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经济学界改革与增长讨论的一些误解需要梳理清楚

在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和中译出版社2024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新质生产力》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在校对时有所删减和增加）。

周天勇

非常感谢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和中译出版社的邀请和许磊副院长的主持。尊敬的贾康院长，乔卫兵社长，并大家上午好。刚才听了贾康教授介绍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体会，很受启发。三中全会中央关于体制改革决定的发布，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巨大的利好。决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这里讲一下对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全要素动能等讨论的误解和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只要粮食安全经济增长速度2%社会也会稳定的判断

从国内外主流经济模型计算，比如索罗模型预测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大体预测在1.5%-2.5%之间，如果投资力度大用哈罗德-多玛模型预测，可能为3%左右。我们也反驳这些研究在唱衰中国。但是，其依据的经济学算式有其数理逻辑上的道理。除非你也能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证明它是错的。这些算法中，其假定前提是市场经济，不存在体制禁锢着活力和内生动力，其中也没有体制改革会解放生产力这样的数理逻辑。索洛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广义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巨大的创新动力。但是，如果技术进步的推动力较弱，经济增长速度的区间就在2%左右。

图1 你能否定它方法上的科学性吗？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大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2%，并不是大的问题。只要粮食储备充裕安全，吃穿住能够得到保障，社会就会稳定。

第一个误解是，不能将农耕时代有粮就会社会稳定，套用在城市和工商时代的社会治理上。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是居民手中的钱荒，不是布袋里的粮荒。农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农民自己家有耕地、有房屋，种粮菜、养禽畜，织布做衣，有的上私塾给教书先生提些肉酒烟叶等，就算学费了。那时候发生水灾旱灾，出现饥荒，国家粮库有粮，赈灾济民，开仓放粮，社会就稳定了。

但在现代社会，只有吃穿住，就可稳定社会，可能行之不通了。现在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工作和生活，居民家庭生活支付日常的吃饭、穿衣、水电、出行、教育、医疗、住房、物业、房租、本息一切都要用钱，无钱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说只要有粮食社会就会稳定，可能与现实不符。现在虽然我们人均GDP已经12500美元左右，但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例不高。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低，就业困难、相当多的家庭失业，收入少甚至无，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高，只有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有较为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理想增长，社会才能稳定。

二、从“全要素”中找出更多生产要素动能的误解

第二个误解产生于对全要素生产率中“全要素”概念的误读。有的学者建议中国可以找出更多的新生产要素，其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斯密时代经济学理论上的生产要素，就是指劳动、资本和土地。后来的学者将土地要素剔除了。理由是：一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用于农业，而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份额越来越小；再有是一个国土成熟国家，其土地供给不会再增加，是一个固定的量。但是，土地要素还是存在，它作为有价值的资产合在了资本之中，它的产出地租合在了资本利润之中。

一种在生产中投入的要素，它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要有归属，要素是谁的；第二要有收益，有产出它才能成为投入生产的要素；第三，要能够交易并定价，才能进行会计核算；第四需要有清晰的边界，不能太抽象或者模糊而无法计量。比如，50万劳动力，劳动力是要素，它是实物，有清晰的边界；50万是数字，只是劳动力多少的表达，不是要素。

那么，为什么产生了对“全要素”概念的误读呢？问题出在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误解上。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前身是国民经济核算上的残差和余值。

一是国民经济用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者相平衡核算。但是，有时出现三者之间的不相等。如收入法的GDP大于或者小于生产法的GDP。国民经济核算上对这种不平衡称之为残差，从GDP多出来一部分，也称之为余值。

二是用生产函数核算时，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即假定今年的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未变，产出系数也未变，但是，产出多出来一部分。假定去年的产量是100，今年多出来的部分是3，从生产率看是去年的103%。但是，多出来的3%来源于哪个要素的投入产出，并没有清晰的分解。只是笼统地归于教育、知识、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技术应用、管理等等因素，它们带来了新劳动和资本投入以外的增长。于是就把这部分说不清楚的生产率起了个名，叫全要素生产率。不管你怎样核算，这种由于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等形成的余值在现有的核算办法中，已经包含在GDP里了，只不过是人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而已。逻辑上讲，我们将其分解的意义在于，我们从哪个方向还能够提高生产率。但不是指找出更多的生产要素。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将国民生产总值中，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部分残差或余值，都归到了它里边的一种经济学表述。

当然，我们理论上讲，也可以将要素进行无限的分解，但实际上将其生产力可以归纳到现有的生产函数中，如果细分，也无法实现计算，没有必要。如果我们无限地细分，假定企业家可以由猎头公司交易定价，将企业家从劳动力要素中分出来，计算他们比普通劳动者高的产出；因为水也可以是要素，是实物，可以定价，可以由不同所有者所有，我们将其当成另一个要素，从资本中分出来，等等…。但这样会使国民经济相当繁杂和不可计算。企业家及其管理，虽然不能细分，但实际其产出已经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包含在了GDP中；如水要素的产出也已经在资本投入产出中以生产法的GDP计算中也包含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将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等从资本大类中再分出来，也没必要在资本类的汽车和机床中将芯片和智能控制系统作为无限多的新要素从中分解出来。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清晰的核算中劳动效率提高了，我们可将其新增的产出直接分解到劳动要素名下就可以了。再是在实践中知道为什么它的效率提高了，就可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从而提高它的生产率。

三、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还可增长3%以上的不靠谱

前面已述，按照流动实体变量以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组合，其形成的各种主流经济模型，考虑劳动的负增长，资本增长率和边际收益率下降，并按照一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仿真中国经济未来10年还能够增长5%以上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是以流动实体变量组成的模型分析的机构和学者，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5%到3.5%之间。

这里我们将教育、知识、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技术应用、管理等等，都包括在一起，其带来的增长称之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大学的教科书上一般将其归于宽泛的这些技术进步。于是，国外好心的学者，中国有志气的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的学者假定将其增长率推高到3%以上，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到80%以上，加上要素投入产出增长的部分，就可以将增长速度支撑在5%以上。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但是，笔者认为，中国未来将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保持在3%及其以上基本上没有可能性。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对微观经济不进行干预。因此，其不存在因干预市场体制安排和变化造成的效率损失和资源的无价值，也不存在体制改革会提高效率和获得无价值资源的溢值。因而，其全要素生产率几乎由技术进步等创新而获得。

从世界各国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看，2009-2023年，美英德法日韩为0.38%，转轨国家为0.42%，发展中国家为-1.13%，中国为-0.01%。从格罗宁根大学的数据看，众多国家中，只有韩国从1960到2000年41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1.74%的平均增长率，2001-2019年间增长速度保持在0.99%。

图2 TFP增长：想象的愿望与国内外现实

经济学家琼斯根据欧美1980到2000年创新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分析认为，创新投入的上行增长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上行增长。从世界各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以及菲斯佩奇评论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条平缓的曲线。从图2也可以看出，全球总体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平缓，还有增长不断下降的趋势。

而且从世界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数据比较看，当改革力度较大、国民经济景气和增长速度较快时，技术产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也高；反之，其增长幅度低，甚至为负。

因此，未来中国依靠创新能够使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措施得当，可以翻负为正，做的好在0.5%左右，做的再好最多也可能超不过0.8%。

四、经济理论缺失及对改革能够加速增长的忽视

明知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但是，学界仍然用不包含体制因素的流动实体变量组成的模型，来计算中国的经济产出和增长。实际上，理论上的不能证明，教科书的定义，导致经济学界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上对改革动能的忽视。

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的限制。课本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教育、知识、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技术应用、管理等等形成的。并没有说它可以包括和测算制度安排和改进造成的效率损失或提高。而且，有的非常知名的学者认为，制度无法成为变量，因此无法计算其安排和变化对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内生影响。

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生数理关系学理供给的缺失。中国学界也承认体制改革释放了生产力，也用各种主流流动实体变量模型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过去的奇迹和未来的增长。然而，看不到其分析中体制安排和变化如何造成了产出和增长的损失或者增加增速。这样，即使在论文的结尾处，提出若干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也看不出它们与正文有什么样内在和针对性的关系。这样的分析论证，猜测和武断地认为改革推动增长，别说是决策者，笔者也难以相信。不知道体制安排和变化的内因如何在数理逻辑上内生地影响了产出和增长之结果，也就无法形成体制改革的结构、重点、时间和力度等方面较为科学的方案。

片面强调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造成了体制改革的可有可无。前面已述，因为模型不包括体制变量，又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由广义技术进步形成。因此，只要将其增长率推高到3%以上的水平，GDP就会翻两番。这样，给人们一种感觉是，既然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加上自然经济增长率2%，就可以达到5%，那么体制改革是一件难度较大和费力的事，何必向其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呢？

无法说服持有体制不改革也能加速增长和实现现代化，甚至认为体制复归会更好地实现现代化观点的人士。其中有的是思想观念上的争论，另有一批70到00后中青年，他们没有经历计划经济时期的困苦。有一些还认为搞计划经济、民营经济退场、内部自我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他们受教育水平高，掌握许多知识，但对历史并不熟悉。如果不能从学理证明只有体制改革才能加速增长，才能国强民富。他们凭什么相信你呢？甚至学经济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们，也可以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表方法和计算机及其算法手段等，给你论证出计划配置资源和一大二公体制如何完美和必然性的结论来。

五、能不能从中国体制国情和实践创新学理与服务中国

不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经济学逻辑。一门经济学，总是有它的研究对象。现代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上的转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三到五年从计划向市场瞬时转轨的国家，没有必要就其形成专门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而中国的体制国情，是一个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渐进并特长周期的国家。因此，简单用现成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发生了分析逻辑和方法对研究对象的不适应问题。

中国微观的生产-分配-需求不是自然的市场经济系统。从中国的体制国情看，它是一个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特长周期并存的国家。其生产-分配-需求系统，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系统，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只是在宏观部分设置有财政和货币政策流动性的注入和收缩装置。而中国这一国民经济系统上，并不只是有宏观总量的财政和货币流动性收缩和注入装置，更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其微观系统部分，也布满了各种各样影响生产-分配-需求运行和产出的计划行政体制装置。

可以找出中国的体制变量。因而，中国存在着二元体制的扭曲国情，其生产-分配-需求系统在市场机制调节的部分，有各种投入、产出、分配和交易流动的标准值，而在计划行政影响的部分，有各种偏差值。当然，我们可以用国际和国内市场机制的标准值，与国内计划行政影响的偏差值进行比较，得出差值变量。有一种体制紧松的连续差值变量，也有体制允许和不允许的0和1绝对差分差值变量。笔者分别称之为闸口和开关变量。实际就是体制安排影响经济投入、产出、收入和需求流量大小或者有无的测度和表达。

这解决了一个体制不能变量化的难题。用差值及其边际变化，就可以计算各种要素、产出、增长的损失和改善。另外，也可以计算出各个领域中的体制性剩余。将差值变量嵌入生产-收入-需求联立函数，就可计算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和增长动能。

这一数理逻辑要证明的，就是中国全要素生产大部分来自于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1%，其中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0.6%，贡献比不到20%，而体制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2.5%，贡献比80%。其中，要素市场流动配置改善和提高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1.18%，城镇住宅商品化和土地有偿出让资产溢值，贡献1.32%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分两个阶段，1978-2000年，要素市场化提高生产率改革贡献了90%；2001-2023年，改革贡献经济增长的85%来自于城镇住宅商品化和土地资产化溢值。

我们的团队计算，二十届三中全会后 2025年开始到2035年间，如果进行大力度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总计可获得3.78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其中：（1）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将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2023年的负值，未来11年扭转为0.5%。（2）通过户籍、教育、居住、土地委托或者交易退出等人口迁移体制改革，劳动力要素从低生产率农村、区域、行业和企业向高生产率城镇、区域、行业和企业流动配置，获得0.53个百分点的生产率增长。（3）通过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使资本从低效率的企业向高效率的企业流动配置，获得0.54个百分点的生产率增长。（4）通过土地要素市场配置改革，获得0.57个百分点的生产率增长。（5）通过农村住宅和城乡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获得货币金融深化1.64个百分点的溢值增长。其中，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劳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及资产化改革获得的新增长潜能分别占总的改革新增长潜能的13.23%、28.19%和58.59%。以上改革带来的增长潜能，加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1.5%，总计可以实现年均5.28%的经济增长速度。

六、片面强调智能和无人生产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剩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只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并发展智能制造，无人工作机器，智能技术装备，可以创造无限的生产力。但是生产增长受到需求可能性边界的约束。也就是说，生产的物品要销售掉。要么销到国外，要么销到国内。因而，受制于需求容量的大小。

需要提醒的是，技术、资本、土地、劳动等参与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类要素贡献获得各自初次收入的分配过程。2023年中国就业劳动力为74041万，在农村从事农业和二三产业的分别为16882万人和9351万人，外出在城镇务工的劳动力为17658万人。也就是说总就业中59.28%是低教育水平、低人力资本、低技术和低技能劳动力，如果未来产品和服务大量地由智能和无人技术生产，一是可能替代这些劳动力造成更多的失业，二是这些劳动力与自动化生产无关，三是近60%的劳动力不能参与初次生产并获得初次分配。结果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可能更加不足，造成生产更加过剩，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会持续下行。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还是需要人口流动、体制、土地、房屋等体制改革，使60%的劳动力还能够从就业和财富溢值获得收入，增强这52%人口的消费能力。改革还需要将土地使用财产权和土地发展权交给农民。还有目前财政民生支出占GDP比率7.7%太低，国际上我们这种发展水平的国家为20%，改革财政支出体制，需要将其到2035年提高至这一水平，从而把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例30%提高到45%。发展从投资积累上项目为主转变到就业居民收入消费为主，从投资建设偏好型发展模式，转型为民生消费型发展模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