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一放出来就炸裂了，这个松绑绝对是件大事

这绝对是一件大事。

最近上海印发了《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考核评价及尽职免责试行办法》，名字很冗长，但背后的事情很关键，就是要解决国资 “不敢投”“不愿投”的问题 。

文件一出来，市场很炸裂。

要知道，国资创投现在 已经接棒美元基金成为了风投市场上的主力 。

但我们之前常说，国资去搞风投是存在天然劣势的： 国有资产稳健保值要求和被投项目的高风险性 之间的矛盾。

我们可以把这个具象化为 “三道大关”来解释：

第一道关卡就是考核 。 一只创投新基金从设立当年就开始进行考核，如果资金来源于财政，那么资金 就不能闲置，必须尽快投出 去。每一年，地方政府都会把来自上级的考核分解到对国资创投的考核中去，只有每年拿出业绩数据，才能为国资整体考核打上一个“优”。

第二道关卡是审计 。 如果被投项目和国资基金产生亏损，那么不管是 巡回审计还是离任审计都会成为难以逾越的一道大关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是审计工作的 最低标准 ，而如果当年 不赚钱就算亏损 ，按照这个标准， 每年都得有增长才能“过关” ，但对于风投来说，又怎么可能每年都有稳定增长的盈利？

第三道关卡则是问责 。 当被投项目是科技等成长性企业时，进度往往会 偏慢，国资创投负责人此时往往会受到来自多方的问责，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问责：都投资多长时间了？收益多少？能贡献多少税收？能产生多少GDP？能解决多少当地就业？另一边则是来自 垂直国资部门的问责：说明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为何没有如期实现投资目标？而哪一方的问责 都足以结束政治生涯 。

但风险投资之所以叫风险投资，正是由于其“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国资基金的 低风险偏好迎面撞上创投市场的高风险性，自然会跑歪 。

最经典的表现就是：

不愿投、不敢投、不想投。

道理很简单，不投就不会错，躺平总比乱动好。

但事实情况已经不容这种 逻辑 再继续存在：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产业转型，外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中国必须培育出更多先进的制造企业、科技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突破科技的瓶颈。

而培育这些高新技术企业， 传统的银行融资模式已经无法奏效，必须要依靠创投、依靠风投、依靠市场化的股权融资模式 。

所以，当前必须花大力气打破 “不愿投、不敢投、不想投”的思想桎梏，从制度体制上给国资风投松绑。

我们拿常识来看这件事，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搞风投就像炒股，哪有人炒股能稳赚不赔的呢？如果硬要给国资套上紧箍， 要求必须挣钱， 而且是每日都要挣钱，每月都要稳赚，而且万一炒股失败就要追责， 甚至是终身追责 ，那么“操盘手”的最优选择， 要么就是不炒，要么就是去搞内幕交易、搞套利 。

不管是哪种，都不利于整体创投的发展， 这个机制根本就无法运作。

所以，邓公当年为什么一直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因为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让死规矩把大活人给憋死 。我只想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好在，现在各地都开始转弯了：

我们看看上海的 文件提出来 的 5种具体免责的情形：

1，基金效益 良好或完成整体目标 ，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不良影响，但少数项目出现风险或损失。 （ 意思是看整体，整体挣钱，少数项目亏钱没关系，因为根本做不到投啥都挣钱 ）

2，落实国家或本市重大战略项目，按照相关要求推进， 完成功能作用和战略任务， 出现风险或损失。 （ 意思是，按照国家要求投的战略项目，亏了没关系，这本来就是完成战略任务，肯定不能追个人责任 ）

3， 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或承担备选技术路线的项目 ，出现风险或损失。（ 这一条最关键，这是真正的鼓励国资投创新型企业 ）

4，因 国内外政策环境、技术规则重大变化 ，出现风险或损失。 （ 比如投了之前投了教培，因为国家政策变化赔钱了，不追责 ）

5，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风险或损失。 （ 这个可就多了，比如创始人出了意外之类 ）

不仅仅是上海，各地都在发力：

7月，成都将政策性基金的容亏率放宽到30%到80%进行设置，市场化基金的容亏率设置为20%， 轰动一时 。

8月，广东明确提出，国有创投的考核中“ 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

此后湖北也出台了《湖北省国有企业容错免责事项清单（2024年版）》，规定包括政策调整和市场波动、初创企业风险控制、科研成果转化损失等 10种情形可以予以免责 。

还有深圳发布 “三年创投方案” ，首次提出 “大胆资本”，呼吁支持国资基金大胆试错。

这件事，改起来确实不容易，但正因为很关键，所以多不容易也要改。

毕竟关乎国运。 

谁都感受到了，世界正在 发生巨变 。洪流之下， 趋势就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