊回忆道。

这段对话发生时，厉以宁84岁。这一年，他与人合著，出版了新书《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一年前，他才刚刚出版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翻开厉以宁的出版书目列表，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间都没有停止写作。2006年，已经76岁的他，还出版了《罗马—拜占庭经济史》。

即便在最艰苦的那20年，厉以宁也没有消沉，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1951年初入北京大学时，厉以宁得到了几位老师的赏识。主讲中国经济史的陈振汉，时任北大经济系主任的赵迺抟都邀请他“有空到家里去坐坐”。在赵迺抟的推荐下，厉以宁还结识了专攻西方经济史的周炳琳。“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的厉以宁在1955年大学毕业后，只被分配到经济系资料室工作。1957年，和那个年代很多青年人一样，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

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厉以宁的“冷板凳”时期。但就在这段日子里，厉以宁在周炳琳的指导下，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完成了对《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全书40万字的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厉以宁翻译了共约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回忆这20年经历，厉以宁曾形容“是大学毕业后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他说，“我始终认为，研究学问必须有扎实的基础，我在资料室工作的这段经历使我获益不少。”

1969年，厉以宁刚到“五七干校”那段日子，看见逃荒的农民生活穷困，孩子骨瘦如柴。一开始，他觉得这是政策出了问题，后来他反思，当时自己没有提到体制的高度来分析这些现象。

到三年后离开时，他逐渐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从这时期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中国农村的贫困、中国经济的低效率和落后，不是干部的不称职或强迫命令作风的问题，也不是政策多变或政策决定者个人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更具有根本性的体制问题。”

在厉以宁92年的人生里，他一直在寻找让国家更好的办法。读高中时，参观完化工厂后，他“第一次知道了化肥对农业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化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51年参加高考时，他让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他的第一志愿。厉以宁曾回忆，“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进入21世纪，厉以宁依然活跃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2003年，73岁的厉以宁带队，到广东、辽宁、四川等多个省市调研，用将近一年时间，征求了100多名民营企业家和相关政府、协会组织的意见。2004年，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被送到了国务院。当天，国务院领导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一年后的2月19日被很多企业家称为“开创历史的日子”——《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

人生最后三年，厉以宁一直在与疾病作斗争。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2020年举办的中国PPP投资论坛上。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亲临现场，只能通过视频致辞。视频里，厉以宁身穿军绿色衬衣，带着眼镜，端坐着，手里捧着厚厚的一沓资料准备发言。他的声音微颤，但笑脸盈盈。

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何小锋说，“之前想着，见了老师和他说，我这个学生都退休了，你这个老师还没退休”。现在，这个想了很久的玩笑，何小锋再没有机会和老师说了。

过去两天，悼念厉以宁的文章不断出现在社交网络上。一位网友说，人们怀念厉以宁的同时，或许也是在怀念那个尊重知识的时代和社会。“今天中国的改革依然面临各种掣肘和既得利益，依然需要大智慧。因此，我们回顾过去的改革历史，纪念厉以宁先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化改革开放。”聂辉华说。

2月28日，《外国文学评论》原主编盛宁发了一条微博，回忆最后一次在小区里看到厉以宁的场景。他写道，最后见到他（厉以宁）还是疫情前，那时小区院外的超市还没关，看见厉老两口子在找小电器货摊的小伙子给他的手表换电池。看着他絮絮叨叨和摊主在磨叽、究竟换哪一款电池才好的样子，你怎么也无法想象，眼前的这位老者就是曾经把中国经济界搅得天翻地覆的一位圣手巨擘。

参考资料：《兴办教育，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刘俏、马化祥；《厉以宁与他的两位恩师》徐泓;《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厉以宁；《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北京大学新闻网；《厉以宁去世，一生奉行“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