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生活的经济学8问

活着就是为了“去码头弄点薯条”，这句话是躺平青年的口头禅和座右铭。但其实，它也可以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人类整点薯条终究不像海鸥那样轻松，那么每一袋薯条需要用多久的工作时长去交换，就成了幸福生活的尺度。

^{图片来源：[加]乔舒亚•巴克曼，《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当经济学家们用复杂公式筑起高墙时，查尔斯·惠伦在《赤裸裸的经济学》一书中彻底撕掉了学科"沉闷"的标签——超市牛奶涨价背后是供需博弈，跳槽抉择藏着机会成本，连奶茶店第二杯半价都是价格歧视的实战案例。

从日常消费到全球议题，《赤裸裸的经济学》帮助读者构建完整的经济认知框架，把经济学转化为可感知、可应用的生活经验与智慧。如书中用 “家庭主妇家务劳动不计入 GDP” 说明传统经济指标对非市场价值的忽视， 普及经济学常识的同时引发读者对“包容性增长”的深入思考。

这是一本不会让人昏昏入睡的经济学通识作品，剥光“沉闷的外衣”，赤裸裸的经济学反而呈现出无穷的趣味。全新修订版还包含了对诸如自动化、贸易、收入不平等以及美国不断攀升的债务等热门话题的精准评析。

“生活是有取舍的，这就是经济学。“ 安利给所有曾被经济学劝退的聪明人！

^{*以下内容摘自《赤裸裸的经济学》（全新修订版）}

^{*以下图片均来自网络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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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改善不完美的世界。不过，归根结底，经济学只能提供一套工具。我们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经济学并不能预定未来的图景，就如同物理定律并不能使探月之旅成为必然一样。

当约翰·K.肯尼迪宣告美国将把人类送上月球时，他并没有改变物理定律，他只是设定了一个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如果要最为充分地利用这些工具，就应该思考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必须决定哪些是优先事项，我们愿意做出何种权衡，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结果。用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的话来说，我们必须首先定义什么是“美好生活”，然后利用经济学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以下 8 个关于 2050 年生活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并非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警示我们，今日做出的决策将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一、需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赚到购买一条面包所需的钱？

这是生产率问题。从物质角度看，这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其他一切，包括制度、产权、投资、人力资本，大体上都是实现提升物质生活水平这一目标（以及其他目标）的途径。如果未来 40 年生产率水平每年增长 1％，那么到 2050 年，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约 50％。如果生产率水平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那么我们的生活水平到 2050 年将提高一倍多——前提是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努力工作。

事实上，这一讨论进而引出了一个我认为更为有趣的附属问题：多有钱才算富足？美国人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众更为富裕，美国人也更努力工作，休假更少，退休更晚。这种情况会改变吗？

劳动经济学中有一种说法，叫作“后弯劳动供给曲线”。随着工资的增长，人们的工作时间会越来越长，然而到达某一临界点后，人们就会开始减少工作时间。此时，时间的价值开始超越金钱。经济学家只是不太确定这条曲线从何处开始向后弯曲，以及弯曲的幅度有多大。

生产力的提升给了人们选择。人们可以维持原有的工作强度，生产更多的产品；人们也可以减少工作保持原来的产量；或者在两者间取得某种平衡。假设美国人的生产力继续稳步提高，到 2050 年，美国人是否会选择每周工作 60 小时，并因此（从物质意义上来说）过上富裕的生活？还是在某个时刻美国人决定每周仅工作 25 个小时，然后在公园聆听古典音乐，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我曾与一位大型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经理共进晚餐，他坚信美国人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工作太辛苦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并不打算减少工作量，而是计划投资生产休闲产品的公司。

二、有多少人睡在瓦克大道？

这是一个关于蛋糕分配的问题。2000 年，《经济学人》委任我撰写一篇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报道。当时，经济仍在蓬勃发展，我想找到某种方式来展现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就在办公楼的大门外，我找到了灵感：

漫步在芝加哥的瓦克大道，你能立刻感受到美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年轻的专业人士大步流星，边走边对着手机大声发号施令。人流如织，购物者纷纷涌入密歇根大道上的高档店铺。远方的地平线上一座巍峨的新建豪华公寓拔地而起，公寓周遭塔吊林立。目之所及，一切都充满了活力，闪耀着光芒，呈现出一派繁荣。

然而，瓦克大道也有不那么迷人的一面，那就是大道的下方。下瓦克道是一条地下服务道路，与上方靓丽的瓦克大道并行，专供货运车辆在城市腹地穿梭。这里也是这座城市的无家可归者最喜欢的避难所，他们中的许多人以纸板为壁，在水泥柱间搭起栖身之所。上面的璀璨世界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也基本不会想到他们。瓦克大道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人愿意向最需要关怀的群体承诺什么？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美国，另一端是更具家长制色彩的欧洲经济体，比如法国和瑞典。欧洲的市场经济比较温和，但这是以付出一定代价为前提的。

欧洲国家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普遍更大，保障体系也更牢固。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优渥的社会福利，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从多个维度塑造了一个更具同情心的社会。欧洲的贫困率，尤其是儿童贫困率，远远低于美国。其收入不平等水平也较低。

不过，这种制度也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创新和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步伐放缓。劳动力与繁重的强制性福利挂钩，结果导致雇工成本高昂。由于不能轻易解雇员工，企业在聘用他们时就更谨慎。与此同时，丰厚的失业和福利待遇也降低了劳动者接受工作邀约的积极性。结果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在经济常态下，欧洲的失业率常常远超美国，尤其是青年失业率。

美国的体系孕育了一个更富裕、更有活力、更具创业精神的经济体，但是它也更残酷，更不平等。这种制度有利于做大经济蛋糕，并允许胜利者享有丰厚的份额。相比之下，欧洲的体系更能保证每个人至少分到一些蛋糕。市场经济的模式多种多样。人们会选择哪一种呢？

三、人们是否会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利用市场来解决社会问题？

要做成一件事，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给相关人士一个想要做成此事的理由。我们对此都点头认可，仿佛这是世间最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我们制定的政策却往往背道而驰。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整个公立学校系统，仍然没有真正做到在学生表现出色时奖励教师和校长。美国人口口声声说教育很重要，但却设置重重障碍，使得有才之人难以便捷、快速地成为教师。在工资上，优秀教师与表现平平的教师并无显著差异。

如果激励措施得当，我们就可以利用市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罕见病为例。患重病很糟糕，如果再加上“罕见”二字，那么这严峻程度可想而知。曾几何时，大约有 5 000 种疾病因极为罕见而被制药企业边缘化，因为即使研发出治疗药物，企业也没有希望收回研发成本。

1983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孤儿药法案》，旨在通过激励措施提高研发此类药物的利润：提供研究资助，减免税收，并赋予罕见病的治疗药物——所谓的“孤儿药”——为期 7 年的独家销售和定价权。在该法案颁布前 10 年，只有不到 10 种孤儿药上市。自该法案颁布以来，已有大约 200 种此类药物得以问世。

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否则它们就不是社会问题了）。但是，如果人们设计出包含适当激励机制的方案，那么解决问题的过程会是自然而然的。

四、2050 年还会有商业广场吗？

没有任何规定说，人们必须接受市场抛给我们的一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对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和翁布里亚大区的美景（“银色的橄榄树林、向日葵田、葡萄园、石屋和谷仓”）表达了敬意，并感叹在一个农业企业化的时代，这样的小农场并不经济。尽管如此，刘易斯认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应该保护这些农场。他写道：“意大利向我们证明，生活——文明的生活——比无序的市场竞争更重要。人性、文化、美学和社区的价值，或许偏离了市场理论的无情逻辑。”经济学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错了。

人们完全可以建立共识，共同保护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某种在审美上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即使这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更贵的食物或更慢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学家和刘易斯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收入最大化。有时，效用意味着保护一片橄榄林或一座古老的葡萄园——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的样子。随着我们越来越富有，我们往往更愿意把美学价值置于金钱利益之上。

在提出这一点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首先，我们必须始终明确干预市场的代价，无论这些代价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要知道干预的结果与不要干预的市场状态的差异，以及由谁来承担这些后果。

其次，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成本是不是大多落在最大受益者的身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确保某个群体（比如那些认为商业广场区不甚美观的人）不会利用政治和监管程序，将自己的审美偏好强加给另一个群体（那些拥有商业广场产权以及钟情于廉价便捷购物体验的人）。

五、我们真的搞明白货币政策了吗？

早在 2002 年，我就在本书第一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以下是部分答案：“日本经济——20 世纪 80 年代的奇迹——仍然顽固地抵制传统的货币和财政解决方案，这引发了《华尔街日报》所称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辩论之一’。 类似的事情可能在美国这里上演吗？”

答案是肯定的，类似的情况从 2007 年开始出现。这并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这确实证明，美国尚未征服经济周期（那种引发周期性衰退的经济起伏）。美国以为自己已经将其掌控，但金融危机差点儿让美国偏离既定轨道，其间无数无辜者深受其害。

金融危机无疑揭示了美国在监管方面面临的严峻考验。如何有效管控相互依存的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严厉而清晰：犯下重大错误的企业理应被市场淘汰。在雷曼兄弟的案例中，美国遵循了这一原则，却几乎令整个经济体系随之坠入深渊。

现实世界中的金融架构远比教科书里的模型复杂，它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而是如同一群登山者共同被拴在悬崖边缘。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在惩戒不当行为的同时，避免集体坠入深渊？更宏观地看，美国能否找到良策，以平滑全球经济的荣枯周期，减轻其剧烈波动的影响？

六、30年后，“非洲老虎”一词指的是野生动物，还是实现成功发展的非洲国家？

你可以试着找一个八九岁的孩童，向他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很多人过着舒适甚至奢侈的生活，地球上其他地方却有数百万人饿死，数十亿人勉强糊口。在某个时刻，你会发现很难甚至无法做出解释。显然，我们没有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我们也没有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但我们并没有放弃。

到 2050 年，全球贫困人口会明显减少吗？答案并非显而易见。我们可以想象东亚的情景，各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便实现转型。我们也可以想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景，那里的国家几十年来步履蹒跚，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前者将引领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和苦难，后者则

不会。

当我们问及 30 年后贫困国家是否仍然会贫穷时，这个问题显得遥远而抽象，似乎答案将由未来的星象排列决定。不过，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拆解一下。当我们询问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区别时，全球贫困问题就 显得易于解决了。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建立并维持市场经济制度吗？

它们是否会发展出口产业，以摆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枷锁，美国是否会向发展中国家产品开放其巨大的市场？

富裕国家会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源来防治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特别是艾滋病吗？

在印度农村出生的女婴，其家庭会有动力为她的人力资本投资吗？

七、美国的财政状况能否恢复正常？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欠中国超过一万亿美元。过去 10 年来，美国不得不大举借债来填补支出。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并开始申请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美国政府将面临更加沉重的社会支出压力。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犹如昙花一现，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似乎仍将面临庞大的国防预算。

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耗；在税收减少的同时，美国政府支出却在增加。经济复苏本应是财政恢复正常的良机，但美国却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这让美国本已庞大的国债又增加了约一万亿美元。数学就是数学。我看到的每一项合理计算都表明，美国的财政之路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美国该怎么办呢？美国社会对高税率的态度已经不仅是不满，而是明显的敌视。如果美国愿意将政府规模缩减到美国能够负担得起的程度，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但是，美国至今尚未迈出这一步。

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展望未来，美国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资金，确保国家财政足以：（1）覆盖美国人选择建立的政府的支出（美国人当前未能充分做到这一点）；（2）支付过去累积债务的利息；（3）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高昂福利承诺产生的新增开支。

这需要严肃的政治领导力，需要美国人认识到维持现状不是一种选择。西蒙·约翰逊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指出：“无论是对个人、企业还是对国家而言，过度借贷的结果都很糟糕。”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有三方大举借贷：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迄今为止，有两方已经为高杠杆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么，是否还会有灾难降临？

八、专制或寡头国家能否跻身世界富裕国家行列？

甚至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还是说政治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我提出的，而是源自 2011 年《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人们的假设是两种制度已经崛起：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

人们认为，这两种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一种保障了民众的自由，另一种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劳动力和信息自由流通基础上的经济制度。

这几个问题只是我个人的思考，我希望此刻的你，心中已萌生出更多的问题。

经济学的非凡之处在于，一旦你接触到这些重要思想，你就会发现它们无处不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学基础课程课堂上，学生们常常要忍受沉闷晦涩的讲座，殊不知经济学现象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断上演。

经济学为我们洞悉财富、贫困、性别关系、环境、歧视、政治提供了深刻见解——而这些领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样一门学科怎能不引人入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