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出海，中国企业如何从“走出去”到“扎下去”？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尤其在对外投资领域，企业数量和投资金额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及经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然而，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断深入，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复杂。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除了要面对不同国家市场环境的差异，还必须克服文化冲突、法律风险、人才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企业出海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并为未来“一带一路”阶段的出海模式提供指导，本课题组对97家出海企业进行了深入访谈调研。调研对象涵盖央国企、民营企业等多种类型企业，并覆盖了多个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消费品等领域，旨在归纳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具体困难。研究还展望了“一带一路”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和方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持续成功提供借鉴，并为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中国企业出海大趋势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企业数量与投资金额持续增长。截至2023年底，中国共有3.1万家境内企业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8万家，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接近9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境内涉及海外业务的企业已经高达9.6万家。到2024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球合作网络不断拓展。中国企业通过这一倡议，积极走出国门，将技术、产品和服务带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1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以1537亿美元的规模首次位居全球首位，较上年增长幅度达12.3%。从全球份额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从2012年的6.3%逐年攀升，至2020年已占据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20.2%），这一增长轨迹显著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的驱动作用。以2023年中国对东盟地区的投资为例，制造业仍然是中国企业最主要的投资领域，相关投资占中国对东盟总投资的32.4%。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向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引领着中国企业在东盟各国的投资持续提升。紧随其后的是批发和零售业，相关投资占投资额的17%，体现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尤其是在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强大竞争力（见表3—1）。此外，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与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上，中国企业的布局愈加广泛。再以非洲为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逐年增加，虽然流量不大，2023年的投资仅占总投资流量的2.2%，但同比增速是“一带一路”区域中最快的（118.8%）。

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投资方式的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绿地投资和海外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投资方式，占比分别为46.4%和32.3%（图3—1）。绿地投资，即直接在海外建立新的生产或服务设施，不仅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扎根，而且在多个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投资方式通常需要企业在目标市场进行长期的战略布局，并且能够控制更大程度的业务运营，确保符合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技术、品牌和市场控制的需求。与此同时，海外并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海外并购成了企业扩展海外市场份额、获取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资源的重要途径。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单纯依赖新建项目的绿地投资已无法完全满足企业全球扩张的速度需求。通过并购，中国企业不仅能够迅速获取所需的市场份额，还能利用并购对象的资源和品牌优势，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此外，海外并购还能有效避开某些市场进入壁垒，特别是在一些需要较高技术或品牌影响力的行业中，收购当地知名企业往往是迅速切入市场并增强竞争力的捷径。除了绿地投资和并购，持有海外股份或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达16.5%。通过购买海外企业的股份或金融产品，中国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参与全球经济中许多新兴行业和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消费品等领域。这种投资方式不仅能帮助企业多元化其海外投资组合，还能够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资源获取能力。尽管该投资方式的占比较小，但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逐渐开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更为灵活和高效的扩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以国有企业为主逐步转向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后者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到2023年底，私营企业的数量达到10672家，占比为34.7%（见表3—2）。在企业投资存量方面，2006年国有企业占比高达81%，但到了2023年，国有企业的占比已降至52.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存量占比从2006年的19%激增至2023年的47.8%，几乎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存量占比持平（见图3—2）。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快速扩张，尤其是在消费品、电子商务和高科技领域。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但企业的出海意愿仍持续高涨。根据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48.6%的企业持乐观态度（图3—3），支持对外投资的企业比例也从2021年的22.8%上升至2023年的49.1%（图3—4）。报告还显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成为

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选择比例为66.9%，欧盟紧随其后，占比为10.8%。基于中国企业对出海持积极乐观态度，未来很有可能将有更多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进一步加大国际化步伐。

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法律法规、当地人才问题以及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并加强风险控制，成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尽管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越来越快，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但通过不断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提升创新能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并有效利用“一带一路”政策，企业可以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化发展。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为了全面探讨中国企业的海外经验，课题组从2024年6月至2024年12月共选取了97家企业作为调研对象。这些企业涵盖了不同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消费品、服务业等领域。选择这些企业的原因是，它们在进入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涵盖了从大型国有企业到中小型私营企业的不同类型和规模。调研对象还包括一些新兴创业型企业，它们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创新力量，尤其是在高科技和互联网领域。通过对这些企业的访谈，我们从多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出海的成功模式和面临的具体困难。访谈对象主要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负责国际化战略、海外市场拓展及运营管理的负责人。访谈围绕企业出海的动因、面临的挑战、应对策略、成功经验与教训，以及在海外市场的成果展开。除了企业访谈，本研究还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并分析一些典型中国企业的出海案例，进一步补充访谈数据。为了使数据更加完整和准确，本研究还利用了相关的二手数据，包括政府发布的报告、行业研究分析、企业年报和公共数据等。

对中国企业出海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出成功的商业模式，还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帮其避免在海外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风险与挑战。这一研究对于加速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推动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环境优化具有现实意义，可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更加稳固的地位。

困难和挑战

中国企业的出海浪潮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增长，更体现为质量上的提升。然而，新一轮出海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一些挑战，这不仅需要中国企业对全球化机遇的敏锐把握，更需要中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有力支持。大部分企业提到的困难与挑战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人身安全的挑战。大部分企业表示政治风险是其在做国别选择的时候重点考虑的因素。然而，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不确定性较大，国家比较动荡，政府高层的更迭使得业务和投资没有足够的保障，人员一旦变更，就可能推翻之前的谈判结果；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带来的人身安全、恐怖袭击等问题也阻碍了其业务在当地的正常拓展。例如巴基斯坦的爆炸案导致中方几名工程师身亡，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促使一些中国公司收缩了对巴业务战略。事实上，外交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扩展“一带一路”业务的决策至关重要。有企业表示，和某国政府洽谈火力发电项目，接近成功之际，当地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签了协议不能做火电站，之前谈的所有项目自动作废，全部停掉。另有企业表示，双边政府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影响很大，在对华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企业几乎接不到政府项目，公然被歧视，拿不到任何标的。由此可见，建立和当地政府正常的沟通机制，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至关重要。

法律法规和税务合规的复杂度高，挑战大。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规有很大差异，企业需要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并确保合规。已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跨越不同国家的法律环境，企业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和各国法律，以规避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王巧荣，2023）。例如，欧盟的数据保护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企业的数据处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欧洲对隐私的看法不同于国内的惯性思维，二者有较突出的差异点。参考GDPR在欧盟范围的判罚案例，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企业缺乏保障信息安全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尤其当出现数据泄露时，若收到用户投诉并且未能及时采取应有的基本措施，企业将很容易受到处罚。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使出海企业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对待隐私保护的态度，例如，中西方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差异，中东国家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内容管理的机制与多数国家都不一样。同时，出海企业面临高合规风险、强管制和严格制裁。许多国家对外资企业的并购和市场行为进行严格的反垄断审查。例如，美国和欧盟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进行严格监管。一些国家对环保要求严格，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需要遵守当地的环境保护法规。这可能增加项目的成本和复杂性。各国的贸易政策和制裁措施可能对企业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了严厉的出口管制和制裁。调研发现，属地国往往存在对中国投资企业“区别对待”的问题。近40%接受访谈的中国企业反馈，它们都经历过被无端查税和追税，对于变动和随机的税收政策深感无奈，且与税收相关的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非常严重，这让中国企业苦不堪言。最后，出海企业面临较高的贸易保护相关政策风险。伴随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中美竞争导致美方意与中方“脱钩断链”，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由打压，部分出口至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商品经常会遭遇贸易审查、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影响中国出海企业正常经营。出海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监管挑战，这加剧了中国企业出海的风险。

出海企业融资难，资金回流受阻。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面临较高的借贷成本。海外市场融资成本高，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大，以及企业在海外缺乏信用记录和抵押物。根据《2023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在境外融资成本上升、境内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的情况下，境内对境外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净流出744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9%。境外融资成本上升也导致关联企业债务偿还增多。课题组调研发现，出于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考量和偿还能力风险的控制，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中国企业授信额度审批更加严苛。“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verseas China-founded Enterprise and Employees Survey，OCEES）结果显示，许多中小型企业因企业规模和融资信息缺失而不得不暂缓融资计划或寻求其他不适合自身的融资渠道，承担了难以预估的资金风险。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渠道受限。课题组访谈发现，一些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偏向于接受国内企业的资金申请，忽视中国企业的融资诉求，而国内金融机构和银行也没有合适的金融服务。相关研究也发现，中国企业出海开展投资，现有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以各种形式的贷款为主，直接融资量很小。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在海外盈利后资金汇款到国内受阻。课题组访谈发现，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除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复杂的审批流程，有些国家还不允许企业的利润汇款到国内。如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明确规定盈利要留在投资国，需要缴纳高昂的资本利得税（25%~35%）才能将盈利带回本国。另外有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没有足够的美元支付时，不得不采取用实物（如芝麻、钢铁、牛肉等）低买高卖的方式进行结算，也给中国出海企业造成了较大的麻烦和经营风险。

忽视文化差异可能带来较大的文化冲突，出海企业面临较大的跨文化管理挑战。《全球人力资源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87%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文化管理很重要，54%认为非常重要。2022年TikTok英国部门发生大规模离职事件，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忽略了当地员工不提倡加班的工作模式，发表了和当地劳动法相悖的产假相关言论，导致公司对当地员工的管理失能，从而在文化上受到了海外员工的排斥。我们访谈的企业普遍反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外籍员工不了解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导致沟通障碍、误解甚至冲突，这不仅影响团队协作，还对企业的国际形象和业务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很多企业表示，在海外市场中未能有效实现本地化管理，导致与当地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度低，影响了业务的可持续发展。Atlas与HRflag联合发布的《2023企业出海白皮书》也显示，海外人才的本地化运营是中国企业出海进程中的主要人才招聘挑战之一。中国出海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往往面临着是否培训本地员工的抉择。超过65%的受访企业主反映，他们对于投资培训本地员工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是企业担心在培训上的投资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特别是当培训后的员工很快离职时，企业会感觉投资打了水漂。

人才短缺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拓展中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由于中国外派员工成本逐年上升，中方人员长期驻外意愿降低，国内人才供给难度增加。我们采访的出海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反馈，它们在海外经营过程中，受限于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缺乏，企业难以在海外市场中有效展开运营和竞争。OCEES数据也显示，超过六成出海企业认为很难招聘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尤为突出。另外，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着缺少技术工人的困境。我们对184家海外制造业企业的问卷数据显示，接近50%的企业面临着生产线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并有企业表示，懂业务、懂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而人才的短缺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降低。

中国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带来利润空间的压缩。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由于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主要依靠价格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由于缺乏对国际商业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的充分了解，有的企业在竞争中采取了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如过度降低价格以赢得合同。同时，受短期利益和业绩考核的驱动，有的企业忽视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建设。调研结果显示，所有受访企业普遍感受到行业内部竞争加剧和恶意降价行为日益严重。在肯尼亚，我们了解到数家中国企业在铁路、公路等项目的竞标中，频繁通过降低价格来赢得项目。恶意降价不仅会带来交付质量低下的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国际声誉受损。

中国出海企业品牌与ESG意识淡漠。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过去主要关注快速扩张、盈利和市场份额，而对ESG领域关注较少。这种优先级往往意味着企业将资源集中在经济效益和规模扩展上，忽视了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过程中对属地国家可能产生的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治理问题，这就造成了中国企业的短期投资目标与当地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不一致。中国企业忽视与当地人民、社区、工会和政府的关系时，就会造成公共关系的压力，从而导致项目缺乏支持，企业声誉扫地，严重时还会引起外交事故。ESG理念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较晚，尽管近年来ESG意识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中国企业的ESG标准和实践水平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还有差距。在企业文化方面，很多中国企业仍然以成本控制和盈利最大化为核心目标，ESG的概念并没有完全融入企业战略和运营管理。因此，在走向海外市场时，这种缺乏ESG意识的文化也被带到了新的市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应建立一个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在宗旨、目标和行动等方面与“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原则相一致（史巍娜，2023）。通过这种方式，企业不仅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高标准要求，还能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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