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广谈社会责任与民生：解决就业问题刻不容缓，扭转消费心态需要引导

凤凰网财经讯 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于6月6至7日在上海召开，本届论坛以“创新驱动，协同融合”为主题对未来发展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

论坛期间，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接受凤凰网财经独家专访，分享了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投资、就业及消费等方面的观点与思路。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

贝多广表示，商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融合，是本届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的主题，而国家出台相关标准则是融合的前提，相当于社会责任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中国，正因为政府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更应该发挥指导与引领作用。

针对就业问题，贝多广指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毕业生人数激增，一降一增之间问题进一步凸显。对就业者自身而言，可以开放思路，择机考虑创业；对于企业而言，创造就业机会是其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府而言，应利用政策去营造环境、鼓励创业。

“当人们对未来的收入有比较良好的预期，就敢于消费。”

谈及大众消费心态并未与经济同步回暖的现象，贝多广认为大的数字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感受。同时，经济下行与上行期，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不一样的，老百姓的谨慎态度也是理性消费的表现，消费市场复苏还需要政府去鼓励引导。

社会责任投资需要标准和路线图

凤凰网财经：今年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聚焦的主题是“融合”，您认为在融合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贝多广：融合涉及的面实际很广。现在有很多概念，有的用ESG，有的用影响力投资，有的用可持续投资，有的用社会价值投资、社会责任等等。这些不同的概念大多数是国外引进的，但本质上是一个意思，即传统经济所称的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但是现在大家认识到，单一目标有时会带来一些社会后果或者环境后果，所以现在变成一种全球的共识——应该有双重目标。

除商业目标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目标需要共同去实现，即融合。我们主张国家可以有一个标准概念，就像我们早些年推广普惠金融。现在大家都知道普惠金融，但是其实之前概念也很多，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小微金融等等，最后统一称作普惠金融，写到政府文件里去。这件工作是“融合”的一个前提。

“融合”的内容包括社会责任投资的主体，如上市公司、公募私募基金公司，还有投资者和政府机构。相互间怎样产生协同效应，为了同一目标融合成一股力量？最重要的内容是标准问题，需要形成一套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度量的方法，可以视之为“基础设施”。

凤凰网财经：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的主题，从第一届的“新发展 可持续”到第二届“从理念到行动”，再到今年的“融合”，在这三届的参与过程中，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责任投资，您觉得还存在哪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贝多广：最深感受是社会责任投资已经从涓涓细流变成一种思想的潮流，甚至是世界的潮流。在中国，近两年有关ESG的讨论特别热烈，共识正在形成。而我们去年提出，理念能不能变成行动？因此希望能够融合，比如主流机构真正参与进来，真正设有行动路线图，明确一步一步怎么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像华尔街那么多有名的银行、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很早就公布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国家管理资产投入到ESG领域相关的百分比是多少？在中国，政府要起到指导引领的作用，因为号召力强。如果说党中央国务院有一个文件，决定这个领域全国都应该往前推进，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业问题刻不容缓，是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方面

凤凰网财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16-24岁的劳动调查，创历史新高，您觉得为什么在疫情放开之后，青年人的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不降反升？

贝多广：谈到就业，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机会自然减少。另外，今年的毕业生也特别多，大家共同面临着一些困难。

在推动社会责任投资的时候，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原来中国的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乡村振兴，它是一个长期命题；但是短期来看，解决就业问题是刻不容缓的，也是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工作去做？做投资、办企业如果能够增加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则尽到了社会责任，也创造了社会价值。

年轻人不只是要就业，也可以考虑去创业，打开思路。国家和政府也应鼓励年轻人自己创业，在政策上创造一定的条件，比如我们提供金融支持服务、提供培训，帮助创业者，形势或许会有新的面貌。

消费心态与心理预期相关，需要政策引导转变

凤凰网财经：您刚才谈到就业，再请您谈谈对消费的看法。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家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了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消费在其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0870元，同比增长3.8%。在数字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却感受不到这种超出预期的经济回暖。您觉得原因何在？

贝多广：因为全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每个人收入提高。按结构而言，城市和农村，高收入与中低收入人群，其分布也不一样。换言之，背后还有结构性的差异，过去三年的疫情影响，经济下行与上行期对比，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不一样的。

经济上行期间人们普遍对形势比较乐观，一份工作丢了，下一份工作可以很快拿到，只要对未来的收入有比较良好的预期，就敢于消费，敢于超前消费；但是经济下行导致人们对未来持谨慎和不太乐观的态度，当然要捂紧口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老百姓是理性的，现在的收入主要用于存款储蓄，以防后患，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当然需要用相关政策去引导，去把人们的消极情绪扭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